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也谈何元炳的《采茶曲》——兼及黄梅戏起源问题

在黄梅戏起源、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演员们社会地位低下，且文化水平不高，难以留下文字记录。在清代，这些黄梅戏演员们基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讲述黄梅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从不多的文字记录以及老演员们的回忆看，到了晚清时期，鄂赣皖一带已经普遍认为黄梅戏起源并初步形成于湖北黄梅。民国时期，无论是官方志书，还是沪皖一带媒体，以及学术界的研究专家，全社会普遍认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20世纪50年代，安徽的专家学者们深入湖北黄梅和安徽安庆考察，最终也得出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的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已被《辞海》《现代汉语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权威辞书采信。可以说，围绕黄梅戏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毕竟在晚清、民国，没有一条史料显示黄梅戏起源于安徽，而是异口同声地说起源于湖北黄梅。（至于近年来，某些学者炮制的黄梅戏“一戏多源”，将青阳腔、桐城歌作为黄梅戏的源头，已经遭到驳斥。如1982年王兆乾在《浅谈青阳腔对黄梅戏及其亲缘剧种的影响》中较早指出黄梅戏受青阳腔影响，从青阳腔移植大量剧本等，但他明确指出这是在传入安庆之前，由黄梅采茶戏艺人完成。在这里，王兆乾事实上已经指出黄梅采茶戏就是早期黄梅戏。这充分说明即使清初已失传的青阳腔间接影响了黄梅戏，那也不是安庆艺人的贡献。）

黄梅戏的对外播衍，以湖北黄梅为中心，向南传入江西，最为兴盛，“都作黄梅县里腔”；向东传入安庆，但发展缓慢，长期受阻，《安庆文史资料》指出，民国后期安庆黄梅戏濒临灭绝。

安徽官方在桐城歌申报国家非遗材料中捏造桐城歌流传至湖北黄梅一带，而湖北黄梅人对桐城歌闻所未闻，暴露的是以此证明桐城歌为黄梅戏源头的别有用心。

但是，由于前述演员自身问题，以及黄梅戏在清代和民国被政府判定为“淫戏”，使得有关黄梅戏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文字性史料不多（包括手抄的唱本之类），而且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版本不一的情况，让后世学者产生一些疑虑。我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在表述黄梅戏从湖北黄梅传播到江西的史料中，何元炳的《采茶曲》是最早的之一，不少学者进行解读，充分肯定了它在研究黄梅戏起源和传播上的关键性作用。而且，湖北黄梅戏传入赣东北，也成为江西学者的共识，如徐荷生说：“早在清中叶之前，黄梅采茶戏就已经成为赣东北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并早已传入了景德镇……历代都有艺人往来于黄梅、景德镇之间，如咸丰间的罗运保，光绪初年的帅不论……传统剧目方面，景德镇采茶剧团与黄梅采茶剧团都有三十六本大戏，七十二出小戏，完全相同。景德镇市采茶剧团的传统小戏中有关于老四、张德和的剧目，如《小辞店》《拜年》《反情》《过界岭》等，演的都是黄梅县当年的人和事……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成立景德镇采茶剧团之前的漫长岁月中，景德镇流行的三角班，就是湖北黄梅采茶戏。”

略有遗憾的是，何元炳的《采茶曲》因为版本不同，文字略有出入，导致今天个别学者认为存在捏造史料的情形，并由此完全推翻此诗反映出黄梅戏从湖北黄梅流传到江西的结论。为了正本清源，非常有必要对何元炳《采茶曲》进行细致、科学地研究。

在对黄梅戏进行科学研究以来，已故黄梅戏研究专家桂遇秋可能是最早披露何元炳《采茶曲》的学者。1981年，他详细梳理了黄梅戏从湖北黄梅播衍至江西东北部一带的经过，其中便引用了何元炳的一首诗，原文如下：“清代乐平文人何元炳，在《下河调》一首七绝中所描述黄梅采茶戏在乐平流行的盛况，与程其柱同志所说的是一致的：‘拣得新茶绮绿窗，下河调子赛无双。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见《焦桐别墅诗稿》同治刊本）这首二十八个字的七言绝句，说明了乐平县的下河调，即采茶戏，是源于黄梅县。当她传到赣东北之后，本地流行的‘江南曲’就很少演唱，而‘都作黄梅县里腔’了。”为了突出此诗的重要性，十年后，桂老又发表《采茶诗句赋黄梅：何元炳的 <下河调> 茶诗小释》一文，认为此诗“可能作于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至同治九年之间某年的采茶季节，成诗的地点当在乐平”，但这次引用全诗时，有一个字的改动，即“如何不唱江南曲”变成“如今不唱江南曲”。在桂老其他涉及引用这首诗的文章中，又都作“如何不唱江南曲”。这个文字上的差别，引起个别学者的关注，如徐章程、邹文栋发表《清代何元炳 <采茶曲> 新考》一文，就是对桂遇秋的隔空回应。徐章程等说：“1991年，学者桂遇秋发现了这首‘何诗’，并作了初步诠释。但是，桂遇秋在其论文中，对‘何诗’作了如下改动：（1）将第一句的‘倚绿窗’改为‘绮绿窗’；（2）将第三句的‘如何’改为‘如今’；（3）为何诗加了“下河调（黄梅腔）”的诗名。学者桂遇秋未提及《采茶曲》的其他七首诗，并对‘何诗’多处修改，所以，他对‘何诗’的诠释，及其‘赣东北采茶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对这种版本差异，我的理解是：第一，桂遇秋其实并未将‘如何’改为‘如今’。如上文所述，桂遇秋在第一次披露何诗时，就是采用“如何不唱江南曲”。至于1991年的引述，或系笔误，或系编辑改动，并非桂遇秋之本意。第二，徐章程等认为桂遇秋是1991年才发现何诗，明显大错特错。实际上，桂遇秋最晚于1980年就知道此诗。他在《采茶诗句赋黄梅：何元炳的 <下河调> 茶诗小释》中说：“为了弄清楚何元炳《下河调》中的一些历史情况，我于1980年至1984年三次到乐平县走访了该县老艺人程其柱先生。”这说明，桂遇秋至迟于1980年就知道何元炳《下河调》，而徐章程等分明没有认真阅读桂遇秋之作。第三，桂遇秋获取何诗途径和版本与徐章程等不同。徐章程等在江西省图书馆找到了何元炳的《焦桐别墅诗草》同治版刻本，而桂遇秋获取的书名信息却是《焦桐别墅诗稿》。这说明桂遇秋可能并未见过真书，只是耳闻此书名，导致书名不够精准。而且，桂遇秋仅知何元炳《采茶曲》中的一首，对于其他内容相关的七首诗毫无提及，这也佐证桂遇秋并未见过《焦桐别墅诗草》一书。那么桂遇秋如何在1980年以前获取了何元炳诗作呢？只有一种可能，桂遇秋在走访民国黄梅戏老艺人时，从他们的口中、提供的手抄本中获悉了何元炳这首诗及其出处。这也符合老一辈学者治学的“田野考察”的风范。为了获取更多信息，桂遇秋才于1980年开始三次奔赴乐平，主要收获也只是采访到程其柱先生（程其林却对何元炳一无所知），听其讲述黄梅戏传播到乐平的过程。既然二人获取版本不同，存在个别文字和标题差异，也就在情理之中。《下河调（黄梅腔）》这一标题并非桂遇秋所加，应是他获取的手抄本的本来面目。第四，桂遇秋所获手抄本与江西省图刻本，仅有一字之差，即“拣得新茶绮绿窗”与“拣得新茶倚绿窗”，哪个更正确？从中国古典文学用典传承来看，“绮绿窗”更正确。“绮窗”指雕刻花纹非常精致的窗子，在古典诗词中为常用意象。如王维“来日绮窗前”，柳永“绮窗外，秋声败叶狂飙”，李商隐“瑶池阿母绮窗开”等皆是。“拣得新茶”多绿色，所以活用为“绮绿窗”。由于新茶太多，满室绿透，可见茶叶获得丰收，采茶女一定心中欢喜，以至于唱起采茶曲来。如作“倚绿窗”，一则古人不常用，二则“倚窗”难以兼顾“拣茶”（拣茶为采茶之后的工序，多在室内进行）。如不“拣茶”，“倚窗”而唱是可能的，但“拣茶”的同时，则不可能“倚窗”。那么，刻本为何作“倚绿窗”呢？这是因为一般文人的著作难得精刻，往往有一些错误。在刻本出版后，何元炳希望他的诗有正确的手抄本流传，这是他对作品的爱惜。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由于徐章程等对桂遇秋之文未能充分理解，做出“他对‘何诗’的诠释，及其‘赣东北采茶戏源于湖北黄梅县’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这个结论，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在对何元炳《采茶曲》“新考”和“诗意剖析”上，徐章程等为了推翻桂遇秋的结论，同样作了先入为主、发挥想象的任性解读：“《采茶曲》八首诗是何元炳在江西新余‘蒙山’一带旅游时留下的诗作，不代表‘蒙山’一带的风俗……诗歌内容，与何元炳的出生地（江西乐平）和工作地（安徽）都无关……他在茶山上，确实听到了带有黄梅县腔调的‘采茶歌’，这只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何诗只能证明黄梅县的茶农曾经到过江西新余蒙山一带务工，根本不能作为当时黄梅采茶戏已经存在，并且流传到江西及其他省份的证据。”

对于何元炳《采茶曲》的解读，我们只能立足于文体、文本和时间考证等方面，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出合理的推断，而不能不着边际地抛出“在江西新余‘蒙山’一带旅游”“只是一个偶然性事件”“黄梅县的茶农曾经到过江西新余蒙山一带务工”等远超文本范围的想象性解读的结论。

下面试作一文体和文本分析。从文体上说，何元炳的《采茶曲》是竹枝词，且是组诗，一共八首。竹枝词是有着浓郁民歌色彩的诗歌，以记录民间风土人情为主。一般来说，竹枝词所反映的，一定是典型的、活泼的、最具有时代气息的形象和生活。就何元炳的《采茶曲》来说，记录的都是清明、谷雨时节的百姓生活，包括笙歌箫鼓、采桑、拣茶、养蚕等日常活动。其中第六首正是桂遇秋披露的《下河调》（姑且不论是否有这个标题）。从竹枝词的角度来看这首诗，反映的正是当地人在拣茶之时，不唱江西本土的江南曲，却唱黄梅腔。从竹枝词记录一地社会风情的角度看，这绝非“一个偶然性事件”，而是真实再现了当地传唱黄梅腔的盛况，以至于完全压倒了本地的江南曲。“如何不唱江南曲，都作黄梅县里腔”，发出了这种困惑和感叹，说明何元炳对这个社会现象的观察，是非常深刻的。这也说明黄梅腔进入当地，征服了本土江南曲，绝非一日之功，一定经过了多年的文化交融，才会出现这种新面貌、新现象。此外，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对“下河调”的解读。桂遇秋认为“下河调”是当地人称呼黄梅调、黄梅腔的一种说法。而徐章程等认为，下河调是江西本地的江南曲，何元炳是歌颂、赞美本土戏曲“赛无双”。下河调作为一种戏曲名称，虽然风格未必相同，但在全国多个省份都有，江西也的确存在下河调。但从诗歌的文本来看，采茶女拣茶时唱采茶曲，根据后文“都作黄梅县里腔”，说明采茶女唱的是黄梅调、黄梅腔，这分明是对黄梅调的赞美。正因为黄梅调赛无双，何元炳才感叹“如何不唱江南曲”，这是为江南曲的衰落发出的。如果诗中的下河调不指黄梅腔、黄梅调，作为江南曲之一的下河调，无论怎么“赛无双”，采茶女在“拣得新茶”时根本没有去唱，何元炳在作诗时，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拣得新茶绮绿窗”，忽然写了下一句“下河调子赛无双”。诗歌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真实记录，已经没有人唱江南曲（包括江西的下河调）了，诗人不可能去想象采茶女在采茶时哼起江南曲来。从以上分析来看，何元炳此诗中的“下河调”确指黄梅调，这与程其柱等老艺人的说法一致。

另外，就考证本诗创作时间来看，徐章程等的发现是有贡献的。不过就创作地点的判断来看，其结论却是有问题的。徐章程等认为“卷四（七言绝）中的诗作是按照作者撰写时间或事件发生先后顺序进行编排的……《采茶曲》是在何元炳1865年8月赴安徽任职之前的作品”，这是极有见地的，但先后排序也未必全然如此。在同治年间，于何元炳而言有这么几个关键时间点（见徐文披露之诗集及明言所著《何元炳生平考略》）：同治元年（1862年），第二次中副贡；同治元年闰八月至同治二年七月，养病一年；同治三年，中举人；同治四年，到南京，后“奉檄于役太郡”（安徽当涂县一带）；同治五年，任安徽石埭知县，后在安徽任职多年。同治三年，也就是中举那年，恰好清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覆灭，这才有了第二年何元炳到南京的可能。卷四中收录了不少关于南京的诗歌，如《乌衣巷》至《秦淮杂咏十首》之间皆是，何元炳甚至造访了袁枚的随园遗址。《采茶曲》排序在南京组诗之前，说明它的创作时间应早于同治四年。但不符合时间先后排列顺序的是《病起抒怀题于梦生草堂》，它排序在南京组诗（同治四年作）之后，而创作时间却在同治二年（何元炳自述“壬戌再中副车，榜后病作”“迄今一年”云云）。这说明何元炳诗集也并非严格按照时间先后排序，但我们可以谨慎推论，即卷四所收应为同治年间作品，诗歌整体是按时间先后排序的，除了少数诗歌例外，而《采茶曲》与《病起抒怀题于梦生草堂》为同一时期作品。

桂遇秋先生

何元炳是在同治元年闰八月中副贡，然后开始生病，并且养病一年，在这期间创作了《采茶曲》和《病起抒怀题于梦生草堂》等。根据前文分析的《采茶曲》的内容看，准确说，也就是同治二年的清明、谷雨时节创作了《采茶曲》。按照何元炳自述，他应在同治二年七月方才病好，然后次年高中举人。作为一个病中准备参加举人考试的副贡，他绝无心情到新余的蒙山一带旅游，也没有这个体力，只可能安心在家乡乐平养病，以备战科举考试。徐章程等所臆想的“在江西新余‘蒙山’一带旅游”纯属子虚乌有，不切实际。从诗歌文本角度分析，何元炳也没有去过蒙山。《采茶曲》第八首：“几日香花再拜陈，蚕娘毛女紫姑神。明朝更击长腰鼓，预祝蒙山岭上春。”这分明说的是“明朝”之事，是诗人何元炳的一种想象与期待，并非实际所有，与蒙山也就毫无关系。既然《采茶曲》确如桂遇秋所推断作于乐平，早在同治二年黄梅调即已盛行于乐平，如此一来，程其柱等老辈艺人说的“乐平县三角班，原名采茶戏，又叫下河调，是从湖北省黄梅县流传过来的”，这个说法就很有可信度。何元炳的《采茶曲》作为记录风土人情的竹枝词，在证明“赣东北采茶戏源于湖北黄梅县”是极有说服力的，这也就充分说明黄梅戏最早的起源地在湖北黄梅。

何元炳《采茶曲》记录同治初年湖北黄梅调传入江西之事，也得到了十多年后的光绪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申报》上的《黄梅淫戏》一文的的呼应：“皖省北关外，每年有演唱黄梅调小戏者，一班有二十余人，并无新奇足以动人耳目。唯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省之花鼓戏无甚差别。”这里所提到的“江省之花鼓戏”，应即为传入江西的黄梅调，是以“无甚差别”。这说明，至迟在同治初年到光绪初年，湖北的黄梅调已经盛行于江西和安徽两省，实际最初的传入时间，肯定要早至道光至咸丰年间，甚至于乾隆年间。作为外来的黄梅调，与本地戏曲不经过几十年的竞争，是难以在同治年间盛行开来的。

又，据乐平人明言查阅《何氏宗谱》，何元炳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四月初七日辰时（殁于光绪八年正月十一日巳时，即1882年去世），徐章程等判定何元炳生于1813年是错误的。

（本文摘自《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辨》，原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2期）

责任编辑：褚欣桐

作者简介

梅杰，笔名眉睫，1984年生，湖北黄梅人。研究现代文学、儿童文学、地方志。湖北大学客座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担任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大奖复评委，荣获中国好编辑（2014）、中国出版新星（2018）等称号。著有《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废名先生》《梅光迪年谱初稿》《童书识小录》《丰子恺札记——泛儿童文学随札》《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文人感旧录》《黄梅文脉》《现代文学史料探微》《朗山笔记》，主编《中国儿童文学大视野丛书》《曹文轩论儿童文学》《喻血轮集》《梅光迪文存》《许君远文存》《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林海音儿童文学全集》《邓文滨集》《绮情楼杂记》等。策划出版《丰子恺全集》《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精品书系》（多语种版）《海豚学园》等大型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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