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漫谈-可歌可泣的“宜昌第一楼”

可歌可泣的“宜昌第一楼”

刘思华傅长德

解放路，原名通惠路，是宜昌大步跨越近代迈向现代的一条著名的道路，其中与道路同龄的一栋楼宇，更是不同凡响，它阅尽人间沧桑，饱览历史风云。这里，曾留下众多名人的身影，它那当年堪称恢宏的厅堂和高雅的客房，它那每一处过道和每一级台阶，曾留下历史伟人的光辉足迹。这座楼就是民国初年创办的一家饭店，其后30多年一直是宜昌的顶级宾馆，承办重要的宾客接待业务。解放后又开办报社30多年。这座大楼就像一位“世纪老人”，注视着宜昌的变迁。

晚清，宜昌城门外不远（包括如今解放路、中山路、四新路等）就是田地、水塘和坟茔。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宜昌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商资本涌入，海关、邮政、电信相继设置于宜昌。高大城墙难以禁锢商务发展的势头，但其后30多年，除了沿江（现环城南路口至一马路口）由外国洋行兴办的公司、商社和货栈及外国人把持的海关、邮政以外，只有一些专做洋商、旅客生意的酒楼、茶馆、旅栈、烟馆等商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闭关锁国”的局面。直到民国初年才发生较大变化。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取代清王朝，由于时代巨变，宜昌的地位迅速上升。自清雍正时宜昌为府治所在地后，宜昌府管辖7个县（含巴东、鹤峰，但不含当阳、远安、枝江和宜都）。1913年2月，全省撤府并道，宜昌设荆宜施鹤道（后改名荆南道）的道尹公署，管辖原施南府、宜昌府、荆州府三个府的20个县，道尹由中央政府任命。宜昌跃然成为全省三个道之一的道署所在地。地位迅速提升，开辟商埠已刻不容缓。1914年2月10日，省公署（即省政府）派谢姓官员来宜昌调查开埠事宜，随即成立直属省署的“宜昌商埠工程局”，委任金鼎为局长，下设测绘处，聘英国籍工程师主持编制“拟修宜昌商埠规划”，随之组织测量队勘测地形。

自有城墙以来，宜昌城廓的7个城门，就有6个沿江一字排开，便于水上交通运输和百姓下河汲水，只有一个大东门通向陆路，是城区通向北乡的要津。此时为适应开辟商埠的需要，在通向小南门的另一头即现解放路与学院街的交汇处，拆去一段城墙，改建成通惠门，市民习惯上叫“小东门”（一些老年人沿习叫到解放初）。在通惠门外，沿东南方向辟出4.65平方公里的土地规划修建20条道路，其中著名的商业区有通惠路、二马路、一马路、云集路、福绥路、怀远路，其中通惠路是重中之重，也最为繁华。

率先动工的通惠路的中段，即面向陶朱路（后名陶珠路）的“丁”字形路口对面这一横线上，开发并排数幢一组建筑物，由当时商界公认资质一流的公昌营造厂主持开发。公昌的老板李春澄为宜昌商界头面人物之一，所开发的这组工程，也是宜昌的顶级工程。时光荏苒，早已过去五六十个春秋的解放后的宜昌，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已是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但论楼高、论气派、论坚固，仍没有一座楼房跻身其右。更令人感到珍视的是，历经岁月的洗刷和战乱的破坏，同年代的老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幸运的是，这座大楼却硕果仅存的保留下来，被有关人士誉为“宜昌第一楼”。

这曾是一组四层戴帽的中西合璧式建筑，1915年商埠区开辟初建成，开办宜昌第一家顶级饭店-峡州饭店，成为达官贵人、富商巨贾、洋人买办出入之地，也见证不少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大楼建成交付营业后，接待过许多历史名人，目击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事件。北京政府频繁地调大军进川作战，因而后来当了民国大总统的曹锟，两三年后在湖南任上被学生领袖毛泽东等发动驱逐出湖南的张敬尧，稍后，著名军阀孙传芳、杨森，他们在宜昌逗留、小憩，首选当然非峡州饭店莫属了。

特别值得在历史上大书一笔的，是几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都于风云际会的北伐战火正炽的1926年冬至翌年春，不约而同地相继走进峡州饭店，或下榻于这里，或前来商谈军机大事。

1926年夏，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德，结束在德国的学习生活回国，于第一时间向上海的党中央报到，当面向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要求分配工作。经商定，朱德利用和驻军川东万县的军阀杨森的早年旧谊，以中共中央代表和国民政府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万县联络杨森，争取把他从军阀营垒中分化出来。朱德于8月中旬抵万县同杨森晤面。贯于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的杨森，一面向朱德表示待条件成熟立即接受改编，另一方面又同北洋军阀头目吴佩孚密电往返，暗送秋波，悍然派大军开赴宜

昌协助抵挡北伐军的大举进攻。9至10月，杨森在宜昌外围连吃败仗，迫使他低声下气向朱德祈求谅解。朱德返汉报告工作二次赴万时，带来了由总司令签署的关于杨森、朱德的委任状。

1926年11月18日，杨森约朱德一道，在众多将校军官、幕僚、马弁的簇拥下，从万县乘兵轮驶抵宜昌。21日，北洋军宜昌主帅、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率军旅政要和名流将杨森、朱德等从码头迎进峡江饭店下榻。卢金山作为东道主在这家饭店举办盛大的宴席作为接风宴，为杨森、朱德洗尘。酒过三巡，杨森带着几分醉意摒退左右，从身上掏出一纸文书，递给卢金山让他过目。卢匆匆瞟了一眼顿时神色大变。原来这是朱德第二次离汉赴万带给杨森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签署的关于杨森任职的委任状。卢金山并非能征善战的一员将才，这次抗击北伐军，全靠杨森为报吴佩孚曾对他有知遇之恩，派大军援鄂鼎力支撑的结果。如今这样一堂接风洗尘欢迎宴席的猜拳行令场面上，杨森用这种方式告之他要改换门庭，要转向了，难怪他惊魂难定。卢只好表示愿意交出兵权，一旦战局恶化，愿意携带家眷进川接受保护。

酒席散后，杨森、朱德一行匆匆赴设在宜昌县商会的川军临时司令部，举行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的就职仪式，杨森通电就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朱德通电就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朱德还领导在杨森部队组建国民党第二十军党部，朱德任主任委员，在宜期间杨森、朱德奔走于峡州饭店和驻宜临时司令部之间，峡州饭店见证了这段历史。

朱德早年进滇军10多年，官职升至少将旅长，但他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脱离军队舍弃官职、出国留学而退出军界有几年。这次复出再次步入军界，所凭藉的舞台，就是这家久经历史风云洗礼的宜昌峡州饭店。

1926年冬的宜昌会战，北伐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前推进。杨森没有反戈一击乘势将自己的部队亮出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反而带被击溃的残部逃回万县。以第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为代表的国民革命军，风卷残云般的全歼宜昌之敌，于12月17日，即杨森、卢金山等逃走当天，一举攻占宜昌全城。贺龙所部战场缴获最丰，仅第二旅一个旅，就缴获步枪、机枪3000余支（挺）和火炮多门。全师一下子拥有枪支15000余支和其他精良装备。

可是，胜利的凯歌声中开始出现不合谐的音符，曾从湘西就并肩作战的兄弟部队的领头人，为了自己部队和本山头的利益，同曾经生死滚扑在一起的贺龙师长及其第一师闹摩擦了，而一向敌视中共、反动顽固的何键之流，竟大言不惭的叫嚣，要贺龙将浴血奋战夺到手的防地，白白地交到他的手上，由他任师长的第八军第二师好来接管。贺龙率部打扫战场，作最后一战时，第十军军长王天培率一支部队先行接管了征税机关，将截获的税款瞒住，企图自己一个军独自吞掉。贺龙多次同王军长交涉，陈述全师已断饷多时，请拨给饷银，王仍不为所动。贺龙的第一师强忍粮饷短缺的困难，被迫同要从自己手上争夺防地的何键所部发生军事冲突。何键没占到便宜，只好悻悻地带上部队退出城。

被拒绝拨饷后，贺龙的一师只得临时筹募以解部队每天支灶开伙的燃眉之急。何键之流却唆使宜昌豪绅劣商派人赴省城告贺龙及其一师的刁状，诬陷他独占战功、强派捐款。进而，何、王所部对贺龙所部剑拔弩张。武汉的国民党右派乘机煽风点火，竟鼓噪要下令解散贺龙的部队。

国民党中央会议于是年11月26日决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及国府委员北迁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党政临时联席会议”，开始行使国民政府职权。武汉国民政府对进占宜昌的九、十两军之间和贺龙部队与何键部队之间的矛盾十分关注，尤其是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的吴玉章，一向器重贺龙的治军风范、人格魅力和革命精神，向联席会议请求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率代表团赴宜昌“劳军”，实则是排解驻军纷争，以保护贺龙这支左派部队。

吴玉章同李维汉等一行8人，于1927年元旦刚过来到宜昌，下榻于通惠路峡州饭店。吴玉章当时年届五旬，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他是1905年同盟会创建伊始就加入的首批会员之一，曾领导清朝末年四川反清武装起义和广州黄花岗起义。他以老资格的革命元勋之身，摒弃旧民主主义革命，于1925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又以国民党元老的地位，活动于国民党中央和故旧袍泽之间。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此时此地他要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大力呵护以贺龙为代表的左派革命力量。代表团成员中的李维汉，也是一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18年即同毛泽东一道组织新民学会，不久留法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来宜昌时已是中共中央委员。

1月26日，吴玉章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着手调停第十军把持征税和第九军军饷无着的矛盾，责令第十军撤出税务机关，将其移交政府接管。吴玉章在宜期间，多次在峡州饭店下榻处同贺龙等左派将领交谈，研究如何化解危机，克服困难。为了摆脱险境，吴玉章出面向宜昌商会交涉，由商会拨给一笔经费给第九军的贺龙、杨其昌两个师，以助他们开赴武汉、捍卫革命中心。

这座大楼问世近一个世纪，自那时以后，政局瞬息巨变，战乱兵连祸结。悠悠岁月近百年，峡州饭店及其大楼，和我们这座

城市的人民一样，遭遇许多磨难，也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湖北督军王占元祸国殃民，一手穷兵赎武大肆扩军，另一手极力截留军费、克扣军饷以鲸吞变成他私人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并陆续变成他渗入京津实业的投资。王占元克扣军饷中饱私囊的恶果，是激起他在宜昌的驻军两次哗变。1920年11月和1921年6月，驻宜部队官兵变成一群明火执仗的匪徒，肆意杀人、放火和抢劫。全城一千多栋房屋被纵火焚烧，许多大钱庄、大烟土号、大绸缎号、大海味号被大火吞噬成废墟。地处商业闹市的峡州饭店，无疑也是匪徒们的袭击目标，可通身由钢骨水泥铸就的峡州饭店，令恶魔们束手无策、奈何不得，就这么躲过一劫。

1934 年峡州饭店由李少卿接办经营，易名为“神州花园”。它临街店堂仍经营饭店，侧门进到后院就是所经营的娱乐场所。1937年6月再次易主，李少卿将房屋、设施顶给张焕章等经营，改名“中央花园”。接办不久，一场亘古未有的国家民族的大灾难逼来，一个月后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半年后日寇飞机开始对宜昌狂轰滥炸。日机专炸我和平居民，几轮轰炸后，通惠路已是千疮百孔，断垣残壁，1940年宜昌沦陷前夕，通惠路上的建筑物已毁坏殆尽。有幸的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老峡州饭店大楼，尽管它的外墙吊挂着邻栋楼房残留的大梁、楼枋，但它仍傲然屹立于废墟之中。

这座大楼如何躲过日机一波又一波的轰炸，早年宜昌老百姓有不同版本的说法，有的说有颗炸弹落下又弹起来才爆炸，大楼才得以安然无恙；有的说炸弹命中后又滚跳到楼外才炸；另有人说，峡州饭店中过弹，幸亏是颗哑弹。究竟中弹没中弹，恐怕永远是个“谜”。不过，历史传承多张当年的照片，记录了它昂然屹立，倔强不屈的雄姿。

那是宜昌人民刻骨铭心的时刻，日寇从襄西一路杀人、放火，蹂躏我大片国土，惨杀我无数同胞，于1940年6月12日日寇攻陷宜昌。一队鬼子官兵列队背向陶朱路，正领受敌酋发布杀人放火的野蛮命令，两旁已是断垣残壁的峡州饭店，怒火中烧地注视着侵略者丑恶、残暴这一幕。也在这时，中国军队向日寇组织了一次反击，一度收复宜昌，战地记者拍摄了一张中国军队第十八军一部，整齐列队行进在通惠路的照片，仍然是老峡州饭店伫立在抗日勇士们队伍的左侧，目送他们奔向前线杀敌。老峡州饭店就像一位“历史老人”，忠实记录下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又一幕，向后辈诉说。

抗战胜利后，通惠路上的房主们和其他市民一道，纷纷复员回宜昌重整家园。房主们的房子被敌人炸毁或烧毁，但地基是自己的产业，他们雇工清除地界内的残砖瓦砾，平整房基，着手重新盖房。然而八年战乱，谁都元气大伤。好不容易东挪西借凑到一笔资金，也很有限，故而战后1945年秋至1946年建房高潮期，通惠路恢复了商业原貌，但都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不再有老峡州饭店那样中西合璧、全现场钢筋混凝土浇筑的四层大楼。至于这座大楼，已风光不再，没有出现民初到30年代的繁荣。

直到解放后，这座大楼才迎来另外一种腾飞。1951年3月8日，中共宜昌地委机关报《宜昌日报》报社入驻这座大楼，赋予了它全新的命运。《宜昌日报》在此办报30多年，直至迁入新址为止。此楼2006年拆除，楼址位于新建商业步行街中段，人们每每从这里经过，都有着深深的感怀。#荆南楚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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