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的考证：气候学家发现证据，与史书记载高度一致

2000年，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报告公布之后，美国汉学家倪德卫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便断言“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之一在于西方普遍否定夏朝存在，因此“夏商周”工程名称、报告内容中的夏朝断代，让西方学者极为不满。

西方否定夏朝的理由，除了缺乏考古铁证之外，比如没有出土当时的刻有“夏”或夏朝事迹的文字等，还以史记等因为记载商契、后稷超自然诞生而否定其信史价值，以及认为夏朝极有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

其他暂且不谈，说说周人有没有能力编造夏朝事迹？现代气候科学研究表明，周人还真没有能力编造夏朝，因为科学家对夏朝天气的研究，竟与史书记载高度一致，那么周人如何知道与编造1000多年前的天气？

距今1万年时，地球进入末次冰期之后，虽然总体偏干凉，但气温开始逐步回升，于是人类进入了新石器阶段，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距今5千年时，当时气温温暖适宜，但之后温度继续逐步升高。1972年时竺可桢指出：在距今5000年—3000年时，大部分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如今高2°左右。可见，五帝出现于这一时期不是偶然，造就一个个辉煌时代，与气温升高密切相关。

距今4千年时，史书上的尧舜禹时代，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水。帝尧时期，“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于是才有鲧禹治水20余年的故事。现代科学家多方研究发现，当时的确存在一场大洪水。

首先，按照气候演变模型，由于气温逐步升高，必然导致冰川融化、降水增多，于是河流决溢，无疑会引发一场持续多年的大洪水。

其次，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晚期，大约是尧舜禹的时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河南辉县孟庄遗址、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上海马桥遗址、江苏吴江梅堰遗址等中，或发现洪水冲毁的痕迹，或发现较为普遍的灰黑色的淤土层，其中梅堰遗址淤土层厚达0.4米—0.9米。可见，在距今4000年左右时，黄河、长江流域都曾爆发过大洪水。

因此，以上这些气候证据，无疑表明大禹治水的存在，因为如果大禹治水是虚构的，那么周朝人怎么知道1000多年前爆发过大洪水，从而编造出治水的大禹？显然，只有大禹治水真实存在过，被流传到了周代，周人才会如是记载。

气候学家研究发现，夏朝建立之后，气候总体转变为干旱。著名气候专家王绍武研究指出：“夏朝立国之前，存在一个多雨期。大禹治水标志着洪水期的结束，夏朝立国前后转为干旱，在不到300年内降水量减少20%，因此可以认为是一次气候突变。”

距今3800年开始，雨水降到正常水平（夏朝之前偏高），气候明显转暖，农业生产增加，《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中提到：“夏商时期是个温度偏高明显的气候时期。”而恰恰这一时期，二里头文化开始扩张，二里头遗址中逐渐出现了“王朝气象”，建立了广域王权的王朝。

但到了夏朝晚期，大约距今3600年前时，长期高温导致干旱极为严重。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三期，相当于夏朝晚期后段，该遗址出现众多水井。由于积水的原因，考古没有一探底部，但此时出现大量水井，无疑说明当时雨水极少，连伊洛都无法保障日常用水，逼得夏人不得不掘井取水。

气候学家得出的结论，在史书上得到了印证。根据史书记载，在夏朝最后五位帝王时期，夏朝出现严重干旱，最严重的是在胤甲与夏桀时期。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胤甲（夏朝倒数第五位帝王）即位，居西河，十日并出。”上一个十日并出是在帝尧时期，即神话传说中的“羿射九日”，所谓“十日”之类的表述，自然不是真实景象，反映出胤甲时气候炎热、干旱非常严重。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癸（夏桀）二十九年，“三日并出”。《国语》记载：“伊洛竭而夏亡。”《墨子》中也记载：夏桀时“日月不时，寒暑杂至，五谷焦死”。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到，夏桀亡国存在客观原因，存在不可抗力，因为天下大旱，连伊水洛水都枯竭了，导致夏人出现严重的粮食危机，而不是儒家笔下的“夏桀不修德”。

可见，史书记载的夏朝晚期天气，与气候学家研究的结论，两者高度一致。如果史书记载的内容，不是从当时流传下来，周人又如何知道夏朝晚期炎热干旱？

总之，关于夏朝气候的历史记载较少，如果更多一些，那么说服力无疑更强，但以大禹时期与夏朝晚期的气候，再结合其他考古、文献记载来看，显然已经基本可以证明史书上的夏朝真实存在，而不可能是周人编造的，西方学者的质疑纯属无稽之谈，或许只是揣着明白装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