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苏东坡时代》海南首发式暨研讨会预告（附《苏东坡时代》作者独白）

主办单位：海南省作家协会 海南省出版发行集团 外文出版社

活动时间：2024年6月29日（星期六）9：00—11：30

活动地点：海南新燕泰大酒店三楼天恒厅

《苏东坡时代》作者独白

孔见

一个值得深挖的大萝卜

四年前，当我与明哲兄在南渡江出海口确认本书选题时，读书界的东坡热似乎还没兴起，但现在已经呈现一种鼎沸的状态，好像这部书是为了趁热度而仓促炮制出来的。其实，在我书写《穷尽人性的可能》中《中华文化人格的演进》一章时，就在苏东坡身上下了不少功夫，并将他作为中华文化人格的蝴蝶标本，一个需要深入刨挖的大萝卜。

▲《苏东坡时代》书影

仰观中华文化史的天空，可以说是星斗璀璨，但在人格方面造诣深邃的人，细数起来并不太多。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的诗文千古流芳，但其人格的开展与造化，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局限。他们内心的修为，应付不了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命运的起落；他们对时代现实所作的回应，很多是情绪化的，一旦任事遇挫，就会露出尴尬与难堪的破绽来。甚至可以这么说，他们的人生最终都走向穷途。他们的文字才华值得久久玩味，但他们的为人处世却不见得值得效仿。与他们不同，苏东坡是中华文化造极时期涌现出来的人物，其人生跨度甚大，不论是志得意满，还是落魄江湖；不论是悲欢离合，还是进退沉浮；不论是位高权重，还是身陷死牢；不论是宠荣倍加，还是罪辱交集；不论是利害得失，还是生杀予夺，他都亲临其境，像神农尝百草一样，遍尝人间的种种况味。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一个完整的社会截面，他都用血肉生命一寸寸地度量过。其命运的跌宕程度，堪比庐山瀑布。由于他的学养汇集了中华文化三大主脉(儒道佛)，因此能够从容应对命运的种种变故，消化难以吞咽的人生苦果。他的一生数起数落，被放逐的时间加起来长达十几年之久。流贬与放逐中，他的身世一再被连根拔起，抛弃到荒凉之地，但他仍然能够全然收容了自己的身世，安放好自己的身家性命，于无依无傍地中站起来，义无反顾地承担自己的命运，以一颗大开大合的心，和光同尘，吞云吐雾，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在杖藜茅舍之间活出一番风云气象来，完成了自我的涅槃重生，同时也完成了对中华文化人格的重新定义。即便到了天涯海角，也依然海阔天空，身穷心不穷，不至于陷入进退失据、运转不开要去撞南墙的死局。

值得一提的是，东坡不仅活得深邃通达，也活得摇曳多姿，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不仅仅如林语堂所说的乐观而已。他致力于将云水禅心与人间烟火结合到一起，打通世间与出世间的阻隔，让尘埃雾霾化成云霓霞光。在宋朝，士君子们都热爱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苏东坡自然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他同时也喜爱油腻的猪肉，想要消解莲花与猪肉之间的界限与距离，让云水禅心与人间烟火打成一片，做到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两不辜负。

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客观知识的源泉，而是在于哺育与成就人格，让人活得更加开阔、通达与深邃，让人活得更加高贵、优雅、超迈，让人在更完满的意义上成其为人。充分展开的人生，和贯通天人的思想，成就了苏东坡的生命造化。他的精神生命像橡树一样，始终保持着向上生长的态势，既能成己，也能成物。他对生命和世间事物的消受同样是有品位的。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华文化人格的魅力，理解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在物质力量甚嚣尘上、有着压倒性优势的今日，安身立命的课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峻，作践、辱没与抛弃生命的现象随处可见，我们更需要从苏东坡等人的身上，汲取内化于人格中的力量与智慧。

社会与人格形态的儒家文化

就像许多事物那样，苏东坡的出现并非偶然，当我们将他像萝卜一样刨挖出来时，就会发现其根植的泥土是如此深厚。剥离了泥土，就无法得到这个鲜活的萝卜。于是，本书的写作就由一个人带出了一个朝代。如前所言，苏东坡是中华文化造极的宋朝出现的人物，而这个朝代，与之前和之后的王朝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如果不将其置于三千年的历史流程当中，你也无法在整体上给它定位。于是，本书顺带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文化思想史的脉络，做了必要的梳理。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古典文化的过度清算与扫荡，让我们受益匪浅的同时深受其害。在许多人眼中，中国三千年的古代社会，都是专制暴政的漫漫长夜，殊不知，各个朝代的政治体制，其实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并不是一股脑的极权专制。有学者区分出周制与秦制两种类型。由周氏父子特别是周公旦创设的西周，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崇尚德礼斯文，尊重天道民心，给予人性足够的信任。战国之后，天下大乱，以恶易恶、以暴制暴成为不可阻挡的浊流。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人性已经信任不起。崇尚以力服人和严刑酷法的法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吾从周”的孔子与孟子，如丧家之犬周游列国，推广儒家精神，都得不到“有国者”的采纳，其中的“仁学”与“王道”核心思想，几乎成为一种绝学。之后的朝代或儒里法表，或儒表法里，很多的时候，儒学成为政治建设中的装修材料。直到绞肉的五代十国之后，手持《尧典》、《舜典》的赵匡胤，和把一部《论语》翻烂成了半部的赵普，才踩住刹车，携手建构起赵宋王朝，成为“绝学”的儒家思想，才重新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儒家王朝（汉武帝独尊儒术，尊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非仁学与王道的精神），其政治生活与伦理社会，在很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理念，一种指向人心的德治体系，包括话语暴力在内的各种社会暴力，被减少到相当低的程度，整个社会铺垫着不忍人之心织就的脉脉温情。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华文化三大主脉基本上消除了排异反应，出现了如同三江汇流的局面，堪称波澜壮阔。这是中国人活得最有尊严与品位的时代，也是周朝衰亡之后政治最清明与承平的时期，制度文明与生活文明最高的时代。不走进这个时代，人很难真正了解儒家文化的人文内涵。正是这样的时代，孕育了范仲淹、周敦颐、邵雍、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黄庭坚等一批人格高贵、光风霁月的士子，致力于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一己之身去穷尽人类生命存在的可能性，让我们觉得人是值得敬重的物种。

今天，以力服人的丛林法则仍然主宰着地球表面，战争与暴力随处可见。重新返回宋朝，去见识社会形态与人格形态的中华文化，重温那个时代的政治与伦理生活，或许能够体谅古德先贤们苦衷与深意，更加珍惜中华古典文明的内在价值。仅仅从思想的形态，很难体认儒家文化的真义。

大约是明末以来，流传着“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有日本学人借题发挥，认为中华文化的气脉，宋亡之后就已经断送，被日本人接走了。的确，今天在日本，可以看到唐宋文化的遗迹与遗风，这证明了中国作为文化宗主国的存在。然而，或许是因为民族特性的缘故，日本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吸纳并不完整。儒学的体系大体分为“仁”与“礼”两大范畴，仁学讲的人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仁者爱人，包括自爱与爱他。儒家虽然主张在生命与道义不可兼顾的极端情况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但在通常情况下，对于自己的身家性命十分珍惜。但在日本文化情境里，人们轻易毁伤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将自身置于不仁不孝的境地却不自知。他们夸张地继承“礼”学的内容，将其繁琐化，而对于“仁学”的内涵不得要领。恭恭敬敬的外表下，掩盖着这个民族内心的冷酷。他们身上浸润着一股来自太平洋深处的寒意。中华文化的正脉依然留存在九州之地。

生命的具格与失格

作为一个儒家王朝，宋朝的政治是王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北宋的朝堂是一个有话可说、有道理可讲的地方。读书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成为治理社会的主体，权力因此与知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终结了东汉后期以来的门阀制度，“天理”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高于王权的地位。因此，《苏东坡时代》的写作，又由一个人带出一个群体。它于是有了一个副标题：儒家王朝的士大夫。大量的寒门士子，在十年寒窗之后通过科举考试一跃龙门，穿越阶层壁垒，进入国家权力体系。他们身上呆萌的书卷气、书生气，冲淡了官僚体制腐朽气息。宋朝可以叙说的事物很多，比如陶瓷、茶道、书画、市井，但最值得称道的恐怕是苏东坡所在的士大夫阶层。

▲《苏东坡时代》内文

研究历史的人会感慨，北宋官场的廉洁程度，远高于某些反腐倡廉强度极大的王朝，这其中除了官员俸禄较高的缘故，还有士大夫阶层整体的人格自律与道德洁癖。他们在掌握权力之后，并没有被权力所裹挟，证明权力必然滋生腐败的定律。儒家主张修身为本，注重生命存在的位格，强调人性不能屈尊于物性之下。宋代的进士每人手中都有一本皇帝亲赐的《孔子家语·儒行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视人格操守重于肉体生命。竹子与莲花，是士林的两种精神图腾。竹子是君子人格的象征，莲花则是圣人人格的隐喻。在北宋的士林里，像范仲淹、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司马光、程颢、赵抃这样的君子比比皆是，他们身上散发着人性的光辉，都是头戴光环的人物。他们交相辉映，让小人无地自容。这让我想到了海南岛上的黄花梨，这种树木的芯有着坚实而绚美品格，而一般的杂木是没有芯格的。北宋是一个生命具格的时代，人们不仅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爱惜自己心灵的品质，不愿意埋汰自己身上的人性之光。每当写到这些士君子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有着深深感慨。社会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人拥有多少身外之物，更体现在人以什么样的生命品质去消受这些事物。在物性成就已经极高的今天，人心却成了泥潭，人性渣化现象触目惊心。在人口如此众多的地面，要找到一个值得发自内心去尊重的人，找到一个可以作揖下跪的人，实在是太难太难了，但在北宋，这种人比比皆是。毫无疑问，在生命失格的时代，人们衣冠楚楚，锦衣玉食，在大街上高视阔步，但在精神境界与灵魂品格方面，却是那样的不堪。不仅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也得不到自己的珍惜。十几年前，在一篇文章里，我说到我们这个时代，物质生活方面出现的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但在精神生活的领域却没有发生。上层社会与底层社会的道德趣味都基本一致。但在宋代，人们之间精神境界拉开了很大的距离。正是因此，作为作者的我，在书中情不自禁地为宋代的士子唱起了颂歌。这种颂歌也可以被理解为对生命失格时代的批判。我原本是一个严酷的批评者，但在《苏东坡时代》里，竟然大声唱起了赞歌，而且丝毫不觉得害臊，连自己都感到意外。

宋朝灭亡之后，儒家文化实际上走向衰落，士子的精神也随之荡然。三次外族入侵、入住中原的大劫，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势之下，具有士子人格操守的人大多都成仁去了，留下来的多是苟且之徒，偷生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一种文化没有了人格精神的守护，也就难免走低，呈现“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态势，甚至“浊浪排空，阴风怒号”。想到宋亡之后的种种，作为作者的我未免心生感伤，因此，《苏东坡时代》可以说一首长长的历史挽歌。

就这样，这本书的写作拔出萝卜带出了泥，由一个人带出一个时代，由一个时代带出了一个群体，到了最后都难以收摊，勉强以《大宋之殇》来作为尾声。不管是自然世界的描述，还是社会历史的叙事，都有宏观整体与微观具体之间如何关联的问题，本书采取迂回穿插的叙述方式，力图将历史的进程与人物的命运交关起来，一言难尽地加以领悟于把握。想当初，构思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希望对它的阅读能够深浅两宜，并且具有重复阅读的可能性，但不知是否已经做到。或许我善良的情愿超出了自己不争气的能力，但这不能视为我的过错。其实，我已经尽力了。至于书中存在的不妥与失当之处，只能拱手就教于广大读者和各位方家。

2024年5月12日

孔见，学者，作家，出版有思想随笔集《赤贫的精神》《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卑微者的生存智慧》，诗集《水的滋味》, 评论集《韩少功评传》，小说集《河豚》，长篇非虚构叙事《海南岛传》，思想专著《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即出）等。先后出任《天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第四、五、六届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