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公亶父迁岐之后,在岐山建立建都立庙,建立周国之后,打败了来犯的“串夷”,让周国站稳脚跟,《诗经·大雅·皇矣》中有“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因此,古公亶父首要任务在于让周国在岐山站稳,史书说他已有剪商之谋,应是后人粉饰之语。
古公亶父妻子叫“太姜”,说明他与西北羌人联姻;儿子季历妻子叫“太任”,这是与商朝贵族联姻。背后拥有强大政治力量支持的季历,如何面对他族呢?史记中说季历“脩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就是“道义服人”,但竹书纪年记载季历“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王”、“伐燕京、无余、始乎之戎”等,说明周人开始武力征伐周围狄戎部族,这是“以武服人”。
姬昌的祖与父,一个求“稳”、一个求“战”,那么到了姬昌时代,周国战略核心有无变化?根据史记记载,姬昌与季历一样都是“以德服人”,崇侯虎谗言纣王时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殷本纪中说纣王不修德、姬昌修德,所以纣王失国、周人得国。以史记看,姬昌求“德”,恰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中国传统。
但问题是: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无论“道义服人”还是“以德服人”,都要建立在强大的武力威慑之下,因此史记对季历、姬昌道德服人的叙事显然不太可信,既然如此,姬昌到底采取什么战略,又如何做到“天下三分有其二”?对此,陕西周原甲骨文揭开谜团。
称王之后攻伐商族盟友
姬昌称王之后,所采取的战略是攻伐商朝方国,乃至攻打商朝王畿范围内的商朝方国,史记对此记载的比较清楚,也能与左传、诗经等文献印证。
根据史记记载,姬昌继位之后,“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吸引了一大批贤达归附,并且诸侯向之。于是,崇侯虎向纣王谗言,姬昌被囚羡里。
姬昌出狱之后,首先解决的是“虞芮之讼”,就是虞国与芮国被周人道德感化。诸侯听闻这件事后,感慨的说“西伯盖受命之君”。以清华简、传世史书等记载看,实质就是姬昌称王。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姬昌称王显然是明确的反商。解决虞芮之讼与姬昌称王之间存在重要联系,下文还有论述。
在此之后,姬昌开始攻打商朝方国,史记记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其中耆国即黎国,在山西长治西南,距离位于如今河南淇县的朝歌非常近,属于王畿范围内的方国;邘国位于河南焦作沁阳市,距离朝歌也很近;崇国位于西安老牛坡遗址,是商朝经营西部的据点。
因此,姬昌称王后的战略是“战”,攻打犬戎、密须,应是剪除周围强大的或已臣服于商朝的势力,之后开始直接攻打商朝方国,甚至王畿范围的方国——商族铁杆盟友。灭亡崇国的第二年,姬昌去世,留给姬发一个强大的周国,以及一个摇摇欲坠的商朝。
称王之前姬昌剪商战略
逸周书、论语等记载,姬昌臣服于商朝时已“天下三分有其二”,比如逸周书“天下三分而有其二,敬人无方,服事于商”。但以史记记载,姬昌称王之前只是积德累善而已,然后诸侯向之,并未动刀动枪。那么,姬昌难道真的“以德服人”,然后“天下三分有其二”?
答案当然不可能,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没有进入史书,陕西甲骨文揭开了其中的谜团。
上个世纪,山西曲沃北赵晋侯墓地,31号墓地中出土一件“文王玉环”,上书“文王卜曰:我眔唐人弘战贾人”,即姬昌联合唐人攻打贾人。学者王晖考证指出,姬昌攻打贾人之事不会太晚,应在伐黎伐邘之前,且在姬昌平虞芮之讼前。总之,在虞芮之讼前,姬昌已有军事征伐,并非史记所说的“以德服人”。
更为重要的是,在陕西宝鸡周原遗址中,考古发现一批“周原甲骨文”,其中有相对更全面的姬昌军事行动,填补了史书空白。
首先,周原甲骨文中有“伐蜀”与“克蜀”,即姬昌最终征服了蜀国。无疑,这个蜀国就是牧誓八国中的蜀国,被周人征服之后,后来参与武王伐纣。当然,这个蜀国是在汉中一带,还是四川成都附近的三星堆遗留势力,这一点还有不小的争议。
其次,周原甲骨文中有“征巢”,巢国是位于吴楚之间的小国,大致在今天安徽巢湖县,春秋时期有不少记载。当然,因为此巢国距离宝鸡太远,因此有人怀疑姬昌攻打的巢国是后世卫国一带的巢国,但后世卫国在朝歌、殷墟一带,姬昌称王前显然不可能打到这里。
关于姬昌能否打到安徽巢湖县,诗经中有“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等,汉代学者认为《周南》、《召南》是姬昌对江汉流域的开拓,以及教化当地的史实。汉代大儒郑玄考证指出:“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于时天下三分有其二,以事服殷。”
其实,陕西宝鸡看似距离巢湖县很远,但实际上只要达到汉中,就能通过“汉水”到达江汉平原,乃至抵达安徽一带。古史中的泰伯奔吴未必是真的,但可能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演绎。
除此之外,周原甲骨文上还有“其于伐㝬夷”,以及楚人臣服“以子事文王”等。其中,楚人臣服于周人,理应与周人征服江汉一带有关。
综上可见,因为季历时期武力征伐,征服了西北一带,杀伐太重,所以姬昌继位之后,改变季历时的暴力手段,采取安抚为主,这就是史书上所写的姬昌“积德行善”,但对西南、南方江汉流域采取军事手段征伐,由此达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古史中将泰伯奔吴,视为古公亶父经营东南、迂回剪商战略,这应该不太可信,更可信的应该是姬昌经营南国,既给周人奠定伐商物质基础,又能提供迂回攻打商朝的战略可能。后人回顾这段历史时,可能将姬昌战略安排,放在了古公亶父头上,并将之与泰伯联系了起来。
姬昌征服西南、南方之后,势力达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已可以与商朝抗衡后,但姬昌还要处理一件事,就是商朝实力毕竟还很强大,需要防止商人攻周。想要实现这一点,就与虞芮之讼有关了。
因为虞芮在潼关崤函一带,天险之地,姬昌解决虞芮之讼,让虞芮臣服于周,就控制了这一天险,于是就不太担心商朝攻周。同时,姬昌数月攻打位于西安的崇国,要拔掉商朝西北的据点时,崇国没有得到一兵一卒的援助,原因在于天险阻挡了商朝援兵。
所以,解决虞芮之讼,控制天险之后,姬昌受命称王,正式竖起反商大旗,开始攻打商朝的邘国、黎国、崇国等。
总之,姬昌剪商战略可以总结为两个阶段:称王之前,对西北部族“积德行善”,以安抚为主,但对西南、南方江汉流域采取军事手段征伐,最终让这些地方臣服于周,并在其后派兵跟随武王伐纣;称王之后,姬昌开始积极攻打商朝方国,一度打到了商朝王畿之地。最终,随着姬昌死去,剪商大业由武王完成。
参考资料:《史记》、《诗经》、《王晖——周文王克商方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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