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岑
近年来,国际学者习惯于将中美竞争和二战后的美苏竞争做对比,也会将其和一战前的德英竞争相提并论,以此寻找中美可以汲取的历史教训,从而避免双方的对抗升级为冲突、甚至战争。美国杂志《外交事务》7-8月号刊登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和国际事务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文章,就从一战前的德英竞争入手,讨论中美如何避免爆发战争。文章认为,就像一战前的德英竞争一样,中美关系现在似乎陷入了螺旋式下降。经济竞争、地缘政治恐惧和深度不信任等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使冲突更有可能发生。但结构因素不会注定导致冲突,两国领导人展现明智的判断和才能,管控经济对抗和抑制潜在的地区冲突点就可以避免重蹈英德覆辙。这尤其体现在台海地区。美国重申《上海公报》中的原则就可以大大降低中美因台湾问题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英德对抗的兴起,1860-1914》(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一书中解释了两个传统友好的民族如何最终陷入相互敌对的恶性循环,并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英德竞争受经济发展、地理位置和意识形态等结构性力量的驱动。但是,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并不是结构性压力,尽管结构性压力很重要,战争的爆发要归因于个人的偶然决定和双方想象力的严重缺乏。战争总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只有当人们深信英德两国不可能达成妥协,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
▲ 1895年的一幅漫画,上面描绘了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和德意志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两人,双方在当时对彼此的动机都充满疑虑。
如果德意志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之后的德国领导人没有肆意改变海上力量平衡,一战可能不会发生。德国庆祝其在欧洲取得的主导地位,坚持其作为大国(great power)的权利,无视国际行为规则和规范。这种姿态不仅让英国感到担忧,也让其他国家震惊。当它威胁邻国,并与一个腐朽的、否认周边国家民族自决要求的奥匈帝国结盟,德国就很难宣称它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和包容的世界秩序。
英国这边也出现了类似的“狭隘视野”。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1913年得出结论,英国卓越的全球地位“在其他国家看来往往不太合理”。英国官员和评论员对德国大肆抨击,尤其抨击德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英国将德国所有行动视为侵略意图的证据,却无法理解德国人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因为德国被潜在敌人包围。英国的敌意只会加深德国的恐惧并激发德国的野心。肯尼迪感叹道:“似乎很少有人具备了寻求大幅改善英德关系的慷慨胸怀或洞察力”。这种慷慨度或洞察力在当今的中美关系中也非常缺乏。
中美对抗的根源
就像一个多世纪前德英敌对一样,中美对抗有着深刻的结构性根源。冷战后期,中美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抗苏联的盟友,但当两国的共同敌人苏联解体后,双方开始聚焦彼此的问题。美国越来越多地批评中国的体制。中国则对美国插手全球事务的霸权行为感到不满。但这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并没有导致中美关系立即恶化。在冷战结束后的十五年里,历届美国政府都认为,美国从帮助中国推行现代化和实现经济增长中获益匪浅。就像英国人最初在1870年接受德国统一和之后德国的经济扩张一样,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支持中国崛起。中国在接受美式风格和美国品牌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消费者的习惯和市场运作理念。
▲ 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
但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对美国的警惕程度高得多。苏联解体震惊了中国政府,美国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的军事胜利让中国意识到,单极世界中的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部署其军力。冷战后,和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德英关系一样,中美也开始以更大的敌意看待对方,即使两国经济交往不断扩大。随着2003年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开始变得负面。相比美国毁灭性的军事能力,真正让中国震惊的是,美国可以轻易地无视别国主权和不干涉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美国将中国拉入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内容。中国担心,如果美国能够如此轻易地蔑视它期望其他国家遵守的相同规范,那么美国未来的行为将不受约束。从2000年开始,中国增加军费预算,推进强军建设,提高军事效率,投资新的技术,并彻底改组了海军和导弹部队。
真正改变中美关系的是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功。直到1995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GDP的10%左右。到 2021 年,这一比例已增长到美国 GDP的75%左右。1995年,美国制造业产出在全球的占比为25%,而中国不到5%。但现在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去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近30%,而美国仅占17%。这些数字让人感受到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分量,展现出一个国家制造武器等产品的能力。
中国扩展实力的时机显然与其担心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意愿和能力有关。正如德国在1890年代和1900年代初开始担心自己会在经济和战略上陷入困境一样——当时正是德国经济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时候——中国开始担心其经济正飞速发展时,自己会被美国遏制。
一战前的德英
19世纪末,德国经济迅速崛起改变了国家间的实力平衡,促使柏林扩大其战略范围。尤其德国在海上的扩张,发生在英国拥有深远和既定战略利益的地区。这两个大国越来越多地将彼此置于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面,夸大彼此间的差异。德国人讽刺英国人是掠夺金钱的全球剥削者,而英国人则把德国人描绘成一心想扩张的专制犯罪分子。在英国这边,英国领导人则认为,尽管其他国家也在通过侵占英国利益而崛起,但大英帝国的相对衰落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德国。
▲ 上图和下图展现了科罗内尔海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于1914年11月1日在智利科罗内尔外海展开的一场战役,交战双方为德意志帝国海军和英国皇家海军。这场战役很可能是源于一场误解:双方将领都未曾料想对方的主力舰队会出现在附近海域,并最终发展成全面交火。交战后,英国皇家海军遭受近百年来的首次失利。
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既相信自己势不可挡地在崛起,也认为英国对其崛起之路构成了生存威胁。德国报纸上充斥着关于德国经济、技术和军事进步的假设,预言德国将超越其他所有国家。他们认为,英国并不是真正的欧洲大国,德国民主和威权主义有效结合的模式让世界羡慕不已。德国现在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大国,应该根据其实力理性地、自由地重新安排地区权力架构。事实上,如果没有英国的干预,以及法国与俄罗斯联手遏制德国的可能性,德国确实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从1890年代开始,德英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对对方恶意的负面观感也在增加。德国越来越担心,它的邻国和英国会破坏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自由发展,并阻止其未来的主导地位。德国领导人大多对自己的侵略性言论如何影响其他国家视而不见,他们开始将英国的干涉视为德国国内外问题的根源,将英国重整军备和更严格的贸易政策视为英国侵略意图的体现。所以,1914年,当一战正在酝酿中时,德皇威廉二世感叹道:“大家欢庆已久的对德国的围堵终于成为既成事实,我们头顶上的天罗地网形成了,英国在全世界奉行的纯粹的反德政策赢得了巨大胜利 。”
今日之中美
今天的中国也和1890年代后的德国一样,很自信。与西方领导人相比,中国领导人更娴熟地带领国家度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为此感到自豪。很多中国官员也认为,当时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但是美国制造的灾难,而且是全球经济领导权由美国向中国转移的征兆。中国政商界人士向外解释说,中国势不可挡的崛起已经成为国际事务的决定性趋势。中国处理涉港、涉台等事务上也更果决。
▲ 2022年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
中国的这种姿态和美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共同帮助特朗普赢得了2016年大选,当时特朗普通过将中国描绘成国际舞台上的“邪恶力量”来吸引选票。之后,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转向了贸易战和科技战。
对于美国转向对华强硬,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既展现了雄心,也有不安。和二十世纪初德英矛盾一样,中方指责美国试图维持一个本质上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这与一战前德国对英国的指责如出一辙。中国2022年6月发表的白皮书中提到,美国一直誓言要维护的所谓国际秩序,旨在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维护其永久霸权地位。美国本身就是破坏实际世界秩序的最大根源。
与此同时,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一直将威慑与有限合作相结合,类似于英国在二十世纪初制定的对德政策。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的同时也强调,如果利益一致,美国始终愿意和中国合作。这与1914年前的几年一样,即使在关键问题上双方存在合作的机会,但这种合作的机会都会在相互指责、小小的恼怒和不断加深的战略不信任中消失。
三个条件导致德英持续对抗上升到战争。第一,德国人越来越相信英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德国崛起。与此同时,德国领导人似乎无法向英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明确阐述“德国崛起”到底会不会改变世界;第二,双方都担心自己未来的实力地位会被削弱。这种观点促使一些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尽早开战;第三,双方完全缺乏战略沟通。1905年,德军总参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en)提出了一项作战计划,确保德国在欧洲大陆迅速取得胜利,因为德国在欧洲大陆必须同时与法国和俄国周旋。最关键的是,该计划涉及入侵比利时,这一行动促使英国立即加入对德战争。
如今,中美关系似乎具备了所有这些条件。中国坚信,美国的主要目标是无论如何都要阻止中国崛起。中国自己关于国际体系的表述,在美国看来也很平淡且毫无意义。在国内,中国也面临经济放缓的压力。与此同时,华盛顿政治裂化也导致美国几乎不可能开展有效的长期治理。由于中美互动有限,双方战略沟通不畅随时都会存在。美国认为,中国正在制定武统台湾计划,这可能引发中美冲突,就像“施利芬计划”引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一样。
中美应该如何做?
二十世纪初的德英对抗最终演变为战争,和今日的中美对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预示着对抗不断升级的暗淡未来。但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如果美国想避免战争,就必须让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并非一心要阻止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拥有与美国不相上下的工业化水平。但就像1900年的德国一样,中国也有贫穷和不发达的地区。美国不能在言行上向中国人重复表达一个世纪前德国人所理解的英国人告诉他们的话:如果你们停止发展,就不会有问题。
▲ 2024年5月31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于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在新加坡举行会晤。
对于中美来说,管控经济对抗和抑制潜在的地区冲突点对于避免两国重蹈英德覆辙至关重要。
经贸层面:中国的产业也不能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基础上不受限制地发展。中国最明智的做法是对其出口产品进行监管,使其不会导致其他国家的国内产业(比如电动汽车、去碳化设备等)无法与中国竞争。不受限制的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关税战的洪流,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来看,都会让世界陷入困境。保护主义盛行也会让中美成为彻底的输家。贸易战也显著加剧了1914年真正战争的爆发。
安全层面:以遏制贸易战作为开始,中美应努力结束或至少遏制可能引发更大范围冲突的热战。比如,在俄乌战争方面,中美都不应该袖手旁观。德国在一战前就曾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骚扰邻国的行为袖手旁观。虽然俄乌冲突目前造成的紧张局势最为严重,但台湾岛才有可能成为2020年代的巴尔干半岛。中美似乎将在未来十年内的某个时间点在台海梦游般地走向对抗。越来越多的中国外交政策专家认为,在台湾问题上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则专注于如何能最好地支持台湾。
▲ 2023年4月8日至10日,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海峡和台岛北部、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组织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
台海局势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大家都清楚,除了台独势力以外,只有可能的妥协才有机会避免战争。在1972年中美发布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一再表示致力于和平统一。美国可以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支持台湾独立,而中国可以声明,除非台湾正式采取措施谋独,否则不会使用武力。中美重申这些原则将有助于防止冲突。这样的妥协不会使所有与台湾有关的问题消失。但它会大大降低因台湾问题引发大国战争的可能性。
另外,中美迫切需要达成军控倡议并处理巴以冲突等其他国际冲突。处理中美关系也需要双方相互尊重。1972年,苏联和美国领导人商定了一套《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该联合声明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它在双方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中美也可以重构这种信任。
最后,美国需要保持可信的威慑,应对大国紧张局势。有人认为一战的爆发和当时盟邦体系有关,各国政府被束缚在相互协防的条约之下。但事实上,一战爆发也是归因于德国错误地认为,英国不会协防在欧洲的友邦和伙伴国。美国不能犯同样的错误。美国应将军事力量集中在印太地区,同时重振北约,让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
领导者可以从过去正反两面汲取教训,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但他们必须首先吸取重大教训,最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可怕的战争,使几代人的成就化为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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