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教育部穷得叮当响，交通部却富得流油

北洋军阀控制北京政权时，国务院由内务部、外务部、财政部、司法部、陆军部、海军部、参谋部、农工商部、教育部、交通部组成。其它八部姑且不论，在十部之中教育部最穷，交通部最阔。

教育部在各衙门中是著名的“冷灶”，在“冷灶”中任职当然也就是灾官了。

国务院分发各部办公费用时，教育部的份额最少，财政部又扣着不发，可怜的一杯残羹，还是无法兑现。所以教育部只好精打细算，不断地精兵简政，进行裁员。

但裁员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下岗”的各级文官和雇员纷纷到平政院控告，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要求清还所欠薪水，然后一刀两断，否则休想把他们赶出教育部的大门。教育总长自知理亏，只好通知“下岗”的人员“一律复职，依然到部办公”。

复职后依然无饷可发，干坐冷板凳。于是政治上有门路的人就谋求调动工作，向交通部、财政部等阔衙门里挤；经济上有魄力的人就下海经商，捞上一把；既无门路，又无魄力的人也不甘心整天在办公室里坐冷板凳，组织起了索薪团四处奔走呼吁，企图引起社会舆论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实际上是要各界头面人物，救救灾官。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就成了一座空衙门。空衙门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无人办公，同时也是无公可办。如果有公可办，总会有一些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人不计报酬、不计时间，坚持“岗位责任制”了。

教育部没有油水可捞的原因是当时国家下拨的教育经费少得可怜，公立中小学的费用均由地方财政承担，地方政府办的公立大学在财政上也和教育部没有任何关系。

直到1928年国民党的北伐军进入北京，北洋政府垮台时，北京的国立大学也不足十所，而且国立大学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靠收学费，所以学费很高，但和私立大学相比，学生家长负担的还是比较“合理”，乱收费现象还不算严重。

常言道“雁过拔毛”，教育部是雁不过的清水衙门，堂官（总长、次长），司官（司长、科长）们手再黑，也无毛可拔。

洪宪醒梦后，袁世凯一命归西，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西南军阀、奉系军阀也开始拥兵割据，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也不存在了。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的呈文关系日趋淡化，渐渐成为了无公可办的冷衙门。

教育总长，总得是由有学历、有职称、有著作、在社会上有点影响的学者出任。所以北洋时期的教育总长不是清朝的翰林，就是留洋的博士。能当上总长的人，当然是已经官僚化的知识分子。

可是由于土墨汁和洋墨水多喝了些，在官场上表现得就不太灵活，路子也不算宽，所以财政部欠薪时，教育部首当其中，成了无薪可发的穷衙门。

鲁迅先生从民国元年起就在教育部任职，直到1926年离京到厦门大学任教时为止，在教育部当了多年的灾官。灾官的全衔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图书馆、博物馆科科长。

当时部机关的官制是四级制，总长是特任官、次长、司长是简任官、科长是荐任官，科员、办事员是委任官，若是和现在的干部制对号入座，鲁迅先生这个科长也相当于县团级了（或称之为正处级）

袁世凯统治时期，全国维持着形式上的统一，教育部这个清水衙门，还有些例行公事可办。由于当时尚不欠薪；虽然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可捞，“大家都清苦些”，可是仍然属于富有阶层。原因是袁世凯政府对各级公务员实行高薪制，目的是“厚以养廉”。所以鲁迅先生这个相当于大专学历的区区科长，月薪是297块大洋。和一个月薪是四块大洋警察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财政开始崩溃，长期欠薪不发。教育部的各级公务员手中既无权又无钱，于是成了名副其实的灾官。

一些灾官们无职可调，无海可下，除了组织控告团、请愿团、索薪团在社会上“闹事”，借以引起各界舆论的重视外，只好找个第二职业，聊以补贴家用。

无职可调、无海可下的穷儒们所具有的“优势”只剩下“站讲台”、“爬格子”。所以鲁迅先生先后在北大、中国大学、女师大兼教，并给报刊投稿。1916年以后鲁迅先生开始正式爬格子，这不可能不说和当时灾官有关。

没想到区区稿费尽管少得可怜，还引起了红眼病患者的注意，一位初犯精神病的北师大学生竟找上门来向鲁迅先生要钱，彼此间闹了一场误会。

教育部的索薪团尽管闹得轰轰烈烈，可是成果不大，只索下了一个月的三分之一薪水，而且还要“亲领”。鲁迅先生领回了99元，回家后粗略统计一下，历年来已欠薪9000余元。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只要能索回，存入银行吃利息，也能享有小康之家的温饱，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故鲁迅先生称自己是精神上的富有者。女师大事件以后，鲁迅先生放弃了在北京当灾官、兼职教课、爬格子的生涯，南下厦门、广州，投入了大革命的怀抱。

交通部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著名的“热衙门”。

“热”的原因是交通部所掌管的铁路、邮政、航运都是能“创收”的行业，在业务上必须跨省区经营，产权上又和洋人有关，所以铁路、邮政、航运尚未完全被各省督军控制，交通部尚能保持“主权”和享有部分财权。

从行业管理上来讲，铁路、邮政、航运都必须执行全国统一的规章制度，服从统一的经营管理条令甚至必须按部令办事，所以交通部不但有薪可发，而且有公可办，有油水可捞，故门庭若市，很是红火。

铁路、邮政、航运在旧中国被称之为铁饭碗，“铁”的原因首先是三者均系官办而且盈利，故不会倒闭。其次是由于铁路、邮政、航运均是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行业，需要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职工、干部队伍，不会轻易“裁员”。

不但职工以身穿路服、邮服、航服为荣，上层人士更以当上路局长、邮局长、航运公司的总办、会办为发迹。所以交通部系统的各层次人事安排都较为稳定。这是交通部系统在军阀混战中尚能保持相对独立的原因之一，也是在“上层社会”能形成交通系政客集团，在中层能形成专业干部集团，在下层能保持职工队伍有向心力的原因之一。

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借外债、海关收入还外债后的余额，再其次就是交通部的上缴利润，故财政部有求于交通部。交通部也就不存在欠薪问题，而且历任总长，大多实行福利政策，在正薪之外，再搞些加薪。

为了保证工作效率，上下午都无偿地由茶房送上工间点心，以示总长体贴下属，不叫大家“饿”着肚子办公。每值夏日，西瓜、酸梅汤更是保证供应。

交通部的饭厅，是北京城的美食中心，集天下之名厨，汇四海之异味，而且物美价廉。原因是饭厅近似开放性营业，但营业厅设在交通部机关大院内。在所有制上虽是“官办”，但由个人“承包”。

体制上官办文系“内部食堂”，当然不用纳税，房屋、水电当然也是无偿使用。个人承包，就搞得很“活”。于是在和其他饭庄进行物美价廉的竞争中，就有了体制和物质保障。

北洋政府其它各部官方宴会、私人饭局也大多在交通部饭厅举行，所以不但客源丰富，而且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外省“督署”、“省府”的官员进京述职，也都要到交通部饭厅一饱口福。

由于交通部是个阔衙门，故上有油水可捞，中有油水可分，下有油水可沾，所以官员和雇员都不用谋求“第二职业”。即便是廉洁自守、愚不可及的愚儒也无须“站讲台”、“爬格子”。

于是老北京市民编了个顺口溜“交通阔，教育穷，司法内务最从容（无公可办）。财政抠（门）陆参横，农工商和海军轻。”

穷衙门就“穷叽叽”，教育部闹控告团、请愿团、索薪团。但阔衙门也不安宁，交通部就闹酗酒、嫖娼、吸毒、赌博......更有甚者，绑匪们竟把交通部大饭厅当成验票、赎票最佳场地。讹骗犯也利用交通部大客厅干起了罪恶的勾当，因为在国家机关内做案最安全。

交通部有八百多名委任职以上的文官，再加上雇员（勤杂人员）总得有一千多人，而且每天有大量其它机关的人员来部办理公务，所以便于鱼目混珠，做案后一走了之。

北京北洋时期最大的讹骗案就发生在交通部的大客厅。

交通部长的独生女儿和财政总长的少爷要喜结良缘，这桩婚事轰动了北京。一天大有金店接到了交通部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会计司全体文官要集体送一份彩礼，叫金店派人多送些样品来供挑选。金店老板喜出望外，立刻亲自带了三位伙计拿了样品前往。

在大客厅落座后，接待他的人对样品挑选得很严格，最后说：“这样吧，你们四位和我进去一趟，请总长亲自挑选。”老板就和接待者一同进了二门，进二门时门卫还向他们敬举手礼，这使老板对接待者的身份更加深信不疑。

到了一间大办公室门前，接待者对老板说：“四位稍候，让我二人进去呈上总长选样吧”，老板随即让伙计交出了全部样品。二人进入大办公室后久久不出，老板等急了推门而入，发现这间大办公室是穿堂客厅。

此案使交通总长很是震怒，集合了会计司人员叫老板辩认，老板说不出是谁，后又扩大到全体人员，老板也没能找出两位骗子，最后只有不了了之。

原来做案的骗子利用总长在大客厅前下车，然后步入二门的时机，邀老板一同进院。二门的警卫见紧随总长身后有人入院，认为是总长的客人，故依然立正敬礼，这样老板对接待者的身份也就深信不疑了，使骗子能轻而易举地携物脱身。

由此看来，这两个骗子虽然不是交通部的在编人员，但交通部内一定有人是他们的引线，否则安排不会如此天衣无缝。

“厚以养廉”之说是中国官场之中的口头禅。交通部虽阔，但也有“交通匪类”之人，看来阔和廉之间并无内在联系。教育部虽穷，还倒穷出些愚儒和硬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