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只有中国人能拍”

年过七旬的方励，在其“第二职业”电影人领域，跑赢一局。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这段历史佳话。

主笔｜姜浩峰

“我们不单单是要完成一部电影，我们是要一起守护一段历史。这段历史被淹没了82年，也被日本方面否认了82年！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我们的先辈就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是参与者，是救助者。这件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来做！这部电影只有中国人能拍！”6月14日下午，距离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结束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可在发布会环节，方励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里斯本丸沉没》剧组、事件亲历者后人与观众在上海电影节进行交流。摄影/姜浩峰

从2016年启动拍摄项目至今，这位《里斯本丸沉没》的制片人兼导演，甚至还亲自出镜、进行画外音配音者，终于盼来影片的公映，终于完成了一段生命历程，或者说——方励认为，他完成了人生的重大使命。

1942年10月，1816名盟军战俘被关进日军武装运输船“里斯本丸”，从香港地区运往日本。由于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未在船上悬挂任何运送战俘的旗帜或标志，“里斯本丸”在海上平稳行驶三天后，在中国舟山东极岛海域被美军潜艇鱼雷击中。日军为防止战俘逃跑，企图把所有战俘埋葬在这片海域，而就在危急关头，却有255名舟山渔民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划船冲上去将落入水中的战俘救起。

《里斯本丸沉没》海报

方励在进行纪录片拍摄期间，走访我国香港、浙江舟山等地，更走访了英国、加拿大、日本，不仅查找到重要资料，更采访到了当年“里斯本丸”沉没以及救助事件的亲历者以及他们的后人。短短几年间，对着镜头诉说往事的亲历者丹尼斯·莫利、威廉·班尼菲尔德，以及拍摄时仍健在的唯一一位参与救助者林阿根，均已谢世。换言之，如果没有方励那一番历时8年的走访、拍摄，那么哪怕如今再有人发现这一展现中国渔民大爱的重大事件，想要去拍摄纪录片，也不可能达到如今呈现在银幕上的模样。年过七旬的方励，在其“第二职业”电影人领域，跑赢一局。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到了中英两国人民之间的这段历史佳话。

定位沉船，寻到亲历者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英国会见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时特别提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他指出：“中英两国人民在战时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中英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

当时的方励在拍摄了电影《后会无期》以后，读到了一本书——香港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英国学者托尼·班纳姆的著作《里斯本丸的沉没：英国被遗忘的战时悲剧》。这本书披露的真相令他大为震惊。他感觉到“里斯本丸沉船”是自己的认知盲点——此前从未听说过，而读后又感到深深被震撼到！原来，1942年，有这么多被日军俘虏的英军曾受到过中国渔民的救助！

导演兼制片人方励。图片由片方提供

方励到香港，找到了长居于此的托尼·班纳姆。他表示，自己想要将这个故事拍成纪录片。班纳姆当时是表示怀疑的。自他的书出版以来，不断有电影人或者自称电影人的人找上门来，也说要拍摄成片云云，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眼前这位年过六旬的中国人，自称本业是搞地球物理勘探和海洋科技的，第二职业才是拍电影。“这人靠谱吗？”班纳姆心生嘀咕。没想到方励以一个理工男的执着，不仅跟班纳姆进行了一番逻辑推理，论证这事可行，还真说干就干了。

2016年，他带领工业团队，利用先进声呐探测技术定位了沉船位置，发现了海底“里斯本丸”的残骸。“最终发现，‘里斯本丸’在海底的位置，与当年日军上报给东条英机的方位，相差36公里。”方励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原因在于当年看天空星位，以六分仪来判定位置，在技术上存在误差。可见如今的科技水平大大超越二战时期。”而在《里斯本丸沉没》影片国际策划、中国台湾地区电影学者焦雄屏看来，方励的科技专家背景，使得他成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天选之人”。

比寻找沉船残骸更困难的，毫无疑问是寻找到当事人。在舟山寻觅的尚算顺利。毕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一些电视台等媒体前来调查走访，并拍摄了一些电视片等等。且当年施救者的后人仍世世代代聚居于此。当年提供给受助者英军暂时栖身的天后宫，尽管早变身杂货店，可牌匾仍挂在墙上。方励在当地寻到了当时健在的唯一一位参与救助者林阿根，也找到了许多救助者的后人。人们纷纷说起往事。比如当年的舢板非常之小。渔民跟漂浮在海里的英军战俘说，一船只能载不多的人。英军也相当听话，有秩序地等候救助。有渔民的亲属曾经在打渔期间在海上丧生，因此他们对于救助生命表现得非常积极。而在看到有渔船前来救援时，本来赶到现场开枪向水中射击的日军不得不假模假样地也参与救助。

在英国的寻访则要艰难得多。在一些有英国军方背景的博物馆，方励找到了一些线索。但苦于找不到亲历者。他找到英国三大报，打广告，连着打，花了25万英镑，寻找亲历者。方励还走进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直播间。“你们一帮中国人，为什么跑到英国来铺天盖地打广告？”主持人如此问道。方励答：“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们中国的家门口，离我们舟山青浜岛两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渔民，我们的先辈是目击证人！是参与者，是救助者，所以这件事只能由中国人来做。”

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广告刊出后，竟然收到这样一条线索——班尼菲尔德，近百岁，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幸存者，住在加拿大。欣喜若狂的方励立即派人前往加拿大。可是第一拨人去了之后，方励却接到这样的电话：“你要有心理准备，老人不太记得往事了。”方励不信，非亲自跑到加拿大去不可。还真别说，从与老人相识，到互相打趣，慢慢地，老人打开了话匣子。“我知道怎么解开一个军人的青春记忆。”方励不无得意地说。确实，单单有关马克沁重机枪如何水冷，两人就能聊上半天。

原本，方励邀约了班尼菲尔德家的晚辈来华参加这次影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映礼。无奈班尼菲尔德家住在加拿大的腹地，来不及到温哥华办签证。家人告诉方励，采访后不久，老人离世之前，天天念叨“里斯本丸沉船”的经历。这一点，与2020年去世的丹尼斯·莫利一样。“老人家的最后时光，依然想起那段战俘岁月，也想起中国渔民的搭救。”

展现中国人的大爱

亲历者后人菲利普·格雷厄姆·班布里奇来到上海，在首映礼当日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外公杳无音信，妈妈一度无法释怀，到处打广告，询问是否有人见过她的父亲。直到她看到纪录片的粗剪版后，终于知道了父亲因为什么失去生命，这才释然。”在纪录片中，班布里奇的母亲尽管已经是一位老妪，却依然成天抱着一个黑头发的娃娃。这是她的父亲，也就是班布里奇的外公以英国军人的身份到达香港后，买到的一个“亚洲面孔的娃娃”。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他将娃娃寄回英国。女儿对这个娃娃爱不释手，也期盼父亲能履行诺言，尽快回国看她。

哪知道此后父亲就杳无音信。战后，她还曾在《远东战俘杂志》等刊物上打广告，询问父亲的消息，一度以泪洗面。那时候还是个小姑娘的她抱着娃娃留下的一张照片，与如今的她抱着同一个娃娃的镜头之对比，看了令人动容。通过方励的拍摄行动，她从幸存老兵丹尼斯·莫利口中，基本上明白了当年的状况。莫利用“动物园”一词来形容船舱里当时的情况。他说，在那个黑暗恶臭的空间里，他和他的战友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死神四处游荡。

纪录片拍摄时唯一健在的救英俘的东极渔民林阿根（左一）。摄影/林上军

在1942年10月1日被美军“鲈鱼”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后，“里斯本丸”上的日军先是命令隔绝在三号舱的战俘泵水，接着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舱底，且用木条和帆布封死舱门。然后，船上的八百余日军以及日本船员迅速通过救援船只撤离，只留下几个荷枪实弹为军国主义效命的鬼子看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有英军战俘通过种种艰难努力割开帆布的一条小缝、探出头来，还是遭到日军射杀。好在英军战俘们不惜牺牲生命终究以多胜少消灭日本看守，得以想法跳船逃生。由此引来附近日本舰只扑来，日寇向水中射击，过一番杀人瘾！有英军战俘呼吸到舱外的新鲜空气，却不愿意向日军船只游去，而是游向外海——宁可就这样死去，也不愿再在日寇枪口下受虐！

在逃出即将沉没的“里斯本丸”之后，愈加绝望的英军战俘突然发现，有一些小舢板靠近他们。一开始，他们还以为这些人也是日军，没想到是说中国话的渔民。渔民们向他们伸出了救援之手——拖他们上船，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食物。哪怕是一些捕捞上来未及加工的生的渔获，却与淡水一起，足以救命！要知道英军战俘已经持续三十小时水米未进！时年18岁的林阿根当时是在山上干活，远远看到水花冲上半空，就知道海上出了大事。他赶紧下山，和亲戚一起摇着舢板出海救人！小岛上的渔民的信条是——有人落水，必须救援！按青浜岛上渔民的话说，“救人一命，天上一星”！舢板小，划不快，有的船一边划，一边还得往外舀水，一艘小船满打满算也只能坐下8到10人。林阿根说，英国士兵在生命危难关头仍然表现出绅士和谦让，攀扶在船沿的士兵只要看到救援的船上坐满了，就主动将自己的手放开了。

经过不懈努力，在日军眼皮底下，东极青浜岛和庙子湖岛上的近200渔民出动了46艘小船，来回65次，营救到384人。据渔民回忆，有个会中文的英军战俘表达“香港英国人”后，渔民们才知道了所救人员的身份。淳朴的渔民们对落难者热心救助，拿出自家本就不富余的粮食和衣服给他们，并安排他们住在天后庙里。

1942年10月4日清晨，在浙日军从舟山派出五艘军舰，包围青浜岛和庙子湖岛，殴打中国渔民，并将381名英国战俘押上日舰。然而，仍有英国海军中尉法伦斯、香港烟草公司的伊文斯和外交官詹姆斯顿三人得以被转移到三面临海的“小孩洞”，藏匿数日。之后，渔民们联系上当时在附近葫芦岛上岳父家的定海县抗敌自卫第四大队副队长缪凯运。由他联系上队长王继能，历经艰辛将三名幸存者送到重庆。三名英国幸存者在重庆期间通过广播公布了“里斯本丸”沉没的真相，揭露了日军虐待俘虏的暴行。之后三人由国民政府转交给英国驻华大使，回到英国。

影片中出现了一个镜头——翻译舟山人忻元寅。《新民周刊》记者问从舟山赶来上海影城参加首映活动的吴布伟：“你的祖父是当年参与营救的渔民吴其生。你是否知晓这名翻译的情况？”吴布伟答：“忻元寅先生曾经在香港轮船公司工作过，所以会讲英语，为双方交流和救援工作解决了不少问题。”

“里斯本丸”幸存者丹尼斯·莫利之女丹妮丝·维尼（左二）带来父亲的遗像参加首映礼。摄影/姜浩峰

《新民周刊》记者在观众席还看到一位特别的嘉宾。44岁的吴似真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民间纪念活动组织者。2017年以来，她一直与当年的幸存者后人丹妮丝·维尼保持密切联系，这段跨国友谊延续至今。在首映场后，年龄相差31岁的她们给了彼此一个深深的拥抱。七年的中英忘年交“奔现”时，英国老人分外动情，“在海上，我们都是一家人”。对此，方励露出了欣慰的笑——民间的友谊，更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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