新闻文本之外：严景耀与新华银行的若干往事

【编者按】社会学家严景耀（1905-1976）是中国犯罪学、监狱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于1924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犯罪学，曾在假期志愿入京师第一监狱尝“铁窗生活”，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6年至1943年，他从北平搬到上海，出任提篮桥监狱的助理典狱长，同时致力于研究儿童犯罪问题。1947年，严景耀重返学界，先后出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政治系的教授，1952年参与了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建。1973年调任至北京大学，担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在严景耀作为学者的一生中，有一段与其专业完全不相关的经历很少被提及，即1940年代在上海新华银行的一段经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人逐步控制了严景耀供职的提篮桥监狱，不愿在日本人治下工作的想法、住宿在监狱的不便以及经济收入上的困窘促使他做出离职的决定。银行界的朋友向严景耀伸出了橄榄枝。1943年7月至1947年3月，严景耀供职于上海新华银行，先后担任总务秘书、代总秘书、人事室经理兼总务室经理等职务，从一个大学的教授、一个监狱的助理典狱长转而变为一个银行的中层干部。在新华银行，于严景耀是权宜之计，为稻粱谋，但依然很认真，不“苟且”。然而在大部分述写严景耀生平的文字中，这一段都付之阙如。本文作者在史料爬梳的过程中偶然找到严景耀在新华银行工作的痕迹，拣出成文，为充实这一传奇人物的人生经历填补一段空白。

严景耀

但凡名人，存世的公开信息往往不少，譬如生平、传记、纪实文章等等，他们大多是富于新闻文本的人。严景耀，著名社会学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建人之一，也不例外。不过，笔者最近在阅读新华银行史料时，偶然发现严景耀1940年代供职该行时的若干往事，或许应该归入新闻文本之外的记载了。

同人眼中的严经理

1943年7月14日，严景耀离开了工作近七年的上海工部局监狱，开始供职于新华银行，担任总务处秘书。同年11月，他又被任命为代理总秘书，其地位仅次于副总经理，职责涵盖了人事、总务、文书等诸多方面。其中，人事工作，包括人员招聘、录用、考绩、调度、福利、培训等；文书工作，则主要涉及往来信件的批复，这种信函均需发送业务部门批注，然后由文书部门具体办理；事务工作，则涉及工友管理、房屋安排、开支管理等。1946年11月起，人事室从总务处分设后，他担任了总行人事室经理兼总务室经理。

1943年春起，严景耀和雷洁琼一直住在法租界格罗希路（今延庆路）30号。先后担任新华银行总行文书股长、襄理的杜兰亭，亦是沪上著名诗家，住在与此地相距不远的亨利路（今新乐路）。1947年春严景耀离开新华银行之际，杜兰亭撰写了《送别严经理》一文，信息量颇为丰富。

对严景耀夫妇的业余生活，他的观察颇为细致：

日初落，严经理恒偕其夫人赴俄文学校攻读，挟书同行，步履轻矫，如学校中人，途必经亨利路，余于窗间恒窥见之，自维朽散，未敢久窥，久窥则令余惭。

杜兰亭记述到，自己有一次患病休息，严景耀特地来住处探望，“斗室狭隘，药气郁蒸，慰勉拳拳，心神为开，病亦寻愈。”杜兰亭还记录了某次应邀去严景耀家中做客的感受：

假日，偶奉访于其寓楼，楼三层，严经理居最高，图书精洁，几案整然，推窗则白云青天，不闻市声，真著书之胜地，静修之佳境。客至剧谈，严夫人亦往往有高论，使人自忘为客。

以下这段，杜兰亭记录了严景耀、雷洁琼夫妇每日早晨乘电车上班的情景：

时难，严经理出无车，严夫人执教大学，晨必同以电车行，恶其挤则竞为早起。余时方愤而步行，途修费时，且惫甚，故数日必一乘车，乘车则恒遇严经理夫妇，站台风萧，执报纸且阅且谈，相见欢然，车来奋臂而登，则又互谓有神勇也。

“时难”，仅仅两个字，透出了世道的艰辛。一个银行高管，一个大学教授，每天上班为避免电车拥挤而不得不早起，站在风萧萧的站台“执报纸且阅且谈”，“车来奋臂而登，则又互谓有神勇也”，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当然，在杜兰亭的心目中留下更深印象的，还是严景耀的为人处世方式。一是平时的严于律己与宽以待人：“严经理律己严，于同人甚恕，从无疾言厉色，即至严肃事，亦以谈笑片言解之，同人化焉，欣欣然多生气。”二是在时局动荡时的从容淡定：“（抗战）胜利前夕，危言四起，物贵命贱，人心惶惑，严经理日为剖析大势，诫以沉着，同人悦服，鲜有他志。”

严景耀在新华银行工作了将近四年。1947年3月，严景耀重返燕京大学之前，邀集总行总务室、人事室诸同仁话别，“勉以注意小节，谆谆然家人父子不啻也，一一握手而别，泪光莹然”。对此，杜兰亭深有感慨：“严经理与吾辈居，忽忽四年，一旦相失，固有不能自已者，然而燕赵古称多悲歌慷慨之士，严经理此去，必有得也，其为失者，惟在我辈。”

在离沪北上的轮船上，严景耀写下了《感》一文。他在文章开头写道：“当我与同仁握别以后，走出新华大门的时候，真是万感交集，心乱如麻，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他写道：“我亲身经历过好几个机关，同时经过朋友亲戚的关系，也与不少机关发生过接触，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一个机关，能像新华同仁上下一致和衷共济的。我觉得我最留恋的就是我三四年来日常感受到的新华精神。”他认为，新华精神是全行同仁日常集体工作与集体生活的表现。他说，“我常常很骄傲地告诉朋友我在新华服务，也就因为我是新华集体的一份子，新华的光荣，也得反映在个人身上。”

他举了几个具体例子：一是考勤，“行里虽有考勤簿，但决没有限时收去，给迟到的同仁一种难堪与责罚，而新华的同仁很少迟到的，这是同仁责任心的自动表现。”二是人员调度，“当业务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我往往因为人事不能预先调度得宜，对同仁表示歉意，而同仁很少有怨言的，反而觉得业务发达，兴致更高了。”他认为，“这种以行务为前提，以事业为前提，以公众利益为前提，而忘却自己小我的精神，就是我们最宝贵的新华精神。”他强调：“这种精神，不是少数人的一时提创，或叫几声口号，就可达到的，这是历年以来的集体创作，是大家刻苦努力的成绩，其难能可贵、值得留恋爱护的也就在此。”

他还特别提出，“我最佩服的作风，就是新华当局的作风”。他举例说，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要介绍职员进行时，与普通行员介绍，毫无两样，如人事室一有疑问，即不许录用。他还认为，上下职员，特别是最高的几位当局，在银行向不透支，也只有新华能做得到。“不但如此，而且为银行业务的一切应酬，都不肯开公账，都要作为私人开支。这种情形，也只有新华独有的。”

在文中，他也谈到了工作中的遗憾：“老使我以前觉得内心歉仄的，就是我们还有极少数的同事，因为行为不检而脱离新华的，这不独是他们个人有缺点，不能与新华精神打成一片；这是我们同仁通力合作的程度不够，不能使这种同事也充分得到新华精神的同化，而被牺牲了。”他指出：“我们往往等同事发生问题离行以后，大家才指出他的问题来，我想与其事后批评与嘲笑，不如事前规劝与同化。”

此文在行刊《新语》发表后，在同人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有同人说：“严先生过去在我们行中确是一位有力份子，正像一座庞大的机器中一个重要的部门，这个位置太不容易为人代替了。”还特别指出：“所谓知人用人的人，较普通的一个人才更难得。古代战争时，调兵遣将都是雄才大略的人才可担当，以前严先生在新华处置人事问题时，都是恰到好处，这种办事能力怎不令人佩服？”

1941年严景耀、雷洁琼结为夫妇

学识与人格并重

新华银行职员中受过国内外大专以上教育的，几乎占了一半，在社会上颇有好评。但严景耀认为，仅有学历并不够。严景耀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获得过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并担任上海工部局助理狱务监督多年。对社会的深刻体验和认识，使得他尤其关注行员的学识与人格。

1946年6月19日，严景耀总秘书与徐振东经理早车到达南京，视察该行南京分行，“总秘书视察行务指示机宜之余，抽暇与每一同事个别晤谈，对生活状况、工作情形垂询綦详，态度温煦，言词恳挚，有如家人。”次日，严景耀对该行全体员工发表谈话，特别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即学识应兼求广博、人格应力求完整。

他说，“工作效率的增高，必须靠着知识经验；而知识经验的获得，当然要多读书报，多接触事物，多请益先进，随时随地都抱着多见多闻多做多想的态度。”他希望多组织类似读书会的进修组织，“如有关银行服务的专门学术也好，英文也好，书法研究也好，利用闲暇，利用环境和机会，充实丰富的知识学术。”

他认为，“知识不但求其专精，更应求其广博；换言之，一面求其深度，一面加其阔度。”他举例说，“比如做一个行员，记帐的正确，运算的敏捷，固然是基本技术，可是为了上进，决不能局限于此，更应放开眼界，从多方面观察，多方面吸收，那么你做事可以左右逢源，做人可以应付裕如，甚至思想可高人一等，谈吐文雅有味。”他还特别指出：“每位行员都希望升拔，但升拔的地位愈高，所需要的知识愈广博，所应具备的条件愈多，譬如做到经理，他会不会算记反在其次，而采用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情等知识，更为迫切，更见广阔。”

在谈到人格的修养时，他指出：“各位应该常常反省，本职需要什么学识，自己的长处在哪里，缺点在哪里，长处如何保持并发展，缺点怎样补救，每个行员的人格总得在知能、体格、情感各方面平衡发展。”

他举例说，“记得从前某机关同进两位职员，学验资历、工作表现，完全相仿，结果一人升拔了，另一人落后了，其原因呢，考核下来，评量两人的因素相同，可是落后的一位，只是缺乏人缘这一个条件。”他强调说，“人缘不过人格表现的一部分，但能影响到每个人的造就，决定成败利钝的关键。所以凡人能常常反省，体验环境，他一定能上进顺利，站在优越的地位。”

1946年8月底9月初，严景耀在该行北平分行视察时，对全体员工发表谈话。他特别阐述了新华银行人事管理方面的特质，即“纯取大公无私，无有派别”。具体而言，即“登用新人必经过面试，以合乎本行适用标准与否为取舍”；在员工升迁方面，“亦各视其成绩为依据，凡在本行服务，只须成绩优良，定予拔擢，决无埋没。”他还特别指出，“本行对于在行服务多年同人甚为看重，行员恤养规则之规定相当优厚”，因此，“后进同人鉴于旧同人待遇之优，有所希望，可以安心任事，制甚善也。”他自豪地说：“此种制度为最新银行之办法，同业中有此规定者尚不多觏。”

他希望年轻同人在工作之外须兼重修养，“不可以能记帐、打算盘，即为行员之能事已毕，遽志得意满”。他指出：“为造就全才，关于私的方面，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公的方面，银行整个之设施处理，以及社会金融之情形，均须随时加以潜修与探讨。”他强调，“对于本行先进，须多向请益”，取人之长，补我之短，“如是智识日增，经验日富，本身资格培养健全，则未来之升迁上进自可水到渠成”。

对该行的同人福利会，严景耀投入了极大的关心与帮助。

1946年5月25日，新华银行同人福利会曾在南京路194号华联同乐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七个月以后，1947年1月5日，福利会又在同一地点举行第二届大会。有同人统计，第一届大会到会人数186人，第二届大会到会人数362人。第一届大会正值初热，可是会场气氛并不热烈，大部分同人均以严肃的、不安的，甚至茫茫然的心情与会；而第二届大会虽值严冬，会场里却自始至终充满了亲切的暖意，充满了欢欣若狂的笑声。这足以说明，大家对福利会成立后取得的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在会上讲话时说，看了会上准备的福利会特刊，很感动，“尤其第一篇严先生的文章，我想各位如读过，一定也会感动的。福利会存在的意义和办事人员的种种艰难情形，可说都被那篇文章阐述无遗了。”王志莘还指出，俗谚有“一把箭易折、十把箭难断”的话，这是在说明数量增加力量增强的好处；不过也有恰巧相反的说法：“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扛水，三个和尚没水吃”，却说明着人数增多会产生推诿抵消的结果。他希望福利会要增强增大团体生活和力量，而朝着积极工作方向走。

在此次会议召开的数日前，同人福利会曾举办了一次聚餐会，总行人事室经理严景耀“适有他约临时取消”，专程参加，“与会同人感奋无已”。席间，严景耀在热烈邀请下发表谈话，勉励同人努力学习，“本行同人多来自学校，但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狭窄的专门学识，与现实的接触是很少的，一个人要求进步，还要不断的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还要受一般的和集体的教育。”

相较而言，严景耀在福利会第二次大会上的发言则很短，他说，行内的人才埋没是很可惜的，希望同人福利会要多多发掘多多发扬；希望大家团结一气，化几百人的心成为一条心，并且这一条心绝不只要替本行本会努力，更要推广开去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末了，他强调：“怎样去学习和训练为国家为社会服务，在目前已迫不及待了！而福利会正是学习和训练的最好场所。”

燕园书信

严景耀于1947年3月11日乘船离开上海，赴燕京大学执教。此后，他一直非常挂念新华银行的同人，先后寄来多封书信，其中，有三封信陆续发表在该行行刊《新语》上。

第一封信，写于1947年4月27日，主要报告回到燕京大学后的日常生活。他的描述极其细致，涉及了自身居家生活，以及燕京大学和新华银行两处的诸多文化差异，包括同事关系、邻里关系、时间概念等等，读后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此处略举数例。

对在燕京大学的居所，严景耀如此介绍：

家在燕南园，乃是平房矮屋，四面以小松为短篱，并有枫树数株，屹立在窗前。回忆在上海高居四层楼洋房屋顶，真有天壤之别。屋如木匠曲尺，形成向南向东两排，向南一排三间相通，即作为饭室与客堂，前有走廊，长约二丈，宽有六七尺，向东亦有三间，我们以一间作为卧室，中间是书房，南面一间，向东开门，并且两面有窗，我们放一只双人床，虚榻以待，留为客室。

他特别写道，“我希望母行同仁来平旅行的时候，能来燕园小住几日，这是我们给各位预备的歇息之所，屋虽矮小，但尚清净，由此赴颐和园，近在咫尺，赴西山香山，亦很方便，如能惠临，当必热诚招待。”对旧同人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

对自己的服装，他如是描述：

我在上海穿的西装，本来是很破旧的，记得本行三十周年纪念时，穿了一件整齐一点的西装，就有几位同仁，当面取笑我穿得特别，不像平常破旧了。但是一到燕京，我的旧西装就觉得有些特别了，因为此地大家穿着破旧的蓝布大褂。入国问禁，入乡问俗，不到一星期，我也换上了一件蓝布大褂与一双美国大兵皮鞋，在大庭广众之中，进退揖让，反觉得优游自在，处处入时。

在这封信的结尾，他不无幽默地写道：

现在我真觉得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佬了！从大城市里带来的习惯与美德，已经碰了不少橡皮钉子，现在已渐渐被燕园的乡村环境改化了。将来土头土脑的我，到上海来探望你们，一定未免要贻笑大方，希望那时不至于叫我从后门进去才是。

严景耀的第二封信，写于1947年7月10日，侧重报告在燕京大学的教学情况。此信开头，严景耀不失一贯的幽默：

“教授”者“叫瘦”也。应当越叫越瘦，才能适合标准。我来了一学期，瘦了八磅，以我这样一百五十余磅的体重，去了八磅，并未显出瘦来，更不能如许多瘦已露骨、炉火纯青的教授们。因此我虽中干而仍外强，内虽荏而色仍厉，与老牌教授为伍，未免自惭形胖，常觉不伦不类，自叹要吃“开口饭”，非再下苦功磨炼不可。

作为犯罪学专家，严景耀此次回到燕京大学后研究方向有了较大调整，他希望不钻牛角尖，更侧重于一些普通常识。他说，上学期教“社会学概论”，与青年们一同研究什么是社会，一面研究社会各部，如经济结构、社会组织与意识形态的各种关系，一面把各种不同的社会拿来比较，希望在粗枝大叶之间，寻出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还有一门功课是“社会变迁”，特别着重在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演变。他说，以后还希望再教些其他的普通课，如“经济与社会”“法律与社会”“教育与社会”“宗教与社会”等等，使自己与学生们能从各个角度上去看到整个的社会。

严景耀说，他要提醒学生，在他们直上专家之路的过程中，请他们回头来看一看，将来成为专家以后，如何回到普通社会里来；不论医科或工科的同学们，中国没有出息，他们休想飞黄腾达。“他们的学期论文，我总要他们写‘医生与社会’，或‘工程师与社会’之类的东西，让他们纯洁的脑袋里，多加些矛盾与苦闷，让他们多彷徨一下，让他们知道有志者事不竟成。”

第三封信相隔较久，写于1950年12月。这年秋天，严景耀曾回沪一次，并到过新华银行。有同人说，“我们看见他，虽然清瘦了些，可是精神十分饱满。那时他匆匆地率了燕大新生们北上，不能和我们多谈，我们脑海里更深刻地留下了他那一身青布人民装和一撇小胡子笑容满面的影响。”

在这封信里，他侧重报告了燕京大学师生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具体情形。

关于教员方面，他记述道：

在工会方面我们举行了几次大的讨论会，清算了美帝文化侵略的政策，同时也清算了工会会员中尤其教员中所存在的崇美思想，最后订出了几条公约，如誓以全力维护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不听“美国之音”，在各自岗位上加倍努力，在必要时准备贡献一切力量为抗美援朝而奋斗等等。

严景耀特别指出，“我们是教会学校，教员们大多是美国留学生，我们趁此机会对自己检讨一下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学生方面，严景耀说，他们利用停课的时间，一面自己加强学习，一面深入农村宣传。严景耀也随着他们分组下乡，“我与政治系社会系的同学们，到离学校十余里的树村去宣传，在树村看见土改后翻身的农民，生活改善了，老老小小没有穿破衣服的了。”

在严景耀看来，农民对大学生的看法有了巨大变化：

以前农民看不起大学生的，称他们为“洋学生”，现在农民的觉悟提高，而学生的洋气也减少了。大家有说有笑，像一家人。在农民家中每个师生都受老乡们宽待，大吃了一顿红心山芋。有的老大娘疼我们学生，还在学生口袋里，塞了几个生的红心山芋，叫同学们带回学校里去吃。怪不得同学们说下乡宣传，有很大的收获。

有一次，同学们到工厂去旁听工人们的诉苦大会，听工人们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暴行：

控诉的工人，往往声泪俱下，有的当场昏过去了。全体同学听了痛哭起来。这是小资产阶级学生的感情，第一次与工人的感情融化在一起了。而工人们控诉后，即回到工厂加紧工作，化仇恨为力量，切实展开了爱国主义生产运动，使全体参加的师生非常感动，真真觉得工人的伟大。

《新语》在编者按中称，严景耀的这封信“写得一贯地热情、生动和幽默”，不过细读之下，无论遣词造句或是思考角度，都已有了不小变化，从中或能感受到时代转折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