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政策

01

明朝建立之后，北部的边防是个大问题，北元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为了防止蒙古袭扰，近百万的士兵被布置在辽阔的边疆地带。百万士兵的后勤保障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朱元璋有办法，他设置了大量的军户，给这些军户每户发50亩土地、种子和牛，让他们在战时作战，闲时则少部分人警戒，大部分去耕种。就这样，粮食的问题就解决了，以至于朱元璋无不得意的说：吾养百万兵，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这种军屯实际上也存在着不小的隐忧。

军户耕种收获的粮食，一部分交给卫所，作为军粮和军官的饷银，剩下的部分才是自己的。很多时候，军户自己是得不到粮食的，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原本承诺的50亩土地被军官给克扣了；在收粮时被蒙古骑兵给抢了；旱灾、蝗灾让农田颗粒无收等等。

对军户的军士来说，军籍成为世世代代的枷锁，军士无力挣脱。军户要逃脱这样的命运，有三个办法：一是做到正二品尚书一级别的高官或者皇帝亲自下诏；二是这户军户绝后；三是大明亡了。

军户在面对这些突发情况之时，是安全没有抵御能力的。军户想要摆脱自己的军籍，能够做的要么卖儿鬻女，要么逃亡。所以朱元璋时期，卫所里面的军户逃亡就已经很严重了。

宣德九年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骥言：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面对军户的逃亡，朝廷很快做出了两个堪称变态的政策：

一是把军户发往远方。

比如一个陕西的军户，原本就近可以就在宣府、大同服役，但朝廷会将他发往最遥远的辽东，拉长服役所在的卫所和家乡之间的距离，防止他逃亡。这种方式给军户带来沉重的负担，一个军户到卫所服役是带着妻儿一起的，拖家带口，还要带着全家所有的家当，又距离数千公里，很多人因此累死、病死在路途之中。

二是补丁。

朝廷有黄册，也就是户籍本，一个男丁逃亡了，那么就按照黄册上所记载，就抓他家里其他的成年男丁去顶替，这种顶替者称为：继丁；成年男丁抓完了，如果有家里有男孩，那就等男孩成年，再抓去顶替，男孩也被称为：幼丁；如果这家人的成年男子抓完了，那就按照黄册抓他的近亲属中的男丁，甚至可以直接抓邻居家的男丁去填补。

但即便是如此严酷的连坐政策，依然未能让卫所制度和军屯制度得到延续，到了正统年间，这套制度就基本崩溃了。

02

再说说明朝的赋税。

明初的赋税本不算高，大约在3%到10%之间，这已经是很低的税了。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赋税渐渐高了起来。原因很简单，前面说军屯破坏了，那就只有从内地的百姓身上拿粮食来养着边疆的百万大军，百姓身上的赋税也就慢慢重了起来。

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比如陕西。陕西的总督全称叫陕西三边总督，管理延绥、宁夏和甘肃三边，明朝九个边镇（后来有所增加）陕西就占了三分之一，三边镇的粮饷就压在了陕西的身上，但陕西在明朝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老百姓根本无力承担。

大量失去土地，无法承受的赋税的百姓就开始逃亡，沦为了流民。一个县的赋收总额是固定的，是根本不可能修改的，所以有人沦为流民，也就意味着剩下未逃亡的人就要支付逃亡者的税收。假如某县原有10万人，要交20万石的粮食，每人需要交2石粮食；现有5万人逃亡，税收还是要交20万石，那未逃亡者人每人就需要交4石粮食。

这样变态的政策，被称之为：赔粮。这种政策之下，意味着更多人不得不逃亡，沦为流民。

《武安县县志》里面记载了县里的逃亡情况：本县原有10035户人，如今已有8028户已经死绝；原有人口20305人，现在逃走和死亡的有18450人。本县需要交纳的新旧各类税赋是44795两，漕米2300石，专门供给辽东的米12053石。而县里因为缴不起税收，三年合计拖欠税款超过10万两。

平淡的文字后面，是无数人的血泪。全县2万多人口，除去死掉和逃亡的，仅剩下1855人，这剩下的人依旧要承担全县所欠下的税款10万两，意味着每人要交54两的税，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县原编户口一万三十五户，今死绝者八千二十八户；原编人丁二万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计本县正派条银，新、旧、练三饷共银四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两，漕米二千三百四石，辽米豆共一万二千五十三石，临清仓米六百八十八石，禄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压欠，应征不下十余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