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战役后，毛主席的"零敲牛皮糖"战法，为何招致斯大林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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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国内展开对朝战争政策的讨论和辩论之际，中国方面也酝酿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转变。

这个转变是从对志愿军作战方针的调整开始的。

1、歼灭战的选择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制定以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十大军事原则，到了战略决战阶段，更是作出“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重大决策。

对于为什么要以歼灭战，作为基本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有个形象的比喻：

“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表明，歼灭战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保有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

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在战争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而歼灭战提供了消灭敌人最为有效的战法。

所以，歼灭战便合乎逻辑地，成为实现战争目的的最直接的途径，歼灭战还是争取战争和战场主动权的主要手段，是打击敌人士气，鼓舞已方人心的有力武器。

用毛泽东的话说：

“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所以，毛泽东历来提倡打歼灭战，强调“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出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而反对打那种得不偿失的击溃战。

自红军时期起，击溃战就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而被视为“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甚至被视为得不偿失的败仗，而歼灭战则由于“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重大的影响”，才算作是胜仗。

志愿军出战朝鲜，是带着打歼灭战的传统进去的。

毛泽东提出的第一期作战构想，基本上沿袭了歼灭战的思路。

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

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与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而能否解决问题，首先取决于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他认为，只要能够大量歼灭美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即使美国向中国宣战，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中国的沿海地带，整个的形势也会对中国有利；而“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

毛泽东还对中美两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巨大差距进行了量化比较，强调要达成对美军的歼灭战，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必须改善中国军队现有的武器装备，他指出：

正是由于武器装备技术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使中国军队“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因而入朝第一个时期只能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随着苏联武器到达，将中国军队装备起来，达到“当着美军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的水平，那时，就能够“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了，也就能够使“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

2、从“大歼灭战”到“小歼灭战”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将能否在朝鲜战场上歼灭美军，视为中国军队入朝作战成败的关键的，而要达成歼灭战，则需要经过一个由“歼灭小股敌人”的小型歼灭战，到“干净地彻底地灭敌人的一个军”的大型歼灭战的逐步发展过程。

战前并没有料到，由于志愿军入朝时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企图、实力和行动，同时抓件“联合国军”轻敌骄纵、分兵冒进而形成的战机，首战、次战均达成了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突然性，因而连续取得几个战役的胜利，迅速打出了战争的有利局面。

这致使很多人认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最后胜利指日可待。

但是，无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层，还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志愿军领导班子，对整个战争形势一旦有清醒的判断。

他们认为，尽管志愿军取得了几个战役的胜利，但由于没有成建制地歼灭美军主力部队，美军地面战场上的重兵集团尤在，空海战场上的制空权、制海权尤在，武器装备上的总体技术优势尤在，其强大国力对战争的支撑作用尤在，在这种条件下，战争进程仍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必在战略上作长期打算。

只有继续在战役战斗上大量歼灭美军有生力量，才能真正奠定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第二次战役发起前指出：

“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第四次战役进行过程中又强调：

“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

在审批第五次战役作战方针时也提出：

“请注意在此次战役中，对伪一师、美三师、二十五师、二十四师，土耳其旅及英二十八旅给尽可能大的打击…如能在此战中歼灭敌军一万五千至二万人，则于今后作战很有利。”

第五次战役是志愿军入朝后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

彭德怀和志愿军总部把这次战役看作决定战争是长期还是短期的关键之役，并为这次战役确定了歼灭美军3个师、英土军3个旅、韩军2个师的目标。

彭德怀邓华等人签发的战役动员令要求各部整师整团地歼灭敌人，彻底取消敌军番号；每个军都要争取歼灭美军1个团到2个团。

然而，经过战役两个阶段作战，仍然未能实现成建制歼灭敌军师、旅、团的目标。特别是对美军，歼灭它一个建制营的战斗总共也只有寥寥几次，而已经被截住后路的美军（包括英军)在支援力量接应下成功脱逃者仅第一阶段就有10次之多。即使对战斗力较弱的韩军，也未能做到整师地加以全歼。

第二阶段作战预定歼灭韩军4~6师，结果多数战斗打成击溃战。这对于历来将歼灭敌军有生力量放在第一位的中国军队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和苦恼。

彭德怀指出，直到第五次战役，在朝鲜战场上“如何各个歼敌的战术问题还未适当解决”。

3、“零敲牛皮糖”的缘起

5月26日，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结束没几天，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首次提出打小歼灭战的主张。

这个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召见正在北京的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听取他关于朝鲜战场情况的汇报，陈赓在座。

解方来北京前，彭德怀对他有专门交代，要他向毛泽东汇报时讲清楚，根据前五次战役经验，在朝鲜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包围后，必须当夜把敌人消灭。

不然，到了第二天，敌人有大量空军支援，敌我力量对比就要起变化，就无法吃掉敌人。

彭德怀的意思，是要解方当面向毛泽东说明，在朝鲜战场打歼灭战实在不容易，期望值不能太高。

而从毛泽东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看，在他听取解方汇报之前，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形成了打小歼灭战的完整想法。

在与解方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对打小歼灭战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

根据解方当日整理的记录，其指示点如下：

志愿军总的政治任务是轮番作战，消灭美英军九个师（几个杂牌旅营全计在内)，则可解决朝鲜问题打法上，同意彭总提出的不断轮番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即“零敲牛皮糖”的办法。
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一次使用三四个军（也可多一点），其他部队整补待机，有机会就打；如此轮番作战，在夏秋冬三季将敌人削弱，明春则可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如能提前于夏秋两季达到削弱敌人目的，即可于冬季打大仗，求得一次大量歼灭敌人。

可见，打小歼灭战，是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当时战争形势下的共同认识。

毛泽东将这个战法用湖南比喻为“零敲牛皮糖”，这对彭德怀这个湖南同乡来说，更格外的形象传神。

据杜平回忆，彭德怀看了解方传达毛泽东指示的电报后高兴地说：

“主席还没有忘了家乡的牛皮糖啊。”

从在国内战场打大歼灭战，到朝鲜战场打小歼灭战，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转变，可以看作毛泽东的歼灭战思想，在朝鲜战场特殊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彭德怀当即将解方来电批各兵团领导人阅看。因电报内容涉及作战方针调整，机密性高，彭德怀特别指示各兵团领导人阅后将电报稿烧掉，不要保有。

4、斯大林的不满

5月27日，毛泽东将他26日给彭德怀的电报内容通报斯大林。没想到，斯大林却在29日复电中对该方针提出了不同意见。

在作战方针问题上，如此直截了当地对中国领导人提出质疑，在志愿军入朝后尚属首次，这既反映了双方在作战理念上的差异，也有因战略关注点不同而导致的误解。

就苏军的军事传统及其一整套战役战术理论来说，苏联方面对毛泽东、彭德怀基于中国军队特点提出的打小歼灭战的方针，理解起来确有一定难度。

何况当时，中朝军队正处在结束第五次战役攻势作战全线回撤阶段，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乘机反扑，战场形势一度比较混乱，在此情况下，斯大林关注的是中朝军队能在什么地方建立起稳固的防线，能在什么时候制止住“联合国军”的北进。

在他心目中，此时此刻，守住地盘远比寻机歼灭敌军一个或几个建制营更为重要。

特别引起他不安的，很可能是毛泽东在电报结尾处所写的一句话——“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

显然，这使斯大林误以为毛泽东打算放平壤、元山一线以南的阵地，再来一次“冒险”的诱敌深入。

所以，他要求中国军队不要这样做，不应只考虑局部范围的小歼灭战，而应“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

为对斯大林这个复电，毛泽东没有立即给予回应。几天后，斯大林又来了一个电报，称他从毛泽东转来的彭德怀另一个电报里，得知“英美军队有较高的士气，而中国军队中则出现‘严重的右倾情绪’”。

他忧心忡忡地指出：

“这是由于你们采取的先是稍稍向前推进，然后又数次重复后撤的局部性机动作战，给你们的部队造成中国人和朝鲜人力量弱小的印象，而给英美军队造成他们强大的印象。”

斯大林在电报中写道：

我担心，这种情况可能破坏中朝军队的士气，我认为，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3~4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这种打击将导致中朝军队和英美军队士气的重大转变。当然，这不是广泛的和大规模的进攻，而只是对敌人进行短暂而重大的打击，但这将是使敌人清醒和提高中朝军队的士气的一次打击。

此外，这样还可以使您能够在以后进行更广泛和更有效的局部战役，这是消耗敌人所必需的。

斯大林的误解和他提出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建议，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彭德怀对朝鲜战场作战方针所作的调整。

根据彭德怀的布置，志司将毛泽东有关指示在志愿军高中级指挥员中逐级作了传达，并开始以打小歼灭战的方针精神教育部队，统一作战思想，指导下一步作战。

同时，中国领导人继续与斯大林沟通，进一步阐明自己对朝鲜战争形势的估计及采取的应对方针和措施，尽可能地消除误解。

6月3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阐述了以下观点：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在削弱敌人的阶段，打的地点和打的方法，必须适合情况。
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山地甚多，利于防御，距后方近，补给较易。
而在汉城附近及汉城以南这两个条件就差远了：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
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
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这样就可能逐步削弱敌军，振奋我军士气，并可减少我军伤亡。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
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我们现正组织人力运输队，使用最原始的手推车，试图解决这个火线上运送粮弹的问题。敌人已增加了坦克，我们正在想办法增强反坦克的火力。
苏联的高射武器起了很大的作用，四月份和五月份打下了二百多架敌机征服敌人的坦克，则还要想办法。此外，大炮也还要增强。

毛泽东此电意在说明，打小歼灭战，是志愿军现有装备技术条件决定的，也是在这个客观约束条件下，转变朝鲜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最后胜利的必由之路。

在志愿军只能靠士兵自身携带的粮弹打仗，只能用最原始的手推车作火线运输工具，只能在缺乏飞机、坦克、大炮等现代化作战手段的条件下，与在这些方面占有后天优势的强敌对抗，而对方已对志愿军上述观点，完全明了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打小歼灭战逐步削弱敌人，才是符合战争客观实际的正确选择。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指出：“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

类似的话，他在志愿军刚入朝时也对彭德怀说过，那时他讲的是“不做办不到的事”。

现在，他将这个话再对斯大林说起，自有其特别的针对性。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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