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做正确的事 时间会有答案

题记：2024年6月2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暨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24届毕业典礼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本文根据典礼特邀演讲嘉宾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陈东升的演讲内容整理。

非常荣幸来参加北大国发院的毕业典礼。这是同学们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台上台下都应该欢呼雀跃。祝贺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当然也要恭喜家长们。12年前，我的大儿子陈奕伦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我也作为家长带着我一大家人去哈佛为他庆祝。相信今天的家长都跟我当时的心情一样。

今天，你们拿到学位，踌躇满志，就要奔赴浩瀚无边、波涛汹涌的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记得1983年我毕业的时候，武汉大学有一个文理融合的多学科讨论会，我当时是副主席。在毕业季的一个晚上，我们那些思想活跃的同学聚在一起讨论，谋划我们的人生。有人说他分到中央办公厅，有人说他分到国务院，我分到了对外经贸部，二三十个国家部委都有我们的同学，当时我们意气风发，感觉今后这个社会就是我们的了。

然而，我最大的体会是，我们这帮人毕业走向社会后，就如同一把小沙子扔进了茫茫大海之中。你们将来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是这粒沙子是否能够金光闪闪，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朝着你人生的理想、信念、梦想执着地追求。我有一句话：有理想却不为理想付出的人，就不算有理想。那只是幻想、痴想、妄想。同学们一定要为你们的理想孜孜不倦，要执着地追求你们人生的目标，用努力驶向你们人生的彼岸。这就是初心。

1983年，我大学毕业提着一个小箱子，拿着一个网兜，穿着补丁衣服来到北京，至今整整41年。如果没有成就，今天我不可能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不想讲心灵鸡汤或是告诫的话，而是想讲讲我自己的人生经历。我的故事或许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和启发。

所以，今天我用三张照片讲讲我人生的三次初心。

第一个初心：凿“始”明志

我在县城里长大，恢复高考后，我1979年考上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系。高中时，我读了《马克思传》，还喜欢读“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上刊登的理论文章，那时我的人生理想是当共产主义理论的大理论家。当时的刘道玉校长立主改革，推行学分制改革、选修课改革等。由于选修课改革，我得以有机会去哲学系学了“西方哲学史”这门课，法国启蒙时代卢梭、伏尔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彻底改变了我的三观。大学塑造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我成为了一个现代人。

在我心中，武汉大学是中国最美的大学，读书时我经常和同学们漫步在珞珈山上，徜徉在东湖岸边。这种山水相连、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悠久的历史、人文的情怀，大师云集，锻造了我们所有武大人质朴又浪漫的情怀。我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就想一定要在校园里留下一个我的印记。所以毕业之前，我在珞珈山顶的石头上刻下了一个字，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始”字，纪念母校给我的这份初心。

我先是在家乡花了半天学习凿石头，当时用20多块钱买了一堆工具，用帆布油布包着大概十多公斤。80年代初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高铁，我扛着那一包工具从天门县辗转4个小时才到武汉，然后坐公交车坐轮渡过长江，再换公交车才学校。到了山顶，我用半天时间刻下了这个“始”字。你们想一想，一个青年能够有这样的意志和决心，他不可能不成功。

2011年，我个人捐了1亿人民币给我的母校，是当时中国高校里金额最大的一笔捐赠，把这块大石头搬到山下，建了一个艺术博物馆。我认为，大学学习除了要掌握现代知识，第二重要的是拥有自由的精神。这也正是北大的精神。同学们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要有批判的能力。大学非常重要的还有人文情怀，所以我个人给母校捐了万林艺术博物馆，用我父亲的名字命名，现在成为学校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第二个初心：实业报国

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做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研究。五年间，我在《红旗》《世界经济研究》《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了20余篇文章，作为一名学术青年崭露头角，后来被调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管理世界》杂志社做学术副总编辑。

学术才能还没发挥，我的商业才能很快展现出来。我带着编辑部的同事、参照美国《财富》、日本《钻石周刊》等国际杂志的惯例，以销售额为评价标准，开创中国大企业评价先河。

在与世界500家大企业的对比研究中,我发现排名第一的美国有160多家,第二名日本有110家,英、法、德各有50余家。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到今天仍然如此：一个国家的经济强弱和该国大企业的多少直接成正比。没有一定数量在国际上数得着的大企业，国家的富强无从谈起。

于是，我就毅然放弃了做学术的梦想，坚定下海创业，立志做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从教育报国、科技报国的坚定支持者走向了“实业报国”。

1990年，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日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当时的背景，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访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邀请了5千名日本青年来中国访问。日本首相也邀请5千名中国青年访问日本，每年100人。但是，1990年去国外访问非常严格，100名中国青年中最后只有50人最终成行，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在日本参访了一个月。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有一个好朋友魏加宁在东京大学留学，访问之余他带我到处去看。我清楚地记得，新宿的摩天大楼顶上最醒目的广告牌写着“日本生命”。我就问他“生命”是什么意思？他说“生命”就是人寿保险，就埋下了做一家寿险公司的种子。后来看一本书写保险公司在日本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给我很大的启发。人寿保险不仅可以做大，而且是耐心资本的核心提供者，在推动社会经济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还有那时的华人首富不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李嘉诚，而是台湾国泰人寿的蔡万霖。因为有这些印象，所以我对人寿保险有很强的敏感。特别当时美国《财富》500强里，有很多都是保险公司。这是我的第二个初心。

所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下海”成为当时最时髦的词。大批机关公务员、大学老师纷纷“下海”，代表着中国的主流精英真正开始涉足商业，这批企业家被称为“92派”。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坚定地下海，成为“92派”企业家的一个代表。

今年4月份，也就是35年后，我带着泰康保险集团的1400名销售精英去日本访问，特意回到我当年拍照片种下初心的这个过街天桥。这个天桥仍是以前的样子，只是我已两鬓斑白，而我创建的泰康保险集团已成为世界500强的人寿保险集团。

第三个初心：改变中国老年人对生命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因为人寿保险关系人的生老病死，泰康很早就关注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从2007年开始就探索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在短暂地尝试失败之后，我们开始去全世界学习。当我第一次看到美国人的新型养老方式，看到一位95岁的老爷爷在跑步机上跑步，看到一群平均年龄85岁的老奶奶在跳芭蕾，再对比我的父母的生活方式。那一刹那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种商业模式拿到中国来，改变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他们对生命的态度。

2010年，我带泰康保险集团的董事去美国开董事会，就是要形成共识，让所有董事去看美国的养老社区和医院，由此决定了泰康进军养老产业。今天泰康形成的保险、医疗养老和投资三大板块的创新商业模式，就是从那个初心开始。

给同学们汇报，现在我们在全国35个城市规划了45个养老社区，其中20个已经开业，平均一个养老社区投资30亿，每个社区都配有康复医院。现在可以说，泰康之家养老社区是全国最高品质的候鸟式医养融合养老社区。在北京，我们的养老社区名为“泰康之家·燕园”，“燕”是北京的简称。燕园里最大的校友会就是我们北大校友会，有130位北大的教授、老师。

坚守初心 时间会有答案

我的三个初心，其实是一个逻辑的闭环。

第一次初心是大学毕业，抱负很大。我一心只想做学术研究，理想是成为理论家，没有想当官，更没有想到去经商。

第二次初心，1987年，借鉴美国《财富》杂志的世界五百强评选，我在《管理世界》开创了中国500家大企业评选。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我意识到中国如果没有一批世界五百强企业，没有一批大企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都是空话。从此决心去创业。2018年，我们泰康入围世界五百强，到今年已是连续七年入选。

第三个初心做养老，是因为养老是产业链的延伸，不是横向的综合经营，不是跨界。过去，人寿保险就是生老病死的风险管理，客户在哪里养老跟保险公司没关系，所以我下决心把“从摇篮到天堂”这句话变成一个现实的商业模式。由于这种创新，泰康这五年从中国第五大寿险公司已经跃居到行业新单价值第三。

同学们毕业了就要奔赴社会的战场，我作为一个走过来的人，祝贺各位同学，也祝贺各位家长。祝福你们今后人生的事业中建立一个正确的初心，好好守护好，坚持必有回报，理想终将获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