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湖里人”！让东莞脱胎换骨的松山湖，到底是个什么湖

千马问企记

揭示企业向上的力量

【美丽的松山湖，让高新技术有了环境的“配套”|来自截图】

吾球商业地理：

对长期只有星星没有月亮，并一度陷入到粉红经济中的东莞来说，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出现，彻底地改变了它的城市形象和气质。“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的定位，让产城融合不再只是时兴的空话。它也代表了高新技术的未来。今天的松山湖，俨然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城市向上向善的精神。它容纳的也不仅仅是生态的水，更是数智的产业和人。汇科创之百川，成东莞之深蓝。

采写+主编/王千马

图片/王千马+网络；编制/大腰精+牛儿响叮当+哟嚯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十二年后，也就在那位老人南巡的同年，又有一个圈划在了今天的大湾区——那就是G94珠三角环线高速。

这个圈起始于深圳的民乐立交，在经过东莞、广州、肇庆、佛山、江山、中山、珠海之后，又收于港珠澳大桥东人工岛（粤港界）。整体形状就像面向珠江口的半开口大圆。可以说，它将珠江两岸最为重要的城市都串联在这条弧线上，并将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群（其中9还包括惠州）全部连通起来。

该高速于1992年10月开建梅林至观澜段，直到2018年1月，广州北三环高速公路二期工程通车，算是全线贯通——这个贯穿增城、从化、白云、花都四区，将莞深高速与肇花高速相连通的二期工程，已整整修了五年左右。不过，那时的G94，虽然开辟了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经广州、东莞通往深圳、香港的第二通道，但肯定不会想到，它还会成为今天大湾区建设的最为重要的一条科创走廊。

在今天的诸多湾区当中，像128公路之于纽约湾区，101高速公路之于旧金山湾区，东海道新干线之于东京湾区，作为区域最为重要交通廊道，它们大多成功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高技术产业创新走廊。事实上，西端连着广州的汽车产业链，东南则接着深莞的ICT产业链的G94，无疑有成为IEV产业乃至科创走廊的重要潜质。何况，总长度是180公里的G94，差不多是硅谷101高速公路的4倍。

【G94大致的路径|来自截图】

事实上，也就在这条走廊的内侧，还藏着这个国家的重要装置平台——散裂中子源，以及松山湖新材料实验室。它们所位于的松山湖，是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之一，是秉承“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与产业齐飞”所建的新城。

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G94上看不到有关散裂中子源的任何信息，也没有指示路标告诉你该从哪里上下。尽管松山湖在时间的推移中越发成为这条高速旁边的热门目的地，但散裂中子源的“遮遮掩掩”，越发凸显出它的神秘，也让松山湖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多了可供言说和回味的故事。

01

散裂中子源不是谁都想要的。“从2003年到2005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北京，因为北京用户最多，建设单位高能物理研究所也在北京。但是我们在北京，从昌平一直找到燕郊、大兴，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接受散裂中子源的地点——当时许多地方政府的认识是‘你们既不产生GDP、也不交税，来了后没有什么用处’。”在回忆寻找散裂中子源的落户地点时，中科院院士、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应该颇为苦涩。那时的他，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2000年，他作为主要执笔人编写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其中规划了建设散裂中子源，提交给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第7次会议，得到科教领导小组原则同意。

但是，尽管被称为“重大科学基础设施”、“大科学工程”，也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关键单元之一，是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但正如其源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一样，这种大科学装置很难一时便产生经济效益，甚至还需要海量资金支持。

转机出现在2006年2月。陈和生到广州参加广东省发改委的一个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他从当地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那里得到了广东省有意引进大科学装置的信息。他对此认为“这在当时是非常有远见的一个发展思路”。这倒是和时任中科院院长路甬祥的思路一脉相承。陈和生记得路甬祥在高能物理所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中国的大科学装置不应该只集中在北京、上海，应该优化布局，特别是广东。在路院看来，珠三角地区改革开放做得非常好，国际交流非常广泛，经济实力雄厚。这不仅可以支撑大科学装置的发展，而且也有发展科技、产业升级的迫切要求。所以，路院很希望在珠三角建设中国科学院的“第三高地”。

事实上，此时的广东，居然远离北京，但也有一颗“科技创新”的决心，想要打造一支体现国家使命和广东担当、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王牌军”。而科技创新就是争当第一名，寻求“从0到1”的突破。不得不说，在改革开放上常年走在前列，拥有和长三角齐名的经济腹地，以及世界级的大市场和高效完善的供应链，能为科研人员提供接触产业一线的绝佳窗口的广东，雄心日渐凸现。

于是也便有了散裂中子源落户东莞，并于2018年正式运营的经典案例。它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的国家，同时实现广东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领域零的突破。快马加鞭。到2024年年初，广东省已打造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就已达10个，包括广州的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人类细胞谱系大科学研究设施，惠州的加速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强留重离子加速器，深圳的鹏城云脑III、未来网络试验设施（深圳），以及汕头的海底科学观测网南海子网（汕头登陆点）、江门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站。

数下来还少了一个，它正是今天正在松山湖新材料实验室一路之隔而建的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和散裂中子源一样，其同样属于东莞的松山湖。

和今天都在宣传的“散裂中子源是由东莞主动争取来的”不一致，散裂中子源落户东莞，更有省内指定的意味。在跟东莞一些领导聊天时，他们坦诚东莞当时也没那么超前，也没能充分认识到这个国家大装置之于自己的意义，但东莞对省内的决定一贯很支持。与此同时，上升势头还不错的东莞，还是能支撑它的投入。如果这个装置再晚几年找到东莞，东莞有可能要想一想了。

【新华社镜头下的散裂中子源|来自网络】

也正是对散裂中子源从上到下都不太了解，所以G94上就没有有关它的路标。因为又是散裂，又是中子，东莞当地怕民众误解，说不准会往“核污染”上去联想，所以，为了不制造恐慌，所以低调处理。当年的科学协会还为此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相关的科技普及工作。

而陈和生们虽然如释重负，但是同样因为对东莞不了解，而闹出了一定的“笑话”。就比如修建位于地下19米的直线加速器隧道，建成后的第一个雨季它就渗水。当然这不是因为建设单位偷工减料，而是对方错误地参考了上海光源的建设经验。当时建设上海光源时每立方米混凝土用了150公斤水泥，直线加速器隧道虽然用了180公斤，但还是没考虑到，比起上海，东莞属于南方高温多雨天气，地下水非常丰富，所以哪怕加了30公斤，依旧出现了问题。最后，不得不在直线隧道外再加一层隧道来防水，这样就耽误了一年半时间。同时，为了赶回工期，采取了并行工作的方式，先在地面安装调试好需要安装到地下的设备，等隧道修好了，再把它们拆了放下去，但这样一来，工作量又变得非常大。好在功夫终究不负苦心人。

那么，散裂中子源到底又是怎样的装置呢？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中子，是原子核包含的两种粒子之一，直径只有原子的十万分之一，质量为1.6749286 ×10-27千克，平均寿命为896秒……但它有很多特质，比如它不带电，但有磁矩，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对磁性结构做研究；它穿透力强，具有非破坏性，能够原位地研究大的工程部件的残余应力和金属疲劳，为高端制造保驾护航；它对生命科学和能源领域极为重要的元素，如碳、氢、氧、氮等，都比较敏感；它跟原子核相互作用，能够区分同位素……所谓的散裂中子源，其原理就是将质子加速到16亿电子伏特，把速度相当于0.92倍光速的质子束当成“子弹”，去轰击原子序数很高的重金属靶。靶的原子核被撞击出质子和中子，科学家通过特殊的装置“收集”中子，开展各种实验。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东莞研究部主任陈延伟的比喻，散裂中子源就是一台“超级显微镜”，其产生的中子如同“探针”，可以清晰检测物质的内部结构。

这无疑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家伙，但谁也没想到，它能干出这样的大动作。同样，也正如《人民日报》发出的感叹，东莞也没想到，这般“微不足道”的中子，在自己的身上“散裂”出科研的“庞然密林”：

500多人的“科研天团”、800多项研究课题、3800多名注册用户来了；一批高校院所、实验室、研发机构、青创基地接茬落户，一群群教授、研究员甚至院士常常在不经意间和寻常“老莞”擦肩而过；松山湖科学城和深圳光明科学城一道被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一个中子与一座城的奇妙反应》，贺林平，《人民日报》2022年9月8日）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松山湖新材料实验室。

02

事实上，在创建松山湖新材料实验室之前，黄学杰和东莞就有了一定的接触。1999年，他受中科集团董事长张云岗的邀请，和同事陈立泉一起对拟成立的ATL公司提出咨询意见。此时的他们，已经是锂电产业化的坚定推动者。

尽管早在1958年，Harris就提出采用有机电解质作为锂金属原电池的电解质，但是锂电产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相对陌生的。不过，还是有无数有识之士关注到了这个产业。尤其是在二战后，世界因石油危机而陷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我国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油、填补需求缺口，更是让人认识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会到来，研发固态锂电池是大势所趋——这里面就包括陈立泉。尤其是他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固体化学物理研究所访学时了解到，氮化锂是一种超离子导体，可以用来制备固态锂电池。用氮化锂制造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远远高于铅酸电池，未来有可能应用在电动汽车上。因此，深入理解、研究这一材料极为重要。所以，1976年末，正在访学的他给物理所领导写了一封信，申请改变研究方向——从晶体生长转向固态离子学。这也进一步“影响”到了黄学杰。

这位1980年代的大学生，厦大本科，中科大硕士。读研期间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三十周年校庆。也就是这次校庆，让他认识了陈立泉老师。尽管当时的他本来是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进行超导材料研究，听上去很是高大上，而且也是一流科学家的心头好，像缪勒和柏诺兹便发现陶瓷性金属氧化物，并荣获了198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他还是隐约感觉到，锂电池的研究距离社会应用更近，紧迫感更强，所以最终还是决定追随陈立泉，从做测量电池性能的计算机控制自动充放电仪开始，逐渐迷入其中，之后研究重点就转向了锂二次固态电池研究。

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因为锂固态电池看上去很美好，但也存在了很多致命的缺憾，比如它始终无法产业化——1988年，第一批固态锂电池在实验室诞生，但其距离商业化应用还非常遥远，而液态锂二次电池产品在应用过程中也出现安全事故，这也导致这个方向的研究看上去像走到了尽头。好在，SONY公司最早开发了商业化的锂离子电池，并在1991年推出第一块集实用性和安全性于一身（具备高电压、体积小、重量轻、使用寿命长等特点）的商业化锂离子电池，标志着锂电池的研究柳暗花明。当时陈立泉恰好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客座教授，获得一次机会参观索尼的生产线，大为触动，遂火速给中科院的领导写了信，信中称：“锂离子电池必将走向成功，大变革即将来临。”这也引发了国内攻坚锂离子电池的风潮。1995年，陈立泉院士带着学生在实验室做出小圆柱电池样品，但问题也随之产生：锂离子电池最终要实现产业化和走向市场，但锂离子电池的生产工艺和装备在国内当时是空白。

1996年初，时年不到30岁的黄学杰接任中科院物理所课题组长后，即接受了陈立泉院士交待的任务，将锂离子电池产业化！

尽管从零起步，但黄学杰还是想方设法，创建了国内第一条圆柱形锂离子电池中试线，并于1998年开始小批量生产。首先生产的是直径为18毫米的18650型圆柱锂电，本来是针对手机市场的，但做出来后发现市场上的手机却是越来越小，于是他们将目标瞄准电视台用的摄像机。根据《科技日报》在2007年对黄学杰的报道，我国电视台用专业摄像机电池40%以上都是他们生产的“方向牌”电池。后来，通过多方寻求投资，成都地奥集团与中科院物理所达成合作，投资千万，注册成立了第二家公司——北京星恒电源有限公司。同样远见的是，北京星恒当时提出的目标就是开发混合电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日后，该公司和联想合资在苏州新区注册了苏州星恒电源有限公司，推出的星恒电动自行车电池曾风靡一时。

也就在黄学杰摸准了锂电池发展方向的那段时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朝着这个方向率步走来。他们中间就包括的ATL创始人陈棠华、梁少康，还有曾毓群。

在这里面，也许大家更熟悉的是曾毓群，今天被称为“电池茅”的CATL（宁德时代）的创始人、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此时的他，正被陈棠华、梁少康还有与他“亦师亦友亦兄弟”的张毓捷的拉拢，放弃了自己从新科磁电跳槽到深圳另一家公司当总经理拿高薪的机会。但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这样了。这位出身宁德贫困农家，但天分惊人得福建娃，17岁便从宁德一中考上上海交大学船舶工程，后分配到福建一家国企工作，这无疑是祖坟冒青烟了，但他却不知足，仅仅工作3个月后，就主动辞职到东莞工作，来到新科磁电。说是做技术员，好听一点的叫工程师。这家公司由香港新科实业有限公司SAE Magnetics (H.K.) LTD.(简称SAE)设立，1986年被日本东电化TDK收购，算是东莞最早一批OEM企业，也是当时全球电脑硬盘磁头大王，但这在遍地外资的东莞，也算不了什么，而且曾毓群的专业，也跟生产硬盘读写磁头毫无关系，所以很多人对他此举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当你多年后在他办公室的墙上，看到挂着的这样一幅字：“赌性坚强”，或许能够解释他的抉择，同时也能看到当年的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对他的吸引力。

尽管学不对路，但是在这家公司，曾毓群还是积极地为公司解决问题。网上有文写道，1987年《蒙特利尔公约》问世,明确提出要逐步限制生产和销售“氟利昂”，而清洗硬盘磁头用的清洗剂正是“氟利昂”。当时新科磁电的大客户是IBM，作为全球巨头的IBM要求供应商停止使用氟利昂，改为去离子水洗剂，但生产工艺的调整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面对困境，曾毓群不仅主动挑下了这个担子，而且解决得还很好。这也引起了他的顶头上司的关注。

【从右到左分别是张毓捷、陈棠华和曾毓群|来自网络】

这位顶头上司，正是大他两轮的陈棠华。而作为新科联合创始人之一、在行业内已沉浸多年的梁少康，也同样赏识他。也正是梁少康，在千禧年即将到来之际，敏锐地意识到消费电子行业即将兴起，所以他建议新科转型做消费类电子产品的电池。只是，日本东电化TDK没那个兴趣，最后，只要拉陈棠华、曾毓群一起另起炉灶。尽管曾毓群有些犹豫，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自己人生最为正确的路。

不过，对这个拟成立的ATL公司，黄学杰说他们一开始是不赞同的，投了反对票，但是到新科磁电那里一看，几万人井井有条在显微镜下做磁头，不禁被曾毓群的管理能力所感染，下午便改成了赞同。所以有文章就说，曾毓群在ATL的创业，除了瞄准新兴消费电子利基市场的差异化战略定位，还有承袭自SAE时期的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经验与know-how，也在这一成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此后的2000年，黄学杰作为顾问，出差到东莞，为ATL授课和咨询5次以上。而在陈棠华的恳请下，陈立泉也帮助他们培养两名在职博士，其中一位就是曾毓群。尽管ATL初创，面对着三星、松下这样的巨无霸，势力单薄，但是，凭借着并不适合自动化生产但尺寸灵活多变，可灵活封装的聚合物软包电池（锂离子电池的一种），加上2000年后，以手机和MP3为代表的移动设备在全世界范围迅速普及，ATL最终在三星、松下的围剿中，站稳脚跟，而且飞速发展，甚至顺利打入了苹果的供应链，为苹果公司新推出的颠覆性产品iPod提供1800万颗电池。

但可惜的是，兜兜转转，曾毓群还是回归到了老东家。因为各种原因，ATL最终还是卖给了日本东电化TDK。此后的故事，就是ATL于2008年在曾毓群家乡的宁德成立了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同年，ATL内部设立了专门的动力电池研发部。2011年，在张毓捷的主导下，ATL内部的动力电池研发部独立出来，组建为新的“宁德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英文名为CATL，比原来ATL增加的C，是Contemporary的缩写，即“时代”之意），简称“宁德时代”。

我从一位尊敬的老大哥那里听到当时ATL落地宁德的趣事。据说早在2004年，宁德当地官员就跟ATL进行初步接触。后来，ATL在东莞的两个厂已经不够用，急需扩大规模。曾毓群力主在宁德设厂，甚至不惜以辞职相要挟。相应的，宁德也“诚意满满”，为拿下这个城市有史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邀请相关人士视察工地时，特意选择在早上6点！为什么？因为宁德的土地不足，而且多是山区和海岸线，这个点，正是退潮之际，沿海土地大多露了出来，容易给人有地的错觉！

如同中创新航起步于洛阳，壮大于常州一样。起步东莞的宁德时代，最终也壮大了宁德。面对宁德的志在必得，东莞当时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曾毓群的离开，无疑殊为可惜。那个时候，尽管锂电产业发展迅速，但想象力还是制约了人们，难以预料到锂电池会在中国后来居上，被称为中国外贸出口“新三样”之一。所以有文甚至这样写到，东莞错过了宁德时代，似乎也错过了一个时代。

但幸运的是，在东莞热闹有余而城市散乱、缺少中心，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之时，当地却以异常的魄力，营造出了一个“松山湖”。松山湖不仅是一个新城，更是东莞全面吹响城市更新，以及产业升级的号角。

03

在我那位尊敬的老大哥眼里，东莞其实一直都在求新求变的。比如它很早就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口号！但一直只有其心不得其法！幸运的是台资的到来，虽然做的还是低端产品，但让东莞从简单的衣服、帽和鞋之外，又有了电子信息产业！今天，它俨然已成为了东莞的经济支柱产业。

当然，他也认为东莞也有失误的地方，那就是随着“三来一补”的纷涌而至，很早由集体经济转向了土地经济，这导致了当地的乡镇企业就没有很大起势。不过，随着很多在外资企业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逐渐成长起来，诸如曾毓群等人，最终开门立户，做大做强，东莞的民营经济开始有了起色。

对东莞的未来影响至深的，无疑是千禧年前后，“一网两区三张牌”这一战略思路的确立。其中的“一网”指把东莞作为一个城市整体来规划建设，构筑全市高标准基础设施网；“两区”指建设城市新区和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三张牌”指城市牌、外资牌、民营牌。从这里可以看出，东莞对自身的特色，和缺陷，其实已经心知肚明。作为以乡镇为主打，只设市-乡镇两级的直筒子市，东莞缺少中心，也缺少整体感。另外，只见星星不见月亮，也让东莞彼时尽管被称为“世界工厂”，但与北京、上海等高校院所众多的一线大城市相比，科研资源基础和科研人才匮乏，科技创新存在天然短板，所以很容易就触摸到了天花板，也很难带动城市向上发展。当时有评论称：“东莞制造不是扎根本土的植物，而像一根根竹竿，插得容易拔走也快。一旦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升高，产业资本就会掉头而去，另觅低处。”所以一遇到困难，倒闭潮和转移潮就如影随形地伴随东莞。所以，东莞不仅要改变城市形象，加深城市的凝聚力，而且要发展科技和民营经济，之所以打三张牌，就是要将民营和外资放在同等的地位。背后的思路，是通过助推本地民营企业壮大，逐渐改变外资占比过高的局面。

松山湖就这样温柔地走进了东莞的良夜。它的名字很好听，但它的源头——1958年东莞所修的第一大水利工程——松木山水库，就很接地气，也见证了东莞城市发展的一段苦难史。为了修这座水库，大朗镇宝陂村500多口人举家迁离，宝陂村从此成为了历史。在这座水库周围，曾是荔枝的天下。东莞文学艺术院的柳冬妩老师，当年做记者时，采访过省女能手标兵叶红璋，她当年就和丈夫在这里的荒山上包过地种过荔枝。柳冬妩记得采访他们时，骑着摩托车在黄泥地上七拐八绕，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住的地方。随着松山湖的开发，今天他已经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了。

我那位尊敬的老大哥曾参与到了新城的选址中。当时的市领导租了架小型直升机，想从空中看看哪里合适。老大哥直觉这直升机有点不太安全，很为领导的勇气们感到佩服。他们看的第一个地方，是在厚街附近，但那显然已经开发成熟，难以动迁！最后飞松木山水库，看底下郁郁葱葱，村民散落其中，动迁压力不大，不禁当场拍板，就将新城选定于此了。不过领导说，叫湖才有点城市感觉，像苏州的金鸡湖，所以松木山水库就改名松山湖了！不过，更准确地说，今天的松山湖，是以松木山水库为中心，将周边的大岭山、寮步、大朗三镇靠近水库的部分边缘地带划分出来，与湖泊区域重新组合而形成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也是一座科学城。

当然，也正因为把松山湖定义为“再造一个东莞”，是“新城和产业齐飞”，所以它不能像打造一般产业园那样，直接“三通一平”了，而是按照原地保护的方式，来进行建设！老大哥还说，松山湖水库周边十数公里（再求证）不能住人，开发也不能粗线条，而是一步步来！此外，在保护松山湖周边荔枝林的同时，还要拼命栽树，据说将周边的苗圃都买光了！最后别人要树苗，还得找松山湖买！不得不说，正是坚持生态和质量至上的原则，松山湖才有了今天宜业宜居的面目！行走在这个面积72平方公里，坐拥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态绿地的园区，你能充分感受到建设者将山、水、园融为一体，科技共山水一色的理念。

也正因为“缓缓走”，所以当华为终于下定决心往外走时，还留出了很大一块土地。它在日后成为了华为的“欧洲小镇”。在老大哥看来，华为能落户东莞，是偶然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偶然！必然是因为华为的逐渐走高，体量膨胀，需要更广阔的地方！而当时的深圳对是否ALL IN华为又变得有些犹豫，导致华为必须往外走！而偶然则是，松山湖距离深圳不近也不远，而且，给它留了这么大一块地。更重要的是，松山湖的环境和任正非的理念不谋而合。和其他高新企业一样，华为也希望拥有像苹果或谷歌那样的环境——绝佳的环境和舒畅的场景，一种低密度的城区。为此，松山湖还特意为华为“腾出”了约606亩的生态保护用地，对项目内生态绿线控制范围进行核减。

当然，还有一个条件不得不说，那就是时任书记又是在深圳工作多年，和华为颇有交集，所以了解华为，于是一拍而合！事实证明，这是共赢的选择！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早在2005年，华为子公司聚信科技有限公司就在松山湖成立，其定位是华为网络通信产品的生产、制造及华南配送基地。2009年，位于松山湖北部新城大道的华为南方工厂正式投产。而在2011-2012年，几位华为的内部人士对媒体透露，华为供应链部门大部分已经迁到东莞。2013年8月，华为总裁任正非宣布华为终端公司将迁移至松山湖。2018年，靴子终于落地。这也意味着，十年的布局，让东莞在华为的谱系中，从最初的加工基地，转向研发机构等产业链前端。

这一年，也是散裂中子源项目完成国家验收并投入运行的一年。正是它和华为的带动作用，松山湖进入了突飞猛进的阶段。

华为的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都是在此研发制造。与华为配套的相关产业链也全都跟着来了，如欧菲科技、蓝思科技、记忆科技以及软通动力、中软国际、易宝软件和华微明天等，纷纷选择在了松山湖或附近。至2024年6月，连续六届华为开发者大会（HDC.Together）在松山湖举行。

这也让东莞市形成了以松山湖为主的华为终端产业集群效应，加上长安镇步步高系OPPO、VIVO等企业所带动的智能手机业务，东莞当前已成为全球手机之都，全球每5部手机就有1部是东莞制造。

选择松山湖的，还有大疆。2015年，大疆创新科技在松山湖启动总部建设；有易事特。在5G供电、数据中心、轨交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主营业务与“新基建”产业高度契合的易事特，1999年便进驻东莞市，2004年选址松山湖；有大族。2001年，粤铭激光在万江成立，后迁入松山湖。2009年，粤铭激光与大族激光正式强强联合，大族激光以注资数千万元的价格收购粤铭激光51%的股份，成为大股东，公司由此也改称为“大族粤铭”；有中集。在2013年，中集集团就与东莞市政府合作签约，斥资180亿在东莞布局三大产业基地，包括松山湖中集创新产业园、望牛墩中集车辆园、中集凤岗物流装备制造项目。作为中集产城在松山湖布局，与华为欧洲小镇及重资产项目中集智谷隔湖相望的重点园区，中集产城数字科技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开业，并被认定为“东莞市软件产业园”。其与松山湖管委会、华为云三方共建的“开发者村”，希维科技、CSDN、台铃集团、博讯科技等多家企业成为首批入驻企业；有XbotPark机器人。2023年，由知名教授李泽湘、高秉强、甘洁联合创办的XbotPark机器人基地的新总部基地在松山湖落成开园。

当然，有重归的宁德时代，有生益科技、东阳光药业、新能源科技、宏川集团等一批日后的明星创新企业。有广东电子工业研究院、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北大广电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还有松山湖新材料研究室。

其实实验室不止是锂电，还有金属、陶瓷、低维、先进半导体、高分子等相关研究。更让人激动的是，正在建的阿秒激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如果将1阿秒与1秒相比，相当于将1秒与宇宙的年龄相比），可以让人们对多理科实验中的相关原子尺度内动力学过程会看得更加清楚。黄学杰打比喻说，以前靠其它的装置看原子里的电子，也许不够快，只能看到一团电子云，但有了阿秒装置，就能精准地捕捉电子的运动轨迹。作为实验室副主任，也是锂电产业的践行者，黄学杰认为，它对未来锂电产业的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作者王千马正倾听黄学杰教授的介绍|摄自郑鑫】

今天的研究室中，还有一句醒目的标语：“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移的死亡谷上架一座铁索桥！”作为既熟知科研，又懂产业化路径，对推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转化颇有心得的科研者，黄学杰坦言到松山湖，是寻找“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方法，在“允许用打酱油的钱去买醋”的自由环境中，通过样板工厂等方式，打造科技成果转化的“铁索桥”，穿越“死亡谷”。

如果说政府“扶上马送一程”，帮助科技成果实现从“0”到“1”再到“10”，那么，通过实验室构建“科技—产业—金融”的创新链条，可实现从“10”到“N”的产业化。尽管这些路径还在不断摸索之中，但不管如何，打造一个平台，让科研人员手中的优秀作品变成产品，让产品变成商品，是实验室的重要任务！自然，也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追求。

更是东莞向“新”而生的重要动力。

04

今天的东莞和以往那样朝气蓬勃，但又有一些不一样。为了创作《“制造”新东莞》这本书，这段时间来我和合作伙伴——东莞知名青年作家吴诗娴不间断地走访东莞各个乡镇，除了深入企业，我还到街头细细观察，发现两个现象，就是入驻东莞的企业越来越高大上了，还有就是，街头的人气是越来越不足了。哪怕店面的内衣裤喊出了五元一件，也没见几个人凑热闹。唯一给我留下比较深印象的，是大岭山图书馆周边那一溜的夜宵店，过来吃小龙虾的，还是络绎不绝。看样生活再如何，吃喝总是需要的。

某种意义上，这两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相关的。当企业越来越高大上时，不是新能源、新材料，就是机器人，而且它的生产线也一定是“智造”的，那它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打工仔、打工妹，而是有相对较高素质的人才。所以在这样一拨企业进化浪潮中，很多人就这样被淘汰掉了，甚至直接被机器取代掉了！

也就在大族位于深圳宝安的基地，我看到了电脑键盘上的数字及字母，在数秒之间就打印完成。还看到了人体模特上所穿衣服的纹样，也是激光打印的——不说我还以为是机器织绣的！就是连鞋子都是激光制作出来的！甚至，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光刻机，只不过，光刻机按照用途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于芯片制造的前道光刻机，第二类是用于封测的后道光刻机，第三类是用于LED制造的投影光刻机。大族激光推出的接近式光刻机属于第三类。相对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光刻机难度较小。但是它已经解决了很多方面的诉求了！想在这样的科技力量面前，普通打工仔一定是无优势可言的。

【实业报国的大族|摄自王千马】

在大族之外，我还走访了位于大岭山的汇兴智造。如果说大族这样的大企业，是制造设备，那么，汇兴智造则是帮助制造设备。诸如大族、比亚迪应该都是它的大客户。

根据它提供的一本册子，可以看出，汇兴智造有着“智汇者兴”的意思。当然，董事长钟辉还告诉我，他是江西兴国人，那么，这个名字中又多了另外一种意味。这个出身于革命老区，家族中有数位烈士的公司创始人，让人明显地觉察出这家公司的“红色基因”。其于2000年始创于东莞，是一家集智慧工厂、数字化车间、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应用等智能生产系统的设计、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换句话说，它可以为新能源、家用电器、卫浴陶瓷、LED、物流输送、3C电子、医药食品、汽车零部件、家具厨具、包装印刷等细分领域提供整厂自动化系统解决方案及精密工业自动化配件一站式服务，它的价值主张正是：做18个月内回本的自动化产线……

试问，有这样一条自动化生产线，会为工厂节省多少人工成本？又少多少管理上的烦恼？而且，自动化也意味着“黑灯工厂”逐渐成为主流。

【汇兴智造研发的机器人书写的毛笔字|摄自王千马】

对东莞来说，它的未来不再局限于人口红利，而是工程师红利。这也是为什么东莞这些年要发展教育的原因。就在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高楼上，得益于黄学杰的指点，我看了香港城市大学正在这里生长的身影。

当然，有着一颗红心献科技，连企业的宣传文案都是出自他手、被视为行业内“才子”的钟辉，也有自己的烦恼。一个就是企业的回款很漫长，作为中小企业，它没办法在和大客户的合作中拥有话语权。这也导致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曾经遇到过几个坎。还有一个就是东莞的生存成本肉眼可见的增长，他曾经将自己在南城的一套房做过三次抵押贷款，一开始只能贷200来万，后来就能贷更多，甚至数百万。他感慨房子还是那个房子，但价格涨得很让人吃惊。所以在东莞办厂，不仅要应付工人工资的增长，还有高涨的租房成本。

不得不说，这也让很多东莞的企业逐渐外溢。我在采访同样出生在革命老区也是红色革命家庭、1999年初就来到东莞的福建上杭人刘建伟，他通过做老实人、行踏实事，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一路做到了今天东莞钢结构工程施工安装上的专家型从业者，他亦曾在2013年前后赶赴东南亚，准备在东南亚重新打开一番天下。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他最终还是回归东莞。

除了东南亚，最受东莞产业外溢好处的，也许是“江湖”地区（江西加两湖）。在位于国贸的湖南商会那里，我了解到在东莞居住和工作的湖南人差不多有160多万，而江西人则有140多万，它们占据了东莞人口的一大部分！像我此前采访的太阳神周湘健先生、在华坚当过高管的刘翼孔先生，以及在宝安基地的大族机床董事长先生，都是湖南人。当然，名气很高的还有一位，蓝思科技的周群飞。他们大多都是在莞深起家，从普通的打工者变成了创业者。这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当他们想拓展自己生存空间时，出于交通的便利，也出于家乡的情结，很可能将各种产业带回到自己的老家。像周群飞近年就多在浏阳活动，因为那里有她的重要投资。

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近些年来全国各省都在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尤其像合肥、武汉、成都、郑州、济南都在打造强省会战略，都是在和东莞抢人、抢产业。所以东莞没有以前那样人声鼎沸，也自然而然了。

但这样也未必是个坏事，它同样可以倒逼在东莞生存的企业，找到更新的方式，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进一步塑造自己、提升自己。

这也让另一个湖南人罗龙看了机会。这个曾在深圳工厂打工，一步步成为企业高管，最后成了东莞“新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一员的汉子，发现企业向科创要发展，既需要人才，也需要应对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今天的他，做企业经理人协会，搞人才培训。但是他的培训，主要是点对点的定制式培训，比如虎门康源电子希望能有人帮忙解决关于电路板的问题：1.喷墨打印电路板的发展史和技术原理；2.光刻工艺流程介绍；3.P1材料介绍……他给对方找到一位专家去授课！另外，易事特希望有人能给它们讲讲钠电池方面的内容：新型低成本、长寿命和高安全性钠离子储能电池——他就给它们匹配了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他不做别的培训，就是服务产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诉求！

今天，尽管我们做东莞制造业的调研，但除了那种制造业本身的，像罗龙这样为制造业做服务，也是生态中必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对刘建伟来说，尽管今天的东莞，不像以前大干快上时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无数个厂房等着自己去安装，但是，他相信做事的尽头终究还是得靠做人。此外，他要通过整合相关资源，来提质增效。今天的他，众望所归被选为东莞市建设工程信息服务协会（2013年11月25日注册成立）第三届新会长。该协会拥有会员单位三百余家，有完善的建设工程全过程产业链企业会员，可涵盖购地选址、资源配置、项目立项、建设规划、手续办理、图纸设计、建筑施工、工程检测、工程监理、水电消防、环评环保、工程验收、备案归档、旧改补强、建筑建材、装修装饰、智能家具、法律税务等相关业务。所以，刘建伟率先提出把协会打造成服务融合发展型专业协会，打造建设工程全过程服务平台，通过协会成员交流互动，树立共赢理念，打造共建平台，最终实现共建共赢这样一个伟大梦想。

不得不说，像钟辉、罗龙、刘建伟等人大多不在“松山湖”，但是他们依旧和东莞的科创、东莞的未来近相呼应。

有意思的是，松山湖也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容”当中。2010年，其成功获评国家级高新区。2015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开始建设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20年7月，松山湖科学城被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可以说，20年，松山湖实现了从“产业园”到“科学城”的华丽转身。在空间上，2014年、2017年，东莞先后将东莞生态园和周边六镇纳入统筹联动组团发展，2019年又将横沥、东坑和企石三镇纳入进来，形成“一园九镇”的全新格局，也就是松山湖功能区。这也意味着，松山湖不再只是一个产业园的概念，或者地理的概念，而是东莞的一种科技向上的精神，一种迫不及待求发展的渴望。

这样的东莞，终究是G94科创走廊上一颗硕大的珍珠。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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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时代及世界三重奏下的中国区域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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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2024年度全民阅读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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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民阅读·书店之选”人文社科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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