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 年国军少将对我军司令员的轻蔑，却被司令员的智慧反击！

“你在八路军中是什么军衔？”

1939年国军一少将何绍南在一场宴会上奚落我军司令员陈奇涵。

他语气极度傲慢，想借此让我军司令员陈奇涵出丑，报昔日斗智斗勇之仇。

陈奇涵却丝毫没有动怒，只是淡淡地看了何绍南一眼，才开口说话：“我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实行官民平等。”

而陈奇涵之后的回答，也让原本得意的何绍南顿感无地自容，满脸尴尬。

那么二人之间究竟有何恩怨，陈奇涵司令员究竟对何绍南说了什么呢？

这还要从国共两党二次合作说起。

1937年，为全面抵抗日军的进攻，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全面合作。

合作两年后，抗日战场进入了相持阶段，整体局势略有缓解。

在这种情况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将领开始消极抗日，想借此消耗我军的战斗实力。

蒋介石重新将先前占领绥德警备区划分给我党，我党中央因此派兵驻守绥德进行保卫活动。

为了能让国民党一心团结抗日，我党决定成立“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分会主任由国民党将领何绍南担任，副主任由我党陈奇涵司令员担任。

这何绍南可不是善类，他对共产党人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并处处为难我党将士。

何绍南接受任职之后，不但不配合我党的工作，反而不断制造摩擦。

他公然组织一批地痞流氓制造事端，妨碍我党发动群众组织工作。

陈奇涵一方面努力维持双方合作，另一方面还要时刻警惕国民党对我党的倾轧。

1938年5月，何绍南授意其手下，带领土匪队袭击正在杨家园子开展群众动员工作的八路军，造成我八路军1死10伤的恶性事件。

然而何绍南及国民党方面均矢口否认“杨家园子”袭击事件系其所为，企图掩盖真相。

陈奇涵临危不乱，深入事发现场，寻得当地群众作为证人，搜集了确凿的人证和物证。

他将这些证据一一呈现给何绍南及其他国民党官员，以铁证如山的事实揭露了真相。

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指认和协助下，何绍南终于无处遁形，被迫认罪。

无奈之下，他不得不以协议的形式郑重承诺，今后绝不再发生类似的恶性事件。

此事过后，何绍南怀恨在心，一直在伺机报复。

不管何绍南在认错时表现得如何，陈奇涵都从未对他放下过一丝警惕。

在何绍南的精心策划下，他组建了一支“美女队”，妄图色诱我军战士叛逃。

然而我八路军纪律严明，对这些手段不假辞色，使得何绍南的计划落空。

何绍南贼心不死，指挥手下的土匪到处张贴诋毁我军的大字报，并冒充共产党人劫掠老百姓，妄图抹黑我党。

更是在“杨家园子”事件后，于除夕当晚他再次组织人手将绥德县委书记崔正富暗杀，并抛尸于冰冷的河水中。

一次次的恶性事件，令我党中央十分不满，委派李仲英和陈奇涵共同处理。

陈奇涵通过走访排查找到证人，证实所有的事件都是何绍南所指使。

毛主席直接下达指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必须严肃处理何绍南的恶行。

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合作的关键时期，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合作的全局。

因此，陈奇涵决定抓小放大，敲山震虎。

他让自己的侦查部队密切关注何绍南的“土匪军”，一有动向立刻汇报。

9月，土匪军再次实施抢劫，我军及时赶到，与土匪军发生激战，将其一举歼灭。

何绍南接到消息带着自己的队伍赶到时，战斗已经结束，我军正在清理战场。

由于何绍南是国民党的少将，陈奇涵暂时不能动他，只是借这个机会震慑一下这些国民党顽固派。

何绍南是又惊又气，但又不敢声张，只能打碎牙齿吞进肚子。

但是自此他对陈奇涵更加怀恨在心，只想等待时机扳回一局。

但陈奇涵毕竟也有官职在身，和自己的地位不相上下，且在军中声望较高，何绍南也不敢明刀明枪动他，只能暗地里使阴招。

1939年的一天，何绍南靠巴结自己的上司胡宗南，得到了一个“少将法官”的头衔。

因此他打算大宴宾朋，陈奇涵也在受邀的范围之内。

陈奇涵的警卫员小声嘀咕：“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司令，咱们去不去？”

陈奇涵放下邀请函笑着点点头：“去，当然去。”

陈奇涵怎么能不知道，何绍南此举定是别有用心。

酒过三巡，何绍南借酒装疯，高声向陈奇涵发难：“圣涯兄，兄弟我如今已荣登‘少将法官’的宝座，倒想请教一下，你在贵军中究竟是何等军衔？”言辞之中，满是轻蔑与挑衅。

陈奇涵原本对这鸿门宴的平静感到纳闷，此刻听闻此言，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笑意：原来何绍南是想看他在人前出丑！

他缓缓放下手中的杯盏，正襟危坐，脸上挂着从容不迫的笑意。

他礼貌而坚定地回应道：“我们共产党的将士，与贵军将士的追求截然不同。我们参军，并非为了谋取官职，而是因为国家和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挺身而出。至于军衔，那不过是虚名而已。”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很多国民党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便继续说道：“若真要论及军衔，我曾在1925年担任黄埔军校教官一职，贵军中的高级长官胡宗南、陈诚等人，皆是我的学生。绍南兄，你以为我应该是何等军衔呢？”

何绍南原本洋洋自得，但陈奇涵的一席话，却让他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

要知道，胡宗南和陈诚两位的职务，早就是国民党的司令上将，根本是自己这个“少将法官”所能比拟的。

而陈奇涵还是他上司胡宗南的教官，这意味着什么，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

何绍南顿觉无地自容，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表面上仍强装镇定。

为了化解这尴尬的场面，何绍南只得哈哈一笑，举杯敬酒，试图将此事轻轻揭过。

众宾客见状，原本揶揄看戏的目光也陆续收回，各自继续推杯换盏，仿佛刚刚的一切只是过眼云烟。

此刻，陈奇涵司令员在军事生涯中首次流露出对军衔的淡漠与超脱。

他视军衔为浮云，心中所系，唯有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安宁。

而何绍南却走上了与党和国家为敌的道路，最终落得个被枪决的下场。

转眼，十六年时光匆匆而过，陈奇涵司令员依旧初心不改。

1955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初现生机。

国家为了表彰那些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奋战的将领，决定按照他们的资历与战功，赐予军衔的荣耀。

在这份光荣的名单中，赫然写着陈奇涵司令员的名字。

然而，这次授衔却不同寻常。

评定军衔的干部们要求每位将领在申报表上自行填写期望的军衔，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大将”“上将”“中将”这些头衔，代表的是无上的荣誉与责任。

但陈奇涵司令员却与众不同。他拿到委任状后，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写下了“中将”二字。

他的军龄、战功及资历，明明足以让他昂首挺胸地选择更高的军衔。

然而，他对军衔的看重，远不如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

自1919年踏入云南讲武堂韶关分校的那一刻起，他便立志成为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人。

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深深影响了他，让他坚定了这一信念。

然而，随着国民党逐渐背离孙中山先生的初衷，他心中的悲苦与愤懑难以言表。

直到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理念如同春风拂面，驱散了他心中的阴霾。

从此，他如鱼得水，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参与过无数次战斗，从“沙基口反击英军战斗”到“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再到“水口、漳州、乐安宜黄战役”，他始终冲锋在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

解放后，赣南一带的老红军战士或烈士家属找到陈奇涵，希望重新加入队伍或参与工作，陈奇涵都热情接待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时，他多次回到家乡，积极为家乡的建设作出贡献。

1954年初，毛主席提出成立军事法庭，陈奇涵因主席推荐并得到中央一致认可，担任了军事法庭庭长。

随后不久，军事法庭被调整为军事法院，他兼任我国最高法院的院长。

在填写军衔申报表时，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职务的高低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我想要的只是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报效祖国和为人民服务而已。”

他的这份淡然与坚定，让军委领导们既气恼又好笑。

然而，中国共产党从不会亏待任何一位忠诚的战士。

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陈奇涵司令员被光荣地授予上将军衔，这是对他一生忠诚与奉献的最好认可。

1981年6月19日，陈奇涵司令在北京安详逝世，享年84岁。

他的一生波澜壮阔，传奇而辉煌。

他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真正做到了一心为国、一心为民、一心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