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想》系列之后,贾樟柯终于推出新的电影著作:《电影,我略知一二》。
在这本书中,贾樟柯以世界一流电影创作者的视角,分析了对他影响深远的电影 ,如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诗意、脱俗、超凡地表现人类生存知觉的伊文思的《雨》,标志电影纪录传统的开端的《火车进站》和《工厂大门》,被认为是科幻电影的先驱的《月球旅行记》,将电影“动”的魅力发挥到极致的卓别林的默片,散文式结构充满怀旧色彩的《美国往事》……
书中也深度解析了他自己的代表作,比如《小武》《站台》《天注定》《江湖儿女》等作品背后的思考与故事 ,详尽呈现其电影创作观念与拍摄经验。他感叹,“拍电影是一项‘无中生有’的工作,这是人类最接近上帝的工作,你要赋予银幕以形象、色彩、声音,还有重量。”
《电影,我略知一二》是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学习笔记,也是写给大家的电影通识课。这本书既是对电影史与电影观念深入浅出的介绍,是贾樟柯近三十年电影创作从业经验的总结,也是一部具有当代电影精神、个人风格明显的电影美学鉴赏指南,值得所有文艺创作者和受众阅读借鉴。
导演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做出决定的工作,在创作的时候,支撑导演反应速度和质量的是日积月累的对电影的理解。无论资深影迷还是电影爱好者,都值得跟贾樟柯导演一同思考电影的这些根本性问题,它们正是电影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大众媒介的成因。
以下内容,摘自《电影,我略知一二》,作者:贾樟柯。让我们从文字走进他的思路。
怎样理解和认识电影?
关于第一点,媒介认识方面的理论,我想举一个关于电影叙事的例子。我们读书的时候,电影的剧作理论,一开始是非常偏向于俄罗斯式的,也就是苏联的剧本创作方法。因为那时候我们剧作课的主任教员是王迪老师,他是留苏回来的,所以他非常讲究剧本的文学性:剧本要可以发表,剧本要可读,它不仅要可以支持拍摄工作,而且要可以供人阅读,它得是一个文学作品。
后来到了大二、大三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设立美国剧本方法的课程了。我记得有两个胖胖的美国老师来给我们做短期的剧本训练,他们的教育方法和思路就完全不一样。他们不要求剧本成为一个文学读物,而是要求它更像一份“施工蓝图”。第一堂课的时候,美国老师就问了学生一个问题:“如果想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改变,你们觉得有什么方法?”当然他是指在剧本中,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我就开玩笑回答说:知识。这其实有些搞笑的成分,同学们都在笑我。老师对我说:“你讲得太笼统了,剧本需要具体的动作支持。比如让你的人物离开家去外地上学,就可能改变命运;比如说让人物搬家,他会改变;比如生病,他会改变。”他举了很多例子,完全是另外一种剧本的创作思路。
苏联和美国的创作体系都是高度理论化的,当你对比这两种体系的时候,当你掌握了这两种不同理论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是要选择哪一种、放弃另一种,而是说这两种方法,它们会融为一种属于你自己的方法。
我记得在苏联式的剧本创作理论中,从来没有谈过叙事的跟踪性,因为解冻时期以来的苏联剧本很讲究抒情和诗意,基本上不强调叙事的效率。但是美国的剧本创作理论首先就是跟踪性。何为跟踪性呢?就是观众从看电影的第一分钟起,被什么动力牵引能够一直看完90分钟,是什么在吸引他?是充满悬念、不断递进的情节,还是氛围?这种跟踪性是由什么造成的?
我大量的剧本写作,基础的创作方式都是苏联式的,因为我觉得剧本的遣词造句非常重要,它是一个工作基础,并不单单是为了发表或者被读者阅读,而是说你要用相对生动、准确的词语,让你所有的工作伙伴,包括演员、摄影师在内,理解你想要创造出来的电影氛围。
但是,我又觉得我深受美国电影理论中叙事跟踪性的影响。这种叙事的跟踪性,确实是需要你内在有一套办法,无论是将它建立起来,还是打破它,都会让叙事变得具有自我生长性,至少会有递进感。
我的第二部电影《站台》的初稿,我一开始特别不满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满意。我觉得很多细节方面的回忆与想象写得很准确,但整体上总是缺点力道,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突然想起美国剧作理论中的“跟踪性”问题,我发现当时的剧本确实是缺乏跟踪性的。
初稿《站台》到了叙事的中段就有点像俄罗斯套娃,看着很丰富,但揭开一个其实跟第一个一模一样,再揭开一个跟第二个一模一样,再揭开一个跟第三个一模一样,都是同样一种面貌,只是体积由大变小而已。
之后,我看到的很多电影其实在叙事上都有一个很大的通病:推动性不够,递进性不够,一直在重复,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
这种剧作上的递进性不足,我把它称为“俄罗斯套娃”问题。 这个时候,在你需要下判断的时候,理论就变得很重要,所谓理论,就是前人对创作经验的总结。理论不是信条,不是说理论要求有叙事跟踪性,你的电影就必须要有叙事跟踪性,你可以反叛它,但是你要懂这个东西,你要理解创作的常态是什么、常规是什么。
当你成为一个叙事的叛逆者,要反叛它的时候,你应该有很清晰的认知,知道你在反叛什么。这不是乱来的,不是乱反叛的。这就是理论认识在创作方面的小小的指导,它给创作者提供做判断时的参照。
我觉得无论是作为编剧,还是作为导演,特别是作为一个导演,很多时候是在做判断性的工作,就是做决定。小到同样五个道具摆在那里,你究竟挑哪一个;大到挑演员,再到叙事方式的选择、情节的取舍、人物的设置,所有这些东西无时无刻不需要做判断。而在做判断的时候,我觉得一部分是靠直觉,但更多的时候,往往需要理论的支撑。
之后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同行,我发现能够长时间保持比较高的创作水平、保持旺盛创作力的导演,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一套电影理论。 像已经过世的导演阿巴斯,可以说是一个电影理论家;像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他不仅是一个电影理论家,还是一个电影史学家。
像马丁·斯科塞斯,在2002 年的时候,我去他的工作室做客,那时候他正在剪辑《纽约黑帮》这部电影。他给我看了一些片段,然后说他为了剪这几场戏,这两天一直在看爱森斯坦的电影和他的理论书籍。我想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语言跟蒙太奇式的爱森斯坦的语言,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他能够在他要做决定的时候,回到电影史,回到启发过他的导演们,在这些导演的理论里面来寻找他现在的位置,寻找他此刻做决定的一些依据。
文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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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6月13日 赵冬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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