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毛主席表哥文运昌进京,因何事惹怒毛主席要将他撵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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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所有的亲戚朋友中,和他最为亲密的无疑就是表哥文运昌了,当初毛主席想去报考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文运昌是出了大力的,后来毛主席回湖南搞农民运动,文运昌也提供了大力支持。

因此,虽然后来毛主席因为要领导革命的缘故和文运昌分别了整整26年,但他却一直没有忘记文运昌对自己的帮助,也一直对其心怀感激。

然而,就是这位与毛主席十分亲密的表兄文运昌,在1953年进京看望毛主席时,却因为一件事直接惹怒了毛主席,毛主席甚至当着众多亲朋的面要他离开北京,回湖南老家去。

那么,文运昌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毛主席如此愤怒,以至于要将他撵回老家呢?



关于毛主席和文运昌之间的故事,还要先从毛主席的童年讲起。

亲密无间的朋友

毛泽东主席的父亲叫做毛顺生,母亲叫做文七妹(文素勤)。

毛泽东出生后,毛顺生为了养活一家人决定去入伍当兵,毛泽东也因此跟着母亲一块儿在外婆家度过了少年时光。

在毛泽东少年时期,和他关系最好的就是表哥文运昌了。文运昌是毛泽东八舅文玉钦(一作文玉饮,是毛泽东外公次子,在家族中排行老八,故称之为八舅)的次子,出生于1884年12月15日,在家族内排行十六。

虽然文运昌比毛泽东大了9岁,但是毛泽东却和这位“十六哥”的关系非常要好。

文运昌知道毛泽东喜欢看书,而他家里正好有着大量的藏书,于是经常性地从家里拿出书来借给毛泽东阅读,在所有的书中,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经常没日没夜地看,在当时人看来,这些书都是“杂书”,和四书五经等“儒门经典”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但文运昌对表弟的这个爱好却十分支持,从来没有因为他喜欢看“杂书”就不借书给他。



1910年,16岁的毛泽东做了他人生中第一件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大事:辍学。

当时,他的父亲毛顺生之所以将他送去私塾,主要想的就是儿子能认几个字,将来当个商人就可以了,见儿子不想读书,他也不强求,打算将毛泽东送去一家米店当学徒。

然而毛泽东却志不在此,他之所以选择辍学,就是因为他厌倦了教书先生每天强行灌输的四书五经和知乎者也,他想学的是不一样的新知识,父亲要他去米店当学徒的要求,显然是毛泽东所不能接受的,父子二人因此陷入了长时间的冷战中。



就在此时,在湘乡求学的文运昌因为学校放假的缘故来到韶山探亲,当他知道表弟和姑父之间的矛盾后,找到毛泽东劝他去自己的母校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那里正在进行新式教学,不但教四书五经,还教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文化理念。

表哥的这番话让毛泽东对东山小学堂产生了兴趣,但他知道父亲绝对不会允许自己去就读的,文运昌拍着胸脯表示这件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之后,文运昌找到家里的长辈和毛泽东的私塾老师,大家一起做毛顺生的思想工作,成功使得毛顺生同意让儿子去东山小学堂上学了。

毛泽东到了湘乡后,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里面介绍的西方政治制度、先进理念让毛泽东耳目一新。

文运昌知道此事后,帮毛泽东找到了大量介绍新思想的书籍,可以说他也算得上是毛泽东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半个引路人了。



与革命擦肩而过

1925年冬天,在上海工作的毛泽东患上了失眠症,听从妻子杨开慧的建议决定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当在外地的文运昌得知表弟回到韶山了后,迅速从湘乡赶到了韶山。

当毛泽东再次见到许久不见的表哥文运昌后,自是十分的激动,两人从白天一直聊到了天黑。

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跟文运昌讲了当今中国的局势以及未来革命的走向,劝他跟随自己一块闹革命,他们二人越聊越投机,颇有种要从天黑聊到天亮的气势。

就在此时,毛泽东突然听到一阵异响,起身往外一看,发现屋外的放哨人向他们有节奏的晃着手里面的马灯,毛泽东赶紧告诉文运昌:“看来是赵恒惕派人抓我来了,快跑!”然后打开后门向着密林深处跑去。

此时赵恒惕派出的枪兵部队距离毛泽东祖居的上屋场已经很近了,文运昌因为跑得慢被他们发现了踪迹。

当时正值深夜,而文运昌也和毛主席长得比较像,所以追兵们把他和毛泽东搞混了,一路跟着文运昌跑到清溪大湾塘,然后将他抓到了监狱里面。

当赵恒惕知道自己手下抓错人后十分愤怒,命人将文运昌严刑拷打了一顿,见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来,就让他在监狱里面自生自灭了。



后来,在亲戚朋友的尽力奔走下,文运昌成功地被救了出来。

这次被捕的经历,对文运昌的革命热情造成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有意地远离革命,在之后很长时间都没和毛泽东见过面。

虽然文运昌主动选择疏远自己,但毛泽东却一直没有忘记和文运昌之间的感情,经常跟人讲文运昌当年对自己的帮助。

抗日战争时期不管多忙,他仍然坚持给文运昌写信,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在毛泽东的心里,文运昌不但是自己的表哥,而且是一位可以倾诉衷肠的知心朋友。

那么,既然毛主席和文运昌的关系这么好,后来又为何愤怒地要将去北京找自己的表哥撵回家呢?

26年后的重逢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文运昌知道此事后十分高兴,他觉得既然表弟当“国家领袖”了,怎么着也应该照顾一下家里的亲戚朋友们。

1950年,文运昌主动给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写去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份15个亲戚朋友的名单,文运昌在信的结尾处写道:“以上14名(实际上名单中是15人)均是高小生,体格强壮,可为技工学徒,内商山(指文商山)一名可入育才学校,葭知、爱兰2女子,最‘优等’,可深造,钧请田秘书家英设法培植一下,并候指示祗遵。”



文运昌写这封信主要还是为了照顾家里的亲戚朋友,帮家里的有文化的孩子们谋一条能去外地工作的路,没想着要帮他们要官。

然而当这封信送到毛主席的手里后,毛主席的眉头当即就皱了起来,他最看不惯的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一类事情,他在这封信的页眉批示道:“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之后毛主席专门托人给亲戚朋友捎了一句话:“我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不是韶山毛家的主席,家乡亲友要勤耕守法,好自为之。

不过,虽然毛主席比较强硬地拒绝了文运昌帮亲戚要工作的要求,但还是在1951年4月专门给湖南省委交际处打去电话,邀请文运昌和另一位表哥文涧泉及他的儿子一同去北京见面。



4月24日,文运昌三人抵达北京后被中央办公厅安排至前门饭店居住,此时毛主席因为有别的事情要忙,所以抽出时间接待他们已经是三天后的事情了。

4月27日,田家英亲自前往前门饭店将文运昌三人接到了中南海怀仁堂。当三人走下汽车后,发现毛主席和江青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当毛主席看到文运昌和文涧泉的熟悉面孔时,不由得露出了笑容,然后亲自给江青介绍了一下他们三人的身份。

听着文运昌三人那一口熟悉的湖南乡音,毛主席越发感到亲切,和他们站在门口聊了很长时间,详细地打听着家乡的情况,直到江青提醒才想起来邀请客人们进屋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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