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考证之谬（下）|华佗是外国人？

（续上）

三、陈寅恪先生认为：华佗是“五天外国之音”

华佗是我国古代著名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人称神医华佗，陈寿的《三国志·魏书·方技传》第一就是“华佗传记”。然而陈寅恪先生在《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除了曹冲，陈寅恪先生又把华佗考证了一番，然后得出结论：华佗真有其人，不过是外国人。其论据如下：

1、外科技术太先进，华佗不可能发明

陈先生引用清代杭世骏在《三国志补注》中引宋代叶梦得《玉润杂书》：“华佗固然神医也，然范晔陈寿记其治疾，皆言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云云，此决无之理。”然后自己认为“断肠破腹，数日即差，揆以学术进化之史迹，当时恐难臻此。”意思是从医术进化来看，在东汉末年不可能有此技术。

2、华佗是天竺音译

陈寅恪先生认为，“华佗”原为“五天外国之音”，古音即天竺语agada，是所谓“药”的意思，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习见之语。至于为何后来没有“阿”字，是因为和“阿罗汉”变成“罗汉”一样，人们故意省略了。

3、华佗是当时人们附会“佛陀”

陈先生认为，按照《华佗传》记载：“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旉（fū）。”其实华佗本名为华旉，只是当时佛教流行，人们用佛教神话中“佛陀”一类神化，称之为“药神”，于是变为华佗。

4、华佗和佛经中的胡医故事相似

陈寅恪引用后汉安世高翻译的《佛说奈女耆域因缘经》中摩竭国（印度）有一个神医耆域，他在华佗之前发明了胡药，胡药跟麻沸散很相似。比如其中“耆域取利刀破腹，披肠结处。”“便以金刀披破其头，悉出诸虫。”治病等措施，和华佗的治病手法很相似，因而认为这是陈寿用印度神医来附会华佗故事。

从以上四个主要证据，以及还有“竹林七贤”的“竹林”， 源自佛陀说法处Venu的名词翻译，因而得出结论，华佗、曹冲故事都是佛教中的故事。然后陈寿并没有辨别真伪，于是收录到传记中。并且得出：“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赖之以推寻史料之原本。”

四、华佗究竟是哪国人？

陈寅恪先生的结论，虽然没有直说华佗是天竺人，然而其证据一一指向佛教故事，意思是曹冲、华佗故事并不存在，都是后人附会佛教故事经文，那么言下之意，华佗很可能是外国人。那么，陈先生的论据有没有失误的地方，我们再来论证一番。

1、先说华佗发明麻沸散，以及外科手术当时医疗技术能不能达到？笔者不是医学专业，本来无可置喙，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些考古证据。在1983年的时候，考古专家在青海出土了一批4000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其中几个头骨上有圆孔，并且有愈合痕迹，说明在4000年前就有了钻骨技术，可见古代医学之神奇超出人们想象。

2、既然在4千年前可以头骨钻孔，那么一千年多年前用麻沸散拉开肚子治疗，应该是可以的。并且由于历史记载，华佗被杀后医术失传，并不能说明当时没有如此技术。因而不但宋代人怀疑不能作为论据。

3、相反还有证据证明可能，那就是北宋王安石的一首诗《赠陈君景初》，其中有：

“吾尝奇华佗，肠胃真割剖。

神膏既傅之，顷刻活残朽。

昔闻今则信，绝伎世尝有。

堂堂颍川士，察脉极渊薮。

珍丸起病瘠，鲙虫随泄呕。

挛足四五年，下针使之走。”

说明王安石也是怀疑，后来看到陈医生的技艺，不由得相信了。

4、关于天竺语agada，陈先生认为华佗是“阿伽陀”或“阿羯陀”经过简略的“药”的称谓。并且像“阿罗汉”变成“罗汉”一样，阿伽陀变成华佗了。貌似有道理，可是我们仔细观察一下，陈先生把“陀”偷换概念为“佗”了。佛陀之类确实是佛教音译，然而“佗”在先秦就有之，比如《左传·隐公元年》：“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大戴礼·礼察》：“此无佗故也。”等等，如果按照当时翻译，都会用“陀”，而不是“佗”。

5、退一步，即便是按照陈先生认为的是省略，那么为何不叫“伽陀”或者“贾佗”？岂不是更加接近“药”的音译了吗？再一个相反的例子，按照陈先生逻辑，华佗是阿伽陀的省略，那么先秦南越王赵佗该怎么办？这位河北真定人，是不是也是“五天外国之音”？因为完全可以找出梵语发音和赵佗相近的词汇。这样的逻辑，赵佗也是天竺人也难说，是不是很滑稽？

6、华佗故事和佛经故事很相似。这点我认为陈先生的考据很重要，也比较有说服力，说明当时医药确实技艺高超。至于华佗行医故事是不是抄袭，笔者认为不太可能。因为《三国志》作者陈寿，比华佗、曹冲略晚几十年，然而相对不远。虽然佛经中有类似故事，可是并不能否认华佗治病救人的技术。而且也有可能是借鉴西域的医药技术也未必。可是，并不能说华佗是外国人，所有故事都是编造。这就有点质疑史学家陈寿的意味了。

综上所述，关于曹冲、华佗的故事以及名字来历，陈寅恪先生的考证，其中只有一点比较公允，那就是最后一点，关于华佗行医故事和佛经胡医耆域确实有不少相类似之处，这是陈先生的博学之处。然而其他论据都站不住脚，不但无法证明其说，而且还是纰漏颇多，有的甚至能依据论据得出相反结论，因而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是不成立的。

那么，为何陈寅恪先生会质疑《三国志》中曹冲、华佗记载，而将之僵硬地和佛教拉在一起，并且经常有否定传统医学的言论？这和当时民国时期“西学东渐”有很大关系。

当时人们抱着向西方学习的态度，以至于在很多方面迈的步子很大。在不少层面都否定传统文化，不但工业技术方面，其他艺术文化，诸如医药、文字、音乐、绘画、服装、习俗等等，都是一股脑儿的全盘西化。这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却是错误的和偏执的，近百年来的社会现实证明了一切。

而陈寅恪先生，处在那个时代（1930年），自然很难跳出窠臼。人往往拘泥于一点上，死拉硬拽，先入为主，很难放开来去研究。于是，在考据学盛行的那个时代，在以奇谈怪论喧嚣于文坛的时期，陈先生也是难免吧。

当然我们不是要指摘什么，而是从科学严谨的角度，去研究历史。而不是像陈寅恪某学生所言：“毕竟受过西方科学思维和方法的训练，在科学上的慧眼与史学上的缜密考证，自有独到之处，因而在论证两例故事的过程中，则显得从容不迫，卓识超人。”阿谀有之，置评却无。

2020/7/30榆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