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立场就是不当肉喇叭，不唱赞歌

又一篇文章被投诉下架了，张维为的那篇，心里不是很痛快。因为之前我批评张维为的文章也不少，如今却被下架，这让我万分的不解。而“一个人的莎士比亚”的那些所谓的“正能量”视频，却堂而皇之的挂在网络。

因为举报者的存在，我的文章也遭遇了限流，平台的推荐流量占比为0。这些都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

在今天的时评界，举报本身就成为了观点之争的沟通方式。只要我不认可你的观点，我就举报你。

这种风气对于公共文化空间的正常表达，是非常不利的。

我一再认为，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对于社会的价值其实并不多。又不从事生产，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连个家务都做不好。像是智力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让科技变现的，那个又接近于实业和商业，跟知识分子的本职指责关系不大。

那么知识分子能够做的，也许就是两件事，不对，应该是三件。第一个就是成为反思怪，指出我们时代的问题，大众不愿意去反思，没掌握反思的工具，那么知识分子应该代替大众去反思，承担预警和纠偏的职能。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而这个，就是我在做的事情。

第二，就是去当肉喇叭了，有人还当得甘之若饴。我不点名，自觉站队即可。

第三，也是当前知识界最为普遍而尴尬的存在，就是借知识的名义，大量给自己捞一些奇奇怪怪的项目基金。以名利为己任，而不是以学术为志向。这一类的学者，在国内其实是最多的。

前几天我专门跟“叫虱”号主，曾经的浙大博士，然后从高校离职的奇人虞老师聊过。发现我们有相似的观察。即大部分知识界的学者，人文素养极为差劲，审美之低下，思想之空洞，令人震惊。

像是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的王存同教授这样，拿着国家社科基金的钱，去研究阴茎长短与智商之间的关系，并得出“阴茎越短，智商越高”的学者其实很多。王教授的问题是，标题和摘要写得不够晦涩，让网民能看懂。如果写得再晦涩一点，网民就喷不着他了。

我个人是非常瞧不起这种做派的，但是最近我却愈发的发现，我选择了一条不仅是不被“鼓励”的道路，反而还是有风险的。

因为我们的文化系统，不大提倡批评。如果我去认真批评一个人，对方可能会觉得，我在伤害他的面子。但是却没有人去认真想想，我批评的这件事，到底有没有道理。

对事不对人的传统，一直没有在我们的文化空间里被真正建立起来。

“肉喇叭”是王朔发明的词。最近看了很多关于八十年代的书籍、讲座、音频，包括王朔的，一方面觉得，自己的确应该承接一种自由表达的传统，应该去作为一个当代人，根据自己的观察，去反思，去批评。

同时，我却不断面临来自举报网友和平台的双重惩罚。

他们经常问我的立场。

其实我没有立场，我讨论的只有观念、逻辑、底线以及作为异端的权利。如果非要我说个立场，那么我的立场就是不当肉喇叭，不为任何人，唱违心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