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革命史上被传颂的大多都是驰骋沙场的大将，可有一人天资聪颖，却甘愿隐于阴影之下，默默为党和人民付出一生，他就是李克农。李克农将一生心血都花费在中共的情报工作上，在看不到的角落化身巨人，保卫家国不停歇。
新中国成立后，诸多事宜等待共产党处理，军衔评定这等大事直到1955年才被提上议程，赖传珠被毛泽东钦定为军衔评定的负责人。一日，赖传珠带着一份名单来到主席办公室，谨慎地说道：“主席，上将军衔的人员初步拟定完成了，请您过目。”
毛泽东拿起名单看了两眼，没找到心里那个名字，顿时脸色一沉，问道：“李克农怎么不在里面？他难道还没有资格评为上将？”
赖传珠面露犹豫，迟疑地说：“李克农同志的军衔评定我们也思考了很久，由于他之前工作岗位特殊，大家一致认为他从未上过战场，评为上将可能难以服众。”
“怎么会服不了众？那是你们不够了解克农啊！”毛泽东说完直摇头，长叹一口气，继续说，“没有他，我和恩来早没了，多少共产党人都活在他的保护伞中啊！”
听到最后一句话，赖传珠非常震惊，他双眼不自觉睁大，像是不明白为何主席会这么说。赖传珠心想，李克农不是负责情报工作的吗？如何能保护好毛主席和周总理？
见了赖传珠的反应，毛泽东有些痛心，就连党内都有许多人不了解李克农情报工作的艰辛和重要，那群众岂不是更不能理解所有藏在暗处，默默付出和贡献的同志们了？想到这里，毛主席招呼赖传珠坐下，与他一起回忆曾经的几段往事。
1926年，李克农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白区工作，直接上司正是周恩来。在党中央的安排下，1929年李克农以公开应聘的方式，考上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新闻编辑职位，潜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内部。
此时的他不过初出茅庐，却被派遣到敌人的“心脏”处工作，可以说是时时刻刻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李克农深知，重任若是承担不起就会变成压垮肩膀的重担，在接受组织安排时，他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当时周恩来一再问他：“你觉得你能完成这项工作吗？”李克农只是摇头，回答道：“我不知道是否能够完成任务，但我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只有无所畏惧的人，才能走在钢索上拿到想要的东西。”
李克农这话就代表了他的决心，周恩来很欣赏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拍了拍李克农的肩膀，说：“我相信你的能力，若是紧急情况，可以自行应变，不必请示上级。”
而李克农也没有辜负他的看好，打入敌人内部后，很快就受到了重视，进入“中统”特务组织头目徐恩曾的视野中，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股长。股长这个职位不高，但位置却十分巧妙，掌管着国民党在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正好适合李克农获取情报的需求。
徐恩曾喜好拉拢能力出众的新人，李克农得了他的青眼，便多次询问李克农：“股长这个位置太过屈才，不如往上走走？”李克农只回道：“我资历尚浅，还需多加历练，多谢您的看重。”
李克农每次拒绝后都更加亲近徐恩曾，常常主动示好，不仅没引起徐恩曾的怀疑，反而让他更看好这个年轻人。徐恩曾手底下的人，比李克农有能力的，没他听话不争不抢；比李克农听话的，又没有他能力出众；是以，李克农很快就成为特务头子信赖的亲信。
党中央没想到李克农的潜伏工作做得如此之好，要求他务必保持下去，不要暴露身份。周恩来暗中与李克农见过一次，叮嘱道：“我们得到这块阵地不容易，要尽可能守住它，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为了便于长期隐蔽，你的表面生活也要过得去才行。”
在白色恐怖下，深入龙潭虎穴从事情报工作，是一门高难度的斗争艺术，想要长期潜伏于其中不被暴露，就必须将自己变成“真正的国民党”做派。周恩来的提醒可以说是点醒了李克农，他将自己伪装上的漏洞立马补上。
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期间，国民党给李克农发的薪水相当优厚。因为国民党内部人员大多都过着奢华腐败的生活，李克农为了不引人注意，总是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打扮，摆出一副做了“国民党的官，发财了”的绅士派头。
除此之外，李克农还时常光顾跑马厅、大世界和赌场，出入国民党上层及军警之间，几乎与他们混为一体，任谁也不会觉得他像共产党。没有人知道李克农光鲜的外表下，深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生活秘密”。
就算披着国民党的外衣，李克农里子也是共产党人。他很清楚组织的困难，每个月拿到薪水后，第一时间就把钱上交组织充当经费，只给家里人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这些钱只够家里吃些稀饭咸菜，他担心有人看见身份会露馅，从不同意让人来家里做客。
尽管妻子很体谅李克农的工作需要，但不知实情的人难免会产生误会，觉得他“投靠国民党，摆起阔架子”，看不惯他傲慢冷漠的做派。曾经的朋友冷眼看他，甚至当面嘲讽他：“做了国民党的狗，别忘了自己姓什么。”
对于他们的误会、指责，李克农都坦然面对。他知道朋友们骂他，是因为心中的正义，这代表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因此心中并无怨言。期间，也有同事受不了这份委屈，怀疑自己如此艰难的工作是为了什么。李克农经常开导他们：“是为了大局，干我们这一行，就要受得了委屈。我们不是在忍受痛苦，而是主动拥抱困难，这叫‘吃曹操的粮，管刘备的事’。”
1931年4月，顾顺章将武汉地下党组织全部出卖。为了抬高自己身价，顾顺章表示自己知道中共中央所有机密，要求武汉方面将他送往南京，面见蒋介石。
4月25日晚，国民党武汉侦缉处处长连发6份绝密电报到南京，紧急报告徐恩曾并转陈立夫，告知顾顺章被捕叛变。所幸徐恩曾去上海度周末，电报被打入南京国民党特务组织的钱壮飞截获。
钱壮飞在查阅当天的火车时刻表后，发现当天深夜还有一趟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当即回家唤醒熟睡中的女婿刘杞夫，让他赶赴上海，将情报面交李克农。
26日凌晨，李克农家大门被大力敲击，他飞快起身开门，却看见刘杞夫站在门口，满脸焦急。这件事太过危急，刘杞夫下了火车便一路狂奔，现在还在喘大气。
李克农见他这样心头一跳，肯定是遇上紧急情况了，来不及批评他，直接询问道：“为何如此惊慌，发生什么事情了？”刘杞夫把藏在袖子里的东西递给他。
在看到“徐恩曾亲译”五个字时，李克农心里就有了猜测，他紧张地打开情报，最糟糕的猜测成真，李克农脸色紧绷。即使愤怒，他也没有失去冷静，而是立刻思考解决的办法。
情况万分紧急，不容许有半点拖延。见刘杞夫执意要回南京，李克农拦不住他，只能告诫道：“此去凶多吉少，你要冷静，越慌只会越乱，做好应变的思想准备。”说完，就把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塞到刘杞夫手里，李克农的妻子也取下耳环交给刘杞夫以备万一。
安顿好刘杞夫，李克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情报送达，保证中共中央机关的同志能安全转移。但偏偏那天李克农的专线交通员有事不在上海，他和陈赓约定见面的时间也还没到。
若是浪费时间等待，恐怕情报还未送出，周恩来等同志就要被国民党抓捕了。紧要关头，李克农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打破惯例，通过江苏省委工作的关系，快速找到一个刚建立的备用联络点，赶在刀尖上把情报交给陈赓。
就在那天深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及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所有机关先一步安全转移。不久后，陈立夫、徐恩曾亲自奔赴上海，带着顾顺章前来抓捕共产党人。听到周恩来也在此地，徐恩曾很激动，扬言道：“抓了他，还愁抓不住中共的尾巴吗？这次他一定跑不了！”
可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刚烧完的文件还在冒烟，来不及拆除的天线还在晃动，最后撤离的周恩来和陈赓与敌人几乎擦肩而过。危急时刻，李克农顾不上妻儿，完成最后的护送领导转移任务后，立刻去了上海通知钱壮飞的妻子撤离。
随后又到邮局，用“克潮病笃”的暗语，发电报通知远在天津的胡底转移。而李克农的妻儿虽早早躲出家门，却没有安排好去处，只能藏在暗巷，像个乞丐窝在角落里流浪。直到风波过去一个月后，组织才找到他们，将他们安顿好。
这段惊心动魄的紧急转移能成功，多亏了李克农四处奔走，没有他的当机立断、铤而走险，待在上海的周恩来恐怕凶多吉少。周恩来安定下来后，特意找机会感谢李克农：“你做得很好，虽然这是你的工作，但对于我个人，还是要说一声谢谢。”
1931年，李克农来到苏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处于“病休”状态。许多党员都不与他交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门可罗雀，连鬼都不上门”。 但李克农却一直敬佩毛泽东的能力，不时给他送报纸，送食品，之后还介绍叶子龙去毛泽东身边工作。
遵义会议期间，李克农住在会场附近，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他数次见到毛泽东，但都在岗位上，无法空出时间深入交谈。会后，李克农得知毛泽东又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十分高兴，特地登门祝贺。
也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毛泽东记住了这个满心赤诚、不捧高踩低的同志。西安事变时期，毛主席深知李克农做事谨慎小心，把当时负责谈判事宜的周恩来交给他保护，遇到一些问题也总爱听听李克农的意见。
在红军茁壮发展时，国内外有很多进步人士想了解红区事宜，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找到宋庆龄，把自己想要采访“红区”的想法告知她。宋庆龄托人把斯诺的要求转达给毛泽东，同时介绍了斯诺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