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法国，有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哲学历险时刻

萨特、阿尔都塞、德勒兹、利科、利奥塔、朗西埃……在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看来，这些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所各自代表的“奇点”构成了法国当代哲学一个非凡的历险时刻。

在《法国哲学的历险》这本评论集中，巴迪欧向这些哲学家同行致以诚挚敬意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质疑与批判。在充满激情与哲思的观点碰撞中，巴迪欧引导读者踏上一条通往未知，也通往真理的哲学历险之路。

20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哲学有什么样的特点？作为当事人与见证者，为什么阿兰·巴迪欧认为其规模和创新性足以与希腊古典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相媲美？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法国哲学的历险》前言。

原文作者｜

阿兰·巴迪欧

《法国哲学的历险》，阿兰·巴迪欧著，译者: 胡陈尧，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4年5月。

本书由一系列文章组成，其唯一共同点是都涉及那些可被归入当代的法语哲学家。此处的“当代”意味着他们的主要作品均出版于20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的数年间。

这全然不是某种理性选择，亦非某种个人偏好或是某类型文选。不，所有这些都与特殊的境况联系在一起，出于偶然，一些同类型（关于法国当代哲学家）的文章被排除在该系列之外，由同一出版社以《袖珍先贤祠》（Petit Panthéon portatif）的标题出版。我请求读者将本书与《袖珍先贤祠》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在其余各处，还散布着同一领域的另一些文章，它们或将于某天问世。针对某些作家的书写，我的写作方式过于简略，或过于艰深，或发表于某些无处可觅的杂志，或基于某种我无法再识别的冲动，或处于某类亟待进一步阐明的背景，或依据某种过度讽喻的动力，或未能顾及那些改变我评判的后期作品，又或者……谁知道呢？总的来说，在本书与《袖珍先贤祠》之后，拉法布里克（La Fabrique）出版社的确应准备第三卷作品，其中将涉及——仅列举那些作品业已成熟、稳定，或过早辞世的“前人”——吉尔·夏特莱、莫妮克·大卫-梅纳尔、斯蒂凡·杜阿耶、让-克洛德·米尔纳、弗朗索瓦·勒尼奥、弗朗索瓦·瓦尔……随后，我将以对那群重要且引人注目的“青年”的零散书写作为收尾，他们是45岁或略微更年轻的哲学家（在哲学上，成熟是滞后的）。

阿兰·巴迪欧，当代法国左翼哲学家，曾任巴黎高师哲学教授，他与德勒兹、利奥塔等人一起开创了巴黎八大哲学系，是当代世界上与齐泽克、阿甘本等人齐名，很有影响力的左翼学者之一。曾师从阿尔都塞，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终结论给予了批判，以《存在与事件》一书开创了事件哲学。他的其他代表作还包括《主体理论》《世界的逻辑》《世纪》《哲学宣言》《第二哲学宣言》等。

现有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的确只是半成品（work in progress）。

为弥补所有这些不协调与偶然，我想要在此处对所谓的“法国哲学”给予一定考量，即便该种说法可能会显得矛盾（哲学是普遍或非普遍的），显得沙文主义（形容语“法国的”在当今等同于什么？），它既是帝国主义的（那么，始终是西方中心主义？），也是反美国式的（“法式风尚”与英语国家高校哲学院的分析式学院派之间的对立）。

在无损哲学之普遍使命的前提下——我本人是这一使命的坚决捍卫者——必须注意到其历史发展中包含着一定的间断，在时间和空间中均是如此。借用弗雷德里克·沃姆斯一个极具意义的表述，应认识到存在某些哲学的时刻，存在某些哲学能够具有普遍反响的创造性的特殊局部化。

以两个尤为强烈且显著的哲学时刻为例。首先是自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古典哲学，从巴门尼德到亚里士多德，这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奠基性，杰出却颇为短暂的哲学时刻。此外便是德国唯心主义，从康德到黑格尔，经由费希特和谢林：这也是一个出众的哲学时刻，从18世纪末延续至19世纪初，一个强烈且富有创新性，却仅延续了数十年的时刻。

我将暂时以“法国当代哲学”来命名这一法国的哲学时刻，它主要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其规模和创新性都足以与希腊古典哲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时刻媲美。

让我们回顾几个公认的里程碑。《存在与虚无》，萨特的奠基之作，问世于1943年；德勒兹的最后一部作品，1991年的《什么是哲学？》。在萨特与德勒兹之间，我们无论如何都应提到巴什拉、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利奥塔、德里达……跳出这一封闭时段，延续至今，我们还能够列举出让-吕克·南希、菲利普·拉古-拉巴特、雅克·朗西埃、我自己……我将这一作者和作品名单称为“法国当代哲学”，在我看来，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富有创造力的、既独特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时刻。

让-保尔·萨特（1905-1980），二十世纪法国声誉非常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是战后法国知识界的一面旗帜，享有“世纪伟人”“世纪的良心”之盛誉。他的学说对法国及整个欧美的思想文化界曾产生深刻影响，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辨读这一整体。围绕我提到的这十余个名字，都发生过什么？关于依次出现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思辨实在论（réalisme spéculatif），人们（“人们”通常指代美国学者）想要说明什么？这一时刻是否存在着历史和知识上的统一？怎样的统一？

我将从四个方面展开这一讨论。首先是关于起源的问题：这一时刻源起何处？它的系谱如何？它的诞生证明是什么？紧接着，我将尝试辨读该时刻自身的哲学运动。第三，我将关注一个根本性问题，即这一序列中哲学与文学的关系。最后，我将论及贯穿该时期的哲学与精神分析之间的持久争论。

法国哲学时刻：源起

为考察20世纪下半叶法国哲学时刻的起源，应追溯至该世纪初，法国哲学两个截然不同的流派于这一时期确立。以下是部分标志性事件：1911年，柏格森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两场著名演说，后被收录于论集《思想与运动者》中。1912年，布兰施维克的《数学哲学的诸阶段》出版。两者（恰在“一战”前夕，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为思想确立了截然对立的方向，至少在表面上如此。柏格森提出了关于生命内在性的哲学，可被归入基于现代生物学、有关存在与变化的本体论。这一方向持续了整个世纪，直至德勒兹。布兰施维克则提出一种概念哲学，更准确地说是概念性直觉的哲学（笛卡尔以来盛行的矛盾修辞法），该种哲学以数学为支撑，描述符号论（symbolisme）的历史构成，基本的概念性直觉以某种方式在此汇集。这一将主观直觉与符号论形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方向也持续了整个世纪，一边是更为“科学化”的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和拉康，另一边则是更加“艺术化”的德里达和利奥塔。

于是，在20世纪伊始，法国哲学便表现为一种我所谓的分裂和辩证的形象。一边是生命哲学；另一边，简单地说，是概念哲学。这一关于生命和/或概念的问题将成为法国哲学的核心命题，对于我们此处所谈论的哲学时刻亦是如此。

关于生命与概念的讨论最终指向的是占据这一时期的主体问题。为何？因为人类主体既是生命实体，也是概念的创造者。主体是两大方向的交汇点：其生命 （主观生命、动物生命、有机生命） 得到考量；同样得到考量的还有主体的思想，以及其创造和抽象能力。围绕主体概念——时而以其他词汇呈现——身体与思想、生命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冲突中组织着法国哲学的生成，这一冲突自世纪初便业已存在，一边是柏格森，另一边是布兰施维克。

我可以迅速给出一些例证：在萨特和梅洛-庞蒂那里，作为意图的主体是一个关键概念。阿尔都塞则相反地将历史定义为无主体的过程，将主体归入意识形态范畴。继海德格尔之后，德里达将主体划入形而上学范畴；拉康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体概念，主体的构成是一种原始划分，一种分裂；对于利奥塔而言，主体是叙事的主体，正如终审时在某项法律面前进行辩护；对于拉尔德罗，主体是可能受怜悯效应影响的人或物；在我看来，只存在真理过程的主体……

应注意到，关于起源，我们还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期，在那里有笛卡尔留下的遗产，可以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是一场关于笛卡尔的大讨论。笛卡尔创造了主体这一哲学范畴，法国哲学的命运，乃至其中的分歧，都是对笛卡尔遗产的划分。笛卡尔既是研究物质身体和动物机器的理论家，也是研究纯粹思辨的理论家。因此，他同时关注物理学和主体形而上学。在所有当代伟大的哲学家那里，我们都能找到有关笛卡尔的文字。拉康号召人们回归笛卡尔，萨特就笛卡尔对自由的论述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德勒兹对笛卡尔保持着一贯的敌对，福柯和德里达就笛卡尔产生过争执。总而言之，在20世纪下半叶，有多少法国哲学家，就有多少个笛卡尔。

关于起源的问题给予我们所关注的哲学时刻以首个定义：围绕主体概念的一场概念之战，其形式通常是就笛卡尔的遗产所展开的论辩。

如果将目光转向那些能够界定我们的哲学时刻的思想运作，我可以列举出几个尤其能呈现哲学研究“方式”的例子，即所谓的方法运作。

第一种是德国式运作，或者说基于德国哲学家思想的法国式运作。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的整个法国哲学既是对笛卡尔遗产的讨论，也是对德国遗产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有一些标志性时刻，例如科耶夫的黑格尔研讨班，拉康参与其中，列维-斯特劳斯也受其影响。此外还有30和40年代的法国青年哲学家们对现象学的发现。例如，萨特在柏林读到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原著，这促使其彻底改变了自身观点。德里达首先且尤其可被视为一名对德国思想富有独创性的阐释者。对于福柯和德勒兹，尼采的影响则是根本性的。利奥塔、拉尔德罗、德勒兹、拉康，这些彼此迥异的哲学家都撰写过有关康德的文章。由此可以认为，法国人在德国寻觅着某种东西，在从康德到海德格尔的丰富资源中汲取营养。

《尼采与哲学》，作者: [法] 吉尔·德勒兹，译者: 周颖 / 刘玉宇，上河卓远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年8月。

法国哲学在德国寻觅什么？一言以蔽之：概念与存在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这一关系被赋予了诸多名称——解构主义、存在主义、诠释学。但所有这些名称背后都是同一种研究，即改变或转移概念与存在之间的关系。正因为法国哲学自世纪伊始便围绕生命和概念问题展开，这一思想的存在主义转变，以及思想与其所根植的土壤间的关系，都极大地吸引着法国哲学。这便是我所谓的法国哲学的德国式运作：在德国哲学中找到解决概念与存在间关系的新途径。这是一种运作，因为德国哲学——经由法国阐释——已成为法国哲学战场上某种全然一新的东西。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运作，是在哲学的法国战场上对德国哲学武器的反复利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其目的本身与德国哲学截然不同。

第二种运作同样重要，涉及科学。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家们试图将科学从严格的意识哲学领域解放出来。他们证明了相较于简单的认知问题，科学更为广泛而深刻，应将科学视为一种生产性活动、一种创造，而不仅仅是一种思考或认知。他们试图在科学中找到创造与转换的范式，最终避免将科学视为对现象的揭示与组织，而是作为一种可与艺术活动相提并论的思想与创造活动。这一过程在德勒兹那里得到了彰显，德勒兹将科学创造与艺术创作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对比；然而，作为构建起法国哲学的诸多运作之一，该过程在德勒兹之前便已经开始了，自30和40年代起，巴什拉（既关注物理和数学，也关注诗歌的主观底层结构）、卡瓦耶斯（［Cavaillès］将数学恢复为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生产动力学）、洛特曼（［Lautman］认为论证过程是理念的超感觉辩证法的具象化）等人极富独创性的作品便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种是政治运作。几乎这一时期的所有哲学家都试图令哲学深层次地介入政治问题：萨特、战后的梅洛庞蒂、福柯、阿尔都塞、德勒兹、让贝、拉尔德罗、朗西埃、弗朗索瓦丝·普鲁斯特——以及我自己——都曾是或依然是政治行动主义分子。正如同在德国哲学中寻找概念与存在间的新型关系，他们也在政治中寻找概念与行动（尤其是集体行动）间的新型关系。这种使哲学介入政治情境的强烈意愿以寻找一种新的主体性为基础，该主体性可以是概念性的，与大量涌现的集体行动相符合。

我将最后一种运作称为“现代的”。这是一句口号：使哲学现代化。在我们日常谈论政府行动的现代化之前（如今应使一切都现代化，而这通常意味着摧毁一切），法国哲学家就已经具备了对现代性的强烈意愿。他们密切关注艺术、文化和社会变革，以及风俗转变。哲学对非具象绘画、新音乐、戏剧、侦探小说、爵士乐和电影表现出浓厚兴趣，其与现代社会最鲜明的表现形式的关系愈发密切。与此同时，哲学尤为关注性，关注新的生活方式。代数和逻辑的形式主义也激发着哲学的某种激情。通过所有这一切，哲学寻找着概念与形式运动间的一种新型关系：艺术形式、社会生活的崭新面貌、生活方式、文字科学的复杂形式。通过这种现代化，哲学家们寻找一种新的方式以接近各种形式创新。

因此，这一法国哲学时刻至少是对德国思想的新的汲取，是一种创造性的科学观，一种政治上的激进，一种对新的艺术和生活形式的追求。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概念进行新的安置，将概念与其外部的联系予以转移。哲学试图建立与存在、思想、行动和形式运动的新联系。

雅克·朗西埃(1940— )，出生于阿尔及尔的法国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早年与老师阿尔都塞合著《阅读〈资本论〉》，后来走上独立的思想道路，成为当今法国激进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撰写了多本著作探讨美学与政治的关系，包括《电影的寓言》《被解放的观众》《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系列场景》《失去的线索——关于现代虚构作品的随笔》等。

从哲学到文学

关于形式的问题，即寻找哲学与形式创新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里是至关重要的。显然，这涉及哲学本身的形式问题。应对哲学语言加以改造，且不仅限于创造新的概念。这便催生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一种特殊关联，同时也构成了20世纪法国哲学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关联在法国源远流长。在18世纪，诸如伏尔泰、卢梭或狄德罗等古典文学家难道不被称为“哲学家”？还有一些法国作家，我们不知道他们应隶属于文学还是哲学。例如帕斯卡尔，他既是我们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作家，无疑也是最为深邃的思想家之一。20世纪的阿兰（Alain），表面上他显然是古典派哲学家，一位不属于我所讨论的时刻的非革命性哲学家，却与文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写作于他是至关重要的。他在自身哲学书写中追求一种沿袭自古典道德家的简洁。他发表了大量小说评论——关于巴尔扎克的文章尤为杰出——和法国当代诗歌评论，尤其是关于瓦莱里的评论。因此，在20世纪法国哲学的“普通”形象中，我们可以辨读出这一哲学与文学间的密切关联。在二三十年代，超现实主义者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也试图改变思想与形式创新、与现代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他们想要创造新的生活形式。虽然他们采用的是一种诗学途径，但也为法国50和60年代的哲学活动做出了准备。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是超现实主义群体的常客。即便是像阿尔基耶这样的索邦大学哲学教授，也与超现实主义领域保持着联系。

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诗学与哲学的计划之间存有某种关联，超现实主义者——或另一方向上的巴什拉——是其中的代表。但从五六十年代起，正是哲学本身应创造出其文学形式；它应在哲学表达、哲学风格及其概念的重新定位之间寻得一种直接的、富有表现力的关联。我们因此见证了哲学写作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于这种写作，德勒兹、福柯、拉康的写作；我们难以描述这种写作是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与先前哲学风格的显著断裂。所有这些哲学家都试图拥有自己的风格，开创新的写作方式。他们想要成为作家。在德勒兹或福柯的作品中，你可以在语句的运动中找到某种焕然一新的东西。那里有一种毫不让步的肯定节奏，一种尤具创造性的形式意识。在德里达那里，你会寻得语言之间一种复杂而宽容的关系，一种语言关于其自身的劳作，思想穿行其中，如鳗鲡游走于水草之间。在拉康那里，你能够看到一种可与马拉美媲美的复杂句法。所有这些都包含着对论说文既定风格的激烈抗争——同时，这种风格也时有回归，如萨特或阿尔都塞的作品所展现的，因为这涉及一种修辞的根基，对其展开的斗争始终是不确定的。

雅克·拉康（Jaques Lacan，公元1901年4月13日—公元1981年9月9日），法国作家、学者、精神分析学家，也被认为是结构主义者。出生和逝世于法国巴黎。拉康从语言学出发来重新解释弗洛依德的学说，他提出的诸如镜像阶段论（mirror phase）等学说对当代理论有重大影响，被称为自笛卡尔以来法国最为重要的哲人，在欧洲他也被称为自尼采和弗洛伊德以来最有创意和影响的思想家。

我们几乎可以认为，法国哲学的目标之一便是创造一个新的写作场域，文学与哲学在其中融为一体；这一场域既不是作为专业知识的哲学，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而是一种不再能将哲学与文学加以区分的写作，换言之，我们无法再将概念与生活经验区分开来。因为最终，这种写作的创造旨在赋予概念文学生命。

这种创造、这种新型写作，其目的是言说新的主体，是在语言中创造新的主体形象。因为现代的主体，作为法国哲学时刻的关键性因素，不能是直接来源于笛卡尔的理性的和意识的主体；也不是——更具技术性地说——反思的主体；它应是某种更为模糊，与生命、与身体联系得更为紧密的东西，一种比意识主体更为广泛的主体，同时也是某种类似生产或创造的事物，其自身聚集着更为强大的能量。无论是选择采纳和接受“主体”这一名谓，还是用其他术语取而代之，这都是法国哲学致力于言说、寻找和思考的内容。

正因如此，精神分析成为重要的对话者，这一弗洛伊德的伟大创造正是关于主体的新命题。凭借无意识主题，弗洛伊德向我们证明了主体问题比意识更为宽广。它将意识包括在内，却又不限于意识。这便是拉康所谓“无意识主体”中“无意识”一词的根本含义。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法国哲学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当代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变革影响深远。长期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福柯、德里达、朗西埃、巴利巴尔、米勒和巴迪乌等人都曾是他的学生。生前出版有《孟德斯鸠：政治与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和哲学》《立场》等十一部著作，以及《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等重要论文。去世后陆续整理出版的遗著已有《来日方长》《哲学与政治文集》《论再生产》《马基雅维利的孤独》《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等近二十种。

哲学与精神分析的争论

因此，整个法国当代哲学与精神分析展开了广泛而严肃的讨论。这一讨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构成了一幕极为复杂的场景。这一处于哲学和精神分析之间的场景（戏剧）本身无疑具有启示意义。问题的焦点在于自20世纪初以来法国哲学两大流派的划分。

让我们回到这一划分上来。一边是存在主义生机论，发源于柏格森并经由萨特、福柯和德勒兹；另一边则是我所谓的直觉概念论，它允许了概念的形式投射，起源于布兰施维克，并经由阿尔都塞和拉康。横跨两者（存在主义生机论和概念形式主义）之间的，乃是主体问题。因为归根结底，主体的存在产生概念。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也准确地占据着这一领地：无意识也是某种兼具生命力与象征性，并能产生概念的事物。

显然，考虑到以另一种方式从事与你相同工作的人，你们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艰难的。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同谋关系——你们从事同样的工作；但同时是一种竞争关系——你们采用的方式不同。在法国哲学中，哲学与精神分析的关系正是如此：同谋与竞争关系。既是诱惑与爱恋的关系，也是敌对与仇恨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一幕场景才会如此激越而繁复。

有三段重要的文字可以证明这一点。首先是巴什拉于1938年发表的《火的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 du feu）一书的开篇，这是关于该问题最明晰的例证。巴什拉提出了一种新型精神分析，基于诗与梦，我们可将其称为一种关于元素的精神分析：火、水、空气、土地，一种元素精神分析。实际上，可以认为巴什拉尝试用“梦想”（rêverie）这一新的概念取代弗洛伊德的性压抑。他试图证明梦想比性压抑更为广泛、开放。《火的精神分析》的开篇对此有极为明晰的论述。

第二段文字是《存在与虚无》的结尾，萨特也提议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分析，他将其称为“存在精神分析”（psychanalyse existentielle）。这是同谋/竞争关系的典范。萨特用他的存在精神分析对抗弗洛伊德的“经验论”精神分析。在他看来，提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化精神分析是可能的，而弗洛伊德仅提出了一种经验论的精神分析。如果说巴什拉意欲以梦想取代性压抑，那么萨特则试图用所谓谋划（projet）来取代弗洛伊德的情结，即无意识结构。对萨特而言，将主体定义的不是某种神经症或生理反常的结构，而是一种基本的、对存在的谋划。这也完美地印证了同谋与竞争的结合。

第三段文字来自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的第四章，在该部分中，精神分析被另一种方法取代，德勒兹称之为“分裂分析”（schizo-analyse），这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抗。正如巴什拉用梦想替代性压抑，萨特用谋划替代结构或情结，德勒兹的文字是明确的，即用建构来替代表达——他批评精神分析仅对无意识的力量进行了表达，而未对其加以建构。

这是非凡的，也是症候式的：三位伟大哲学家——巴什拉、萨特和德勒兹——都提出用另一种事物来取代精神分析。我们还可以证明德里达和福柯也怀有同样的抱负……

所有这一切都勾勒出一幅应予以回顾的哲学图景。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法国当代哲学家、哲学史家，他博学多才、见识非凡，著作涉猎哲学、文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电影、绘画等众多领域,他以斯多亚学派、休谟、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尼采、柏格森等伟大哲学家作为其哲学史的写作对象，由此跻身伟大哲学家行列。

法国哲学时刻：

纲领和雄心壮志

我认为一个哲学时刻是由某种思想的纲领所定义的。当然，哲学家之间有很大差异，其处理纲领的方法也时常对立，结果便是提出矛盾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可以在这些差异与矛盾中找出共同的要素：不是作品，不是体系，甚至也不是概念，而是纲领。当纲领性的问题极为有力且被共享时，哲学时刻便应运而生，并伴随多样化的方式、作品、概念和哲学家。

那么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这一纲领是什么？

首先：不再将概念与存在两相对立，结束这一分离。证明概念是鲜活的，是一种创造，是过程和事件，因而无法与存在分割开来。

第二点：将哲学纳入现代性之中，这意味着使其走出学院，在生活中流动。有关性、艺术、政治、科学、社会的现代性，哲学应从所有这一切出发，在此融合，再度淬炼。它应为此与其自身传统部分地决裂。

纲领第三点：抛弃意识哲学与行动哲学间的对立。这一显著的分离——例如康德给予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截然不同的结构与可能性——在不久前依然构成毕业班哲学课程的基础。然而，法国哲学时刻的纲领要求我们抛弃这种分离，证明意识本身是一种实践，科学意识在事实上也是一种实践，同时证明政治实践是一种思想，艺术乃至爱情都是思想，与概念并不相悖。

第四点：将哲学直接置于政治舞台，而不经由政治哲学的迂回，即令哲学直面政治场景。所有法国哲学家，在大部分英国哲学家的激烈愤慨下，都试图塑造一种我所谓的哲学斗士形象。哲学，在其存在的方式上，在其存在本身，都不应仅限于对政治的反思，而是一种旨在使新的政治主体性成为可能的介入。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悖于法国哲学时刻，没有什么比当前的“政治哲学”浪潮更为明确地标志着这一时刻的终结。这是对学院和反思传统的一种悲哀的回归。

第五点：重拾主体问题，放弃反思模式，并因此与精神分析讨论，与其竞争，在涉及主体对意识、对心理不可化约的思想层面与精神分析媲美，乃至做得更好。这里讨论的法国哲学的死敌是心理学，它长期构成哲学课程的半壁江山，而法国哲学时刻尝试将其遏制。心理学回归这一当代潮流，或许意味着一个创造性时代的结束，抑或是即将结束。

最后，第六点：创造一种新的哲学叙述风格，与文学展开竞争。事实上，这是在18世纪之后对“哲学作家”的又一次塑造。该种形象超越了学术领域，也超越了当今的传媒领域，它直接通过自身话语、写作、宣言和行动被感知，因其纲领在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通过各种方式关涉并改变当代的主体性。

这便是法国哲学时刻，是其纲领和雄心壮志。我认为其中存在着某种本质的渴望。这是一种身份，作为哲学时刻的身份，难道不正是某种渴望的身份吗？是的，这种本质的渴望在过去和现在都切实存在，即令哲学成为一种积极的写作，成为新型主体的手段与附属。因此，这也是一种使哲学家摆脱贤者身份，与默想、训导或反思的形象相决裂的欲求。

使哲学家摆脱贤者身份，亦即使其不再成为教士的竞争者：使其成为热衷战斗的作家、描绘主体的艺术家、专注创造的爱慕者。热衷战斗的作家、描绘主体的艺术家、专注创造的爱慕者、哲学斗士，这些称谓无不流露出该时期的哲学想要独树一帜的渴望。

所有这些都使我想到马尔罗（Malraux）在《砍倒的橡树》中援引自戴高乐的一句话：“伟大是一条通向未知之路。”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这一法国哲学时刻，倾向于未知的道路而非既定的目标，倾向于行动与介入而非默想和慧思。这是一种缺乏智慧的哲学，在当下受到指责。

我们所渴望的，不是生命与概念的明确分离，不是存在对理念或规范的屈从，而是概念本身成为一条我们未必知晓终点的道路。这条道路入口明确，终点却几近偶然或模糊，哲学的任务便是阐明其中缘由，证明这条道路确是——换言之：就正义而言——我们应该踏上的。

是的，在过去或现在，这一时刻的哲学都是对某种迫切而理性的思想的升华，那些通向正义的幽暗小径——在我看来，也通往真理——时代召唤我们将其构筑，在踏上征程的时刻。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20世纪的法国，有这样一个以令全人类获益为旨归的哲学历险时刻。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阿兰·巴迪欧；摘编：李永博；导语校对：贾宁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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