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会有什么故事？

夏至已过，树木正迎着烈日蓬勃地生长。总是将目光投向千奇百怪的建筑的都市人，也会忽然被树木的绿意晃到眼睛，注意到这些被安插在城市景观中的生命体。

街道两旁的树木被规限在狭小的范围内，缺乏自由，更像是巨大盆景里微不足道的点缀，但它们确实是现代化进程中留给城市人的、为数不多的自然的痕迹。

今天单读分享唐克扬“城市词典”写作计划的最新一篇，《树》。从对居住地附近的树林的好奇与揣测出发，作者产生了为每一棵树写故事的想法。每一棵树的个性和视角是什么样的？“最初的一棵树”如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长安的精神象征？人如何与一棵树建立独特的联结的同时，不破坏周围景观？这棵树的周围原来是什么地方？一棵树的消亡意味着什么？

跟随作者的讲述，我们将重新理解城市空间中，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树的个性、生命与使命：历史上，一棵独特的大树会挑动古代城市中“自然”和“人工”彼此反转的奇怪纠葛；人烟稀少的树林里，突然出现人工的东西——刻痕、旗帜、胶带粘贴的一张纸，标志着曾有人赋予树某种识别性；特意种植的树种却生长得杂乱无章，可能意味着自然的力量模糊了曾经的历史，树木正成为叙事的主体……

撰文：唐克扬

树是最常见的东西，但又时常被无情地忽略。人们不会忘记自己家的门牌号，但是往往记不住窗外究竟有几棵树。

除了业余时间写作，我的职业是建筑师——建筑，总是骄傲的存在，仿佛他们才配有大写的名姓，比如一个独立的地址，像 ×× 路 ×× 号。印象中，只有一位日本建筑师，石上纯也，充分领略了个别的树的魅力：实际上，每一棵树都有自己的生命和个性，在日本栃木县北边的那须山山脚下，有一片森林，他仔细研究了因为工程要搬迁的 318 棵树，把它们整体地，但是一一地搬迁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确保它们各得其所——实际上，这么干着实不便宜，看上去，搬迁后的树林比原来还要风姿绰约，但是围绕着它们都细心地挖掘了水池，铺设了水管，整片树林看起来自然，实则是个大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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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居住的地方，也有这样一片树林。我闹不太清楚，为什么在寸土寸金的地方，这样大的一片树林居然没有用于任何建设，被规整成哪怕一个像样点的设计。询问附近的居民，也说不大明白，不过，不是完全没有什么线索——大约在本世纪初，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回归祖国，因此学校给他在这个树林附近修建了一套白色小楼居住，小楼连接着同样和学校的国际交流有关的陈赛蒙斯楼，建筑样式平易，位置布局低调。我猜，树林的存在与此有关。不管是想让国际交流有个幽静环境不受打扰，还是一时没顾得上给它赋予什么高大上的功能，现在这个状态可能更好。

电影《诺桑觉寺》

在疫情期间，巫鸿老师写了一篇《普林斯顿树林》的文章，我的想法多了一些参照系。和巫老师一样，杨振宁先生曾经在普林斯顿树林居住，那实际是一片“高等研究院”附近的野树林。这个世界有名的机构曾经吸引了一大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杰出学者，树林中的散步是他们的日常：

最喜欢的是其中宽窄不一的林中小路，有的弯弯曲曲，有的相对开敞，有的忽然消失，有的泥泞不堪。动物不多但总有鸟声相随，几头小鹿偶尔会蹿出来，突然顿下，转过头，睁着天真的大眼看着两条腿的来客……” （巫鸿《普林斯顿树林：避疫手记》）

我家附近的树林绝没有那么大，普林斯顿的树林穿过去要 30 分钟，我们这可能三分钟就够了。看上去，树林可能是阵列式种植的产物，它夹在林徽因参与规划设计的胜因院（树林西边）、清华园最早的职工宿舍照澜院（北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本身居住的新林院（东边）和普吉院（南边）之间，范围方方正正，并不像纯野生的，只是年久日长，难免出现外来户，野生树种包括高大的构树，还间杂有五角枫、银杏。乍看起来，它就是一个小世界，在密密麻麻的各时期的平房、楼房，西式、中式的人造痕迹之间，安然自适。

这里让人着迷，因为我生活的世界里，如此缺乏“中心思想”的事物并不算多。时间长了，我简直都认得每一棵树，每一棵树都不一样。有天我冒出一个想法：能不能为它们每一棵都写一个故事？

我写过一本类似的书，先后在法国和中国出版。因为这是一本中欧文化交流基金赞助的书，出版者本着对话的初衷，希望我谈谈中国文化对于“树”这样事物的看法。另有一位研究中世纪森林史的学者写了书的另一半。但写到中途，我忽然觉得，每一棵树应该有自己的视角，这样我就分别编造了“五棵树的故事”，除了一些细节和中国文化（建筑、工艺、文学）有关，树的故事，其实是从它们各自的愿望出发的：一棵树，是要生活在远古的森林里，和其他的蕨类植物为伍，还是自愿被砍伐，成为辉煌殿堂的一角？

书很受欢迎，至少是些生动的故事。以至于人们忘了，从介绍文化的角度，本书不该有太多虚构的成分。实际上就写作本身的规律而言，当你要同时关心很多人的时候，你不得不开始编故事，因为你不可能了解那么多事情。这，也许是某些很特别的文学的价值，至少和密丝合缝的好莱坞电影不太一样。比如莫名其妙地从一个故事跳跃到另一个的《一千零一夜》，比如中国古代絮絮叨叨的章回小说，甚至，还有大都会人今天习惯在手机上阅读的那些很破碎的信息——我指的是它们的整体。

这些文学自有它们的价值，每一个局部也许都很无聊，但是合在一起就结成迷宫般的结构，深奥又清晰：你不可能为一片森林找寻什么“中心思想”；与此同时，当一个人走进这片森林，找个地方坐下来，你自然就有了一个中心，以及一条明明白白地理解这片森林的路径，不管你是打算用 30 分钟还是 3 分钟穿越。

树林不大，但也不小，一棵棵数不过来。真的要给几百几千棵树写个小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一天，我请我教授的景观学系的学生就这片野树林做个“一棵树的设计”。要求如下：

1.记录这棵树可见的所有基本空间信息，符合建筑制图的基本原理（需要有比例尺和准确尺寸信息，尽量是矢量格式不是速写，也可选择反映树的主要特征的精细素描）；

2.要在地图上准确定位你选择的树；

3.要有准确的生物学和植物学信息；

4.设计步骤中最重要的一点：如何赋予这棵树某种识别性，但不破坏周边景观——类似找到一个有个性的人，但不要让他孤立在人群之外……

对于强调创造性又务求现实的设计学科而言，以上要求并不是空话。比如，你如果真的要给一棵树画像，意味着要想办法“看到”树的高端部分，并选择合适的方式显现它的全体。人们通常会低估一棵能轻松长到五六层楼的树，实际上相对于它的高度而言，树很细，比如最高的北美红杉有 115.92 米，树干的直径虽然达 4.8 米，只是它的高度的 20 分之一不到。很多看上去很柔弱的树，能够以单薄的胸径，长到惊人的高度，对于绞尽脑汁琢磨人造结构的建筑师而言，是大开脑洞的，毕竟你用一根木杆是立不起来这么高的，树干的力学费人思量，树和树在高空握手，不知道是否在那轻盈的相触中，它们才造就了一种精巧的结构，寻常暴风难以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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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单独拎出一棵树来设计的点子有新意。建筑学家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说，“城市不是一棵树”（ A city is not a tree），我的一位读者很认真地提出了对这个翻译的疑惑，他问：这里“tree”是图论（Graph Theory）中的一个概念吧？（连通且无圈的无向图）。因而，他认为，或许把数词和量词去掉，译成“城市不是树”更合适一些？

也难怪，不光是树，城市被加上冠词表述，“一座城市”总会有歧义，它是奇怪的作为整体的单数（“a” city）；就像《城市设计》的作者埃德蒙·培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论中国城市的话也是强调了“一个”：“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Beijing is possibly the greatest single work of man on the face of the earth.）当他说“不是”的时候，亚历山大否定的也许是“一个”，也许是“树”——他在别处确认，这里的“树”并非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抽象结构，倒过来，人类社会的原理也启发了我们如何认识自然：只有树林才决定了“一棵树”的概念。

因此，历史中很少有“一棵树”被单独提起。历史总是复数，不过绝不是没有“单数”化身为集体的表征，著名的创世故事中到底还是浮现了“一棵树”，让人觉得神秘莫测。

比如长安，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城市，起源于“最初的一棵树”：

隋文帝长安朝堂，即旧杨兴村，村门大树今见在。初周代有异僧，号为枨公，言词恍惚，后多有验。时村人于此树下集言议，枨公忽来逐之曰：“此天子坐处，汝等何故居此？”（《太平广记·征应》）

大树摇曳，标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形态──村“门”（树荫下可供穿行的洞洞）和朝“堂”（树荫占据的面积）。它是一座建筑，也是一个形态不详的地点，是一处空间，同时又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节点——门关闭时，可能也是一段路程的终点。相应的，这棵树未来也许成就了一个巨大的集体的空间，但是它同样象征了一个从无到有、再由盛而衰的历程。

电影《花落花开》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形也是罕见的──在“木”“林”“森”的文字丛林里，找出一棵有特征的树，就好像在后世形形色色的城市地图里找到一座真实的房子那般困难，难得的是，大兴村的这棵树并不是宫门的代指，它并不和别的什么外物对称，而是独立存在，独一无二的“天子坐处”只能附会成皇帝本身的处所，既是他肉身的物化，又构成他最初存在的情境。

能够担当起这样不寻常使命的村门大树是不一般的，它隐隐约约地提示着中国古代城市中“自然”和“人工”彼此反转的奇怪纠葛，一般的“起于草莽”的逻辑──这棵树最有可能是槐树，或者是隋唐长安常见的另一种树，杨树，这两种高树冠的树看起来都像是天子乘坐车骑的伞盖（或者，是倒过来，人类世界的权势需要在自然中找到一种象征物），是三公九卿的坐处和他们的替代物。

就连建筑师本人的命运也和这棵树联系在一起。提议抛弃北周的旧都重建大兴城的核心人物之一高颎，据说，就出生在高达百尺如同伞盖的柳树下面，按照迷信的说法，这预示着“贵人”的出现。除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高颎又兼任将作大匠，在规划大兴城的时候，他便坐在村门树下现场工作。除此之外，这棵树在视觉上的重要性还有另一层含义，因为整个城市都是以皇宫（大兴宫）的尺寸为模数决定的，由此点（宫门）往北，加上城市道路的尺寸，确定了大兴城南北长度的单位，由此点各自往东和往西，加大兴宫宽度的二分之一，也加城市道路，确定的是城市东西的模数。

因此，这棵村门树毫无疑问是整个城市规划的起点，重要性可想而知。即使后来它已经“不在行列”，也被隋文帝下令特地保留，因了尊重高颎的名义（在不同的版本里，是尊重同样曾坐在树下的“高祖”的名义）——这棵树不需要别人来标记它，它自己就标记了一个神圣的位置：

西京朝堂北头有大槐树，隋曰唐兴村门首。文皇帝移长安城，将作大匠高颎常坐此树下检校。后栽树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颎坐此树下，不须杀之。”（《朝野佥载·卷一》）

“不在位置上”也不见得就一定不重要。有时候，“一棵树”也以反面教材的身份出现，鼎鼎大名的“独柳树”，是长安不多的刑场的代称。“斩于独柳之下”，死去的不是豪杰就是大大的罪人。

（由此想到，不管《朝野佥载》中的“高颎”是否是“高祖”之误，高颎有冒领坐在最重要的那棵树下的大大的荣耀的嫌疑，已经承担了死于独柳之下的风险。事实上，不管隋文帝对高颎是真情还是假意，历史上，他的儿子隋炀帝最终杀害了高颎并流放了他的全家。）

无独有偶，后世的城市创生神话中，村门树再次出现了，只是隋文帝和高颎换成了元世祖和刘秉忠，后者，据信是大都城，也就是今日北京最初的设计者——叙说元大都掌故的《析津志》中，正是提到了这样的“一棵树”，同样拦在路的中央，它也领受了大大的荣耀：

世祖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今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

北京从哪里开始的？这个重要的问题甚至也涉及了“一棵”树的故事。

03

因为我的学生上交的作业，我甚至知道了某棵树的准确位置，在北京最有名的学府中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经度 116.317608°；纬度 39.997058°。你在地图软件里输入这个数据，就能找到他说的这棵树，比一个银行营业部的大门地址还要精确。

围绕这棵树会发生什么吗？未来也许在这里会拔起雄伟的建筑和阔气的大门，但是目前看来还不太可能。因为周围的一切都那么有名，短期内很难想象有必要再起炉灶，因此即使这棵树从树林之中脱颖而出，它的意义还是得依靠它的伙伴，它们相互说明：“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

电影《绝代艳后》

这里毕竟不是普林斯顿，杨振宁久不见来居住了。在疫情期间，这片野树林更多是充满了日常又萧条的气息。假如长安的独柳树长在这里，霸气也会荡然无存——你尽可以知道有关它的知识：一种在东北、华北、西北都有分布的植物，拉丁学名 Salix matsudana Koidz，植物界，被子植物门，木兰纲，金虎尾目（这些我先前都完全不了解），杨柳科，柳属……但是骑着电动车天天从这里经过的人，看都不会多看它一眼；没有梅花鹿，会像在普林斯顿树林中那样从灰蓝色的雾气中跃出。

我能说得出的树的知识，也就是它是否暮春飘絮惹人烦嫌，或者是否具有较低较浓密的树冠，即使在木叶飘零的冬天，这种树也遮挡了一部分你的视线。树木依于的地形微有坡坎，但是极少会有什么人，没事会从树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

乍看起来只有一条路斜穿过这片树林。也就是疫情封闭的原因，我爱上了从树林里穿行，它不同于那些乌泱泱人群密集的广场，越走，越有兴味。路确实不好走，高高低低，土质软硬不同，尤其在冬春的日子，或是雨雪后不久，不小心会踩进一滩泥淖。但是多走几次，活活让我走出了感觉。我发觉，林中不止一条岔道，应该是和我一样的人走出的，也许是为了过来晨练、午休、逃避什么……或者干脆只是吸一口闷烟——你不会远远看到这些路，只有你理解了它们形成的原因，理解了日常走过这些路的人的习惯，你才会辨别出路土颜色和周边些微的不同。

似乎是为了肯定我的猜测，道路的尽头，有时会谜一般地停着一辆自行车，很久都没有开锁了，车的坐垫和挡泥板上有厚厚的一层灰；有时，树枝上居然挂着一个塑料袋，不是装垃圾的，因为里面放着一些生活用品，显然还会有人来取。不仅如此，任何一片人工的东西——树干上的刻痕、残破的旗帜、胶带粘贴的一张纸，都可以暂时标记出一个中心，构造出小小的但是启人想象的秩序，使你忍不住猜想，在脑海中编造出某个故事。

我忘却了自己不那么熟悉的树木的植物学属性，想起来我要求设计课的学生做到的设计要点：如何赋予这棵树某种识别性，但又不至于不破坏周边景观？我感到，设计的关键，是要找到是某些像鹿一样，出没在林间的真实的人，我其实已经在树林中远远地看到他们了，只是他们在人群中时我决计认不出来。

我不曾真的碰见这些人，课程的学生住得较远，更不大会每天观察这片树林。但他们对于作业的热情出乎我的意料。由于他们不同于我的观察，我重新发现了这片树林，间接地，也从中学到了林中人的特征和线索。这大概是个意料之外，但又是意料之中的收获。

一位同学曾子轩在树林中认出来一棵小叶黄杨（Buxus sinica，原亚种），它是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原始花被亚纲，无患子目，黄杨亚目，黄杨科，黄杨属，“……是自由生长的，而非如传统被修剪过的”，占地面积约3平方米。他接着说，“……其他信息，对于自然生长的小叶黄杨并不重要”。换一个语境，这种树也可以成为景观树种。

陈明鑫找到的是一棵构树（Broussonetia papyrifera），是桑科构属植物，也叫楮树、榖树（榖音构）。陶思言找到的树是美国红梣（Fraxinus pennsylvanica），更通俗的名字叫做“洋白蜡”，它的特征是“叶薄革质，阔椭圆形或阔卵形，长 7—10 毫米，宽 5—7 毫米，叶面无光或光亮，侧脉明显凸出；蒴果长 6—7 毫米”。

佟思明观察到，她的那棵小树在树林一片“林窗”的边缘，“林窗”给予一个人观看的进深空间，可以让她观察到树木高处的枝条全貌，这样才能绘制出一棵小树的“立面图”。它是一棵银杏树，与组成林窗边缘的其他高大乔木相比很不一样，佟思明以生动的笔调，描述了它的特别之处： “……1.它很细弱很年轻；2.它是从南侧走入杂木林后看到的第一棵银杏树；3.形态特征上，银杏树并不是北京常见的杂木品种，它没有构树、椿树这些常见杂木品种随形就势的生存能力。它有笔直的无分支的主干，而这课银杏树似乎因为需要特别寻找阳光，笔直的主干倾斜生长，但依旧笔直，在杂木林弯曲多变的枝形间，一眼就能看到它……”

佟思明接着讨论道：

“……从这棵银杏开始向北望，另外还有两棵细弱的银杏和它形成一条直线。这一特征很特殊，引发了我对这片杂木林形成过程的反思。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

电影《德伯家的苔丝》

04

对“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的反思本身就是一首自然史的诗歌——有一部分学者不同意把 natural history 这个说法翻译成“自然史”，理由是这里的history 原意只是“探究”，而不是现代人所说的“历史”的意思，罗马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的 Historia Naturalis 是一本博物学的著作。但是，无论如何，“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的发问，已经包含了一种反思，有关由自然到人文的转换过程，它在矛盾中也产生某种意义。在我们的语境中，自然—历史的对立适足以说明这种过程的本质：今日的风景，不管它们看起来如何野趣，其实是这种过程的结果。

树林所在的“照澜院”，听起来非常古雅的名字，其实原名是“旧南院”，那么一定还有“新南院”——它雅化后现在的名字叫作“新林院”，同样，使人联想起六朝诗歌里常见的“新林浦”一类，尽管这其实是个错觉。最初命名这些地方的人也许没有那么风雅，不过他们多多少少改变了这个原本富于野趣的地方的基本面貌，也许就是他们，留下了足以让后人遐想的三棵银杏树——比长安的村门树或者独柳树多两棵，比鲁迅的枣树多一棵：

“银杏不是杂木品种，那是有意种植的。这三棵银杏组成的林中这条隐约的直线预示着，这里“过去”可能是一处广场和绿地的交界处，银杏可能是“曾经有过的道路的”行道树？”

假如这三棵树印证了如此的“自然史”的部分史实，那么，过去构造的“第二自然”当然可以让今天的观察者察觉，和佟思明发现的“林窗”吻合。但是当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高度人工的时候，这一切奇怪地又回到了原点，她推论说：“……这个貌似杂乱无章的树林可能在缓慢发生这样一件事：自然的力量在模糊这里曾经的历史，历史的痕迹微弱可循，自然在以它自身的力量成为叙事的主体……”

我不清楚最后一句话是否足够准确，因为从历史（某种叙事）又回到了自然，叙事是否还有着某种主体可言？即使有，也是我们这些看起来穷极无聊的人的遐想。从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中，我了解到即使常见的枫树，也有被我忽略的知识：据说，“枫”是因为风吹过树叶儿哗哗作响——虽然“枫”这个字的右半边确实是“风”，符合形声会意的造字原理，这听起来到底有些过于像个小视频中的段子了。

无论如何，我写过的树无不是从“叙事”的动机开始的。除了著名的能在历史上留下身影的树，我觉得，个体的树每一棵都要有它独特的情节，不仅关于树，而且关于人。这不是科学，甚至也无关设计，而是文学了。

在“五棵树的故事”中：第一棵树，我特地让时间停在了史前的森林中，自然重视的还是“生”，而且是南方榕树般的，让人惊叹的群生能力，那种无穷无尽蔓生出来的能力，由一到多，我写的是树和树林的“开始”；第二棵树，写了铁佛寺中一棵被制成佛像的树木，它因看花少女因缘的“重生”，除了“死去再来”，更好听的说法是“生命循环”，就算是人也有这样的愿望，要不我们怎么叫作“碳基生命”？这棵树写的是树的生命的“延续”；第三棵树，关于一棵成为良材的美木，变成了长安城里的木头机器人，它的悲欢命运，归根结底，是关于生命的“骄傲”；第四棵树直接和美好年华的少女发生了（幻想中的或者真实的）对话；最后一棵树，侧重的是“形态”和“时间”的关系，由树那种叹为观止的几何组成，直到扭曲时空的“树洞”（虫洞）里的槐树国之梦。

电影《生命之树》

槐树，正是隋唐长安最著名的树种，也是村门树最可能的树种，最适合充当那种人生大梦的载体。行列整齐如“槐衙”，是帝国首都的门面，大树虽然貌似雄壮，它的里面却是空心的——年轻的时候，我并没有读出钱锺书《槐聚诗存》书题中悲怆的意味。

不过，最后一个学生的作业让我吃惊：在树林中，他居然挑出了一棵明显生病了的树，真的已经空心了，是阳光穿过树干上的孔洞，才让他注意到它。

柴金崇找到了那棵椴树，并不是因为它的形态、树种或者位置，而是因为它看似平平无奇，但如果稍一留心，“便可发现是明显生病了的树”。这病并非外表黄叶残枝，它的周身布满了孔洞，密密麻麻，“不知道是啄木鸟还是虫子留下的手笔”。

沐浴在阳光下，布满孔洞的树身产生了丰富而易于变化的光影，这样它就更容易被人们找到。看到此处我特地去找这棵树，但是并没有找到。下面，是他所写的有关这棵“病树”的自述：

“我们在白天的喧嚣里还可以用忙碌来麻木自己，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种缺失而产生的的惘然便会悄悄地顺着空洞蔓延开来，融入这无边的暗夜之中。这片无人关注的野树林，晚上黑漆漆也鲜有灯光，我的 [设计] 想法是，在黑夜里使得光从树干内出发，通过密密麻麻的孔洞，射入漆黑树林，使得这棵“树”缺失的惘然，化作束束光线，投进树林，点点光斑被这片树林所感知。等到白日的喧嚣掩埋黑夜的沉寂，它又变回一棵普通的小椴 树，生长在一片野化树林之中。”

如果青春就像四季轮回一样永不会结束，在这封闭的园中，我们好留住更多的学生，也许可以吸引他们，来和我共同写这一千棵树的故事。也许，我甚至会通过他们的观察，最终认识所有来往于这片树林的人。然而，最后这个学生的设想打乱了我的思绪：某一棵树的消亡意味着什么？我不敢想，因为我的故事终归是关于“树林”的，从一棵树到下一棵树，即使某一棵树的死亡也会导向重生。我的“五棵树的故事”的开头，就是讲了一个种树人挽救北方荒原上即将枯死的树。

但是空心的树变成“艺术”，让我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扼杀所有故事的结局。未来，广场上可能只有空心的“艺术”，那种不锈钢材质的，不用打理的徒具外形的树，会不会导致一种无法遏止的传染和流行，城市的一部分空间会不会连一棵树也不再有？

最后，我惦记我家门口的树林，有个非常个人化的原因。我的一只小猫埋在树林里，我并不想知道是哪一棵树。因为风吹过的时候，整片树林都在为它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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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克扬关于故乡芜湖的一部文化随笔。通过回望自己的出生地芜湖，作者以学者的专业思维和大量古今文献，书写了城市人与他们原居住地之间的多维关系，阐释了理论意义上的“故乡”概念和“城—乡”关系，并以此对城市文化、城市历史、城市景观和城市建设做出了自己的梳理和思考，从建筑、景观、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非虚构了难以尽言却更为广大的乡土中国。其文字糅合经济、历史和人文地理，展现了中国社会不停演进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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