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健品案件中，经销商、分公司应属于从犯的辩护问题

作者：金翰明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诈骗犯罪案件律师

在诸多涉保健品案件中，办案机关都存在主从犯认定错误问题，以金律师办理的多起涉保健品案件举例，既有检察机关认定当事人为主犯，通过辩护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为从犯的情况，亦有一审法院认定当事人为主犯，通过辩护争取，二审法院改变定性为从犯的情形。

此类情况的普遍存在，能够反映对于经销商、分公司类型的涉案当事人，在涉诈骗罪案件中角色、地位认定的难点，以及司法机关对于案件认定也可能存在不准确、错误的司法现状。

刑事辩护的目的，在于从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协助司法机关发现有利于当事人的事实、证据，从而依法作出有利于当事人的判罚结果。

我们结合近期办理的一起涉保健品案件中的主从犯认定问题，进行辩护探讨：

辩护人认为，即使认定侯某涉嫌犯罪，侯某应当是从犯。

第一，侯某本质上属于经销商一方人员。

第二，侯某在本案中只是为经销商带来产品的中间人，对采购的产品尽到了合法性、合格性的审查义务。

第三，本案的产品来源、讲师、培训、产品价格的确定，均由总公司制定，上述环节应当是本案指控犯罪的核心事实，侯某及经销商一方并未负责，亦没有决定权。

在本案中，总公司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品采购与定价、讲师培训、讲师宣讲，同时对经销商进行培训指导的销售体系，只需要寻找不同地区的经销商对接销售即可，侯某等经销商最终成为了总公司在全国各地对接的诸多经销商之一。本案中，我们可以将经销商理解为销售窗口、销售员，总公司就是安排、指导、并把控销售窗口工作的老板、负责人。从地位上来说，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

在该销售体系中，经销商几乎没有决策、决定权，核心的销售环节、销售决策均由总公司把控，从整个销售体系的职责、作用，结合陈某某等人笔录，均能够证明，经销商一方人员在本案中应当属于从犯。

第四，针对每一款产品，总公司有完整的销售体系，每款产品均是以总公司为发起点，同时对接诸多的经销商，产品来源、讲师、经销商，都只是总公司销售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在每一款产品的具体销售行为中，经销商及侯某等人实际能够做的工作，仅仅是联系客户来参会、提供场地、在讲师会销时鼓掌附和、望风放哨等可替代的从属性工作，因此本案应认定经销商及侯某等人属于从犯。

第五，本案错误的将侯某指控为主犯，主要是由于案件立案形式的特殊，本案是以侯某参与的几个有关联性的经销商进行立案，并因此牵连出产品的总公司、讲师等相关人员。此种立案方式，导致我们会产生本案的每一个产品，都与侯某有关联性的认知，最终导致《起诉书》错误的将侯某认定为全案“地位最为重要”的那个人。

我们必须强调，虽然侯某与每个产品都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在每个产品的销售行为和销售体系中，侯某的地位都是次要的、可替代的。侯某在四种产品的销售体系中，都只是从犯。

举例而言，如果本案是从某个产品总公司整体的销售行为进行立案，我们就能发现，在具体的单个产品的销售行为和销售体系中，侯某仅仅是诸多经销商中的一个分销点。

在单个产品的销售体系中，总公司一个点会辐射诸多分销点，控制产品、讲师、培训等诸多环节。侯某等人仅仅是销售体系最终的一个末端窗口，因此将侯某所代表的的经销商认定为该销售体系中的主犯，是错误的。

本案只是因为围绕与侯某相关的分销点进行立案，才导致侯某被推到主犯的位置上，如果以单个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销售行为立案，划分职责和作用，就能纠正错误，准确认定侯某只是与多个产品的销售行为存在关联的从犯。

第六，侯某在经销商一方中，并未负责实际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核心工作，只是负责联络上家为经销商门店带来产品，其所参与的多是边缘化的上传下达工作，并未对核心的销售环节产生决策、决定作用，因此在经销商一方中，也属于角色相对次要的涉案人员，应当认定为从犯，并从轻处罚。

第七，同类型案件中，诸多判例均认定分销商一方属于从犯，恳请法院审判时予以参考。

参考案例一：（2021）苏06刑终13号

案件事实：盛某某与被告人方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经商议策划，由盛某标出资设立门店，由门店业务员在全县部分乡镇针对老年人群体发放广告传单，并以有礼品赠送为诱饵，诱骗老年人参加在门店、县内以及周边场所组织的集中“会销”，以宣传产品具有治疗疾病功效的形式，推销产品。后盛某标、方某又商议策划在原“会销”模式上增加旅游“会销”，成立旅游公司，方某为负责人；成立门店，安排盛某来（另案处理）负责门店日常管理。由业务员向老年人群体发放低价旅游传单，诱骗新的老年人顾客，或者以赠以礼品、免费摘采水果、免费旅游等形式诱骗老客户前往上海、镇江等地，在旅游过程中以“会销”的形式推销上述保健品。被告人方某作为门店及门店实际负责人，负责公司全面工作，联系盛某标设立的母公司安排所谓的“讲师”前来门店等处进行所谓“讲课”和根据母公司安排组织老年人前往上海崇明盛某标总公司、金山公司等地开展旅游“会销”。各门店通过盛某标设立的天年总公司领取相关产品，销售后统一将货款上交天年总公司，经与总公司核算，各门店相关人员除领取固定工资外，各业务员根据自己销售业绩获得相应产品一定比例的提成，被告人方某领取总销售额的一定比例提成。各门店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相应运营费用由天年总公司支出。

法院认为：上诉人方某作为门店和旅游公司实际负责人，负责组织、领导门店的全面工作。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方某、黄某国、方某辉、程某红、冯某、张某子、徐某娟、潘某纯在共同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参考案例二：（2020）湘02刑终292号

本院认为：关于本案主从犯认定问题。公诉机关指控代理商杨某、王某和美容院负责人为主犯，经查，代理商和美容院均是涉案公司加盟机构，不参加涉案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与涉案公司不存在紧密组织管理关系，在本案诈骗中均只是在部分环节参与并起次要作用，故指控代理商和美容院老板为主犯不当，上述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不是主犯的辩解、辩护意见予以支持。

参考案例三：管某某、陈某某等涉嫌诈骗罪一案二审刑事判决书，案号：（2018）苏04刑终50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