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现代军衔制度最早出现于15世纪西欧国家，主要用于军队中表明军事人员的级别、素养、分类、贡献等，常常采用具有的代表性质和实际意义的肩部、臂部、胸部、头部等系列标示物。
现代军衔对部队具有增强责任心和荣誉感的作用，可以提升部队战斗力和凝聚力，也是军事人员认证和待遇的标志，对于现代军人极为重要。
新中国建立以后，刚刚创建的解放军最高院校南京军事学院，吸纳了数百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指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作为各种课程的教官。
1958年，出于军人荣誉等方面考虑，南京军事学院集中为159名 “非党教员”举行了授衔仪式，授予他们相应的解放军军衔，这一事件代表着这些前国民党军事人才彻底融入解放军教育系统，并获得相应的认证和待遇。
战争时期我军通过俘虏政策转化了大量解放士兵
从革命初期开始，在斗争中转化被俘虏的敌人士兵，就是我军扩大、发展和制胜的“法宝”之一。
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在全国各地的战场上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可是各个解放区的兵源、人力等问题日益凸显，我军对解放区的人力使用已经到来极限，再也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战事需求。
与此同时，我军又面对着，仗越打越大、国民党军队士兵越俘虏越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与解放区人力使用极限相对应，就更加显得棘手及关键了。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从400多万人的庞大数量，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一路历经300多万人、200多万人，最后减少到了100多万人，这减少的300多万人，绝大部分成为了解放军的俘虏。
要知道，根据统计，解放军当时的总兵力400万人左右，其中约有280万人左右的部队，是由起义的国民党军队，以及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转化过来的。
也就是说，大约有70%到75%的解放军士兵，是被我军的俘虏政策从原国民党军队转化过来的，这么庞大的数量、这么高的占比，竟然没有影响到解放军的战斗力，甚至让解放军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这不能不让人佩服解放军的俘虏政策以及对俘虏的转化使用。
当然，我军的俘虏政策也是根据革命斗争的情况逐渐进行调整、变化的。
例如，在晋中战役时，出于对俘虏士兵的同情心理，我军曾经好心地释放了很多阎锡山军队被俘士兵，可这些士兵被阎锡山军队重新征召、吸纳，组成了所谓的“雪耻团”，并在之后的战斗中，给我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
由于这种情况的原因，后期我军加强了对俘虏的转化和遣散工作，在不伤害俘虏的同时，尽量减少俘虏士兵在后期给我军带来负面问题。
不伤害俘虏又对我军有利，最好的方法就是对其进行转化了，只要是俘虏为我所用后，所有的问题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不过，由于俘虏人数众多，加上人的思想都是比较复杂的，很多国民党士兵都有各自的想法，俘虏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无疑都是比较复杂和麻烦的，给我军政工等方面的工作带来了很严峻的考验。
在最初的时候，由于我军部队人数较少，加上部队经常需要机动作战，我军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都采用教育后再遣散的办法，只是有选择性地吸纳自愿参加革命的技术人员和士兵，不过这种情况在仗越打越大的时候就不适用了。
在1947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军经过三次激烈的战役，虽然挫败了国民党胡宗南部的进犯，可是由于在战斗中的损失较大，我军各部队都处于不满员的状态，而且后方的补充兵源一时间无法到位。
面对着战斗还要继续进行，敌人很快就会再次增兵进犯的情况，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大量补充了经过俘虏政策教育的解放士兵。
有些纵队在重新整编后部队战士中间，经转化的原胡宗南部队俘虏兵占比高达70%，在一些个别的基层极端团级部队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惊人的80%。
就是这样俘虏兵占绝大多数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展示出非常强的战斗力，屡次有出色的表现，甚至有些队伍还逐渐淬炼成我军的王牌部队，在抗美援朝等对外作战中大放异彩，这不能不说我军俘虏政策以及政工干部工作的强大。
南京军事学院“非党教员”是俘虏政策典型案例
我军对于国民党军队军人的转化特别是军官的转化，绝不是影视作品中简单地换上军装，谈一次心、诉一次苦就能完成，很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人经过多年反动教育，对某些错误思想相信不疑，如果不把他们思想里的陈腐、糟粕都清洗掉，他们是不会轻易地变化成革命军人的。
在对被俘军官的转化过程中，很多军官都存有国民党军队才是国家正统的思想，对于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转化教育持有抵抗心理，形成了对他们转化的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些被俘的国民党军队军官在我军进行转化教育时，不相信我军的相关宣传，消极逃避各种教育会议、学习及活动，甚至伪装成被转化好的样子伺机逃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