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组织部……”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也完稿了。
我为它写了序诗:
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让我编织你们……
这是主要的感受,写作就是编织这些精彩绝伦的日子。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日子,像画片照片,像绿叶,像花瓣,像音符,像一张张的笑脸和闪烁的彩虹,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日子,没有比度过体味过这样的日子与编织这样的日子更幸福的了,在编织日子的激动中,我体会到写作是人生的真正的精神享受,是这种享受的峰巅。
我不会演奏任何乐器,然而我的写作是真正的乐器演奏。写《青春万岁》,我的感觉是弹响了一架钢琴,带动了一个小乐队,忽疾忽徐,高低杂响,流水叮咚,万籁齐鸣,雷击闪电,清风细雨,高昂狂欢,不离不即。而写《组》是一架小提琴,升天入地,揉撚急拨,呼应回环,如泣如诉,如歌如诗。
我不懂表演艺术,然而我的写作就像是在舞台上演出一部话剧,写到哪个人物的心情与话语,我就不由得默默地乃至出声地学着那个人物的腔调,念念有词,自我导演,自我欣赏,自我评判,入梦难眠。
我是在写小说,但是我的感觉更像是写一部诗,吟咏背诵,泪流满面。我的感觉又像在唱一首歌儿,高亢入云,低沉动地,多少心曲,余音绕梁。我的感觉又像是在表演体操,跳跃翻腾,伸展弯曲,追求姿态也追求健美,追求尽兴也追求精当。
确实,对于一个初学作者,第一个长篇小说是比创世还艰难的工程,光在哪里,影在哪里,人在哪里,物在哪里,时间何点,空间何处,季节怎样运行,悲欢怎样交替,生杀予夺,祸福通蹇,起承转合,哭笑开阖,机遇灾变,全权在我。我的权太大了,空中楼阁,全凭君便,反过来说,天衣细缝,大河小沙,应防功亏一匮,如若变成豆腐渣工程,责任在你,罪过在你,不能原谅:太累了,累死人啊。
现在,这个我创造的世界终于有模有样儿啦。
我还有一个体会,不知道算不算迹近离奇,相信古今中外不会有第二个人这样想这样说。50年代初期我写作《青春万岁》的时候,我特别感觉到,写一个长篇,需要的是一种类似当“领导人”的品质:胸襟、境界、才能和手段。领导艺术,小说艺术,作为艺术它们有相通处。你需要统筹兼顾,心揽全局。你不能顾此失彼,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你需要知人善任,恰逢其会,你不能张冠李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你需要胸有成竹,举止有定,你不能任意胡擂。同时你必须应对突然和偶然,随机应便,飞扬灵动,不拘一格,时有神来之笔。你必须有时实话实说,把文章做足做透,而另外的时候另外的人物另外的情节上面,你必须点到为止,含蓄从容,惜墨如金,留有余地。你有时穷追不舍纤毫毕现,有时则是雾里看花,月朦胧,鸟朦胧。你有战略的与战术的考虑,有长远的与切近的安排,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写有所不写。有时候需要开门见山。有时候需要声东击西,围魏救赵。有时候需要风云突变,出其不易,攻其不备,有时候则是投石问路,隔山震虎,把铺垫做足。有时候需要硬碰硬,正面拼搏,不避突兀,有时候欲取先予,欲擒先纵,与读者卖关子。有时候要知难而上,石破天惊,有时候要绕过暗礁,举重若轻,釜底抽薪,化险为夷。要保持虚与实的搭配。要注意急与缓的节拍。要平衡巧与拙的形象。要保持深邃与平易的观感。有时候要独具匠心,精雕细琢,有时候要借力打力,意在不言: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进入化境,使艺术变得平常些再平常些,使手段服从于真情真意,大道无术,大智无谋。时而抓住机遇,夯实凿穿,颠扑不破,扩大战果,延伸领域,上穷碧落下黄泉。时而网开一面,穷寇莫追,余音嫋嫋,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时而旁敲侧击,引而不发。时而疾风暴雨,十面埋伏。你不能拖拖沓沓,眉毛胡子一把抓。你要不耻下问,万事贯通,黑白两道,红绿逢源。你还要保持一点身段,爱惜羽毛,只见捻花而笑。你需要时时注意行云流水,道发自然,合情合理,不能强人所难,以意为之,矫情生硬。你对自己的部属、人物要有善意,要有理解,不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不能漫画化脸谱化。有时候称得上明察秋毫,见微知著,目能透视如X光B超CT。有时候又要大而化之,一笑了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宽严适度,捣糨糊和稀泥。你得劳逸结合,疏密得当,不能一味加班加点疲劳作战。你要能细心又能放手,能出手又能拉回来,你要尊重你的人物,你不能越俎代庖……等等。我简直怀疑,一个从来没有作过领导做过组织工作的人怎么样组织一部长篇小说。
当然,以上说法会引起多数同行的反感。相当的文学作者更愿意撇清关系与表现批判意识和桀傲不逊。万物相通但又相异。话语权也是一种权,权的运用当然有共同规律。当然也有不同,我自然明白,“太”做过领导了,写起小说来也许会碰到另外的更难以逾越的大门槛。
1956年初夏,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剧《茶花女》里的《饮酒歌》,走到哪里都听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缨络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字数)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是的,这首诗是成功的,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五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这场晚会的,而且,在会上朗诵了它的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青》书的写作中我一直是沉迷其中,我背得下每一段,我不但设计人物,情节,场景,道具,而且在不断地不出声的或者读出声来的背诵中,我掂量每个字的平仄,声母与韵母,圆唇与非圆唇音,我要求它们的舒畅,婉转,幽雅,洁净和光明。我写到一群“积极”的学生到苏宁家中,用革命的书籍与艺术品布置苏宁的房间,取代她原来的房间中的情趣的部分(如老明星的照片,徐訏的书等),写完了,我提高一步,说是“那个巨大的光明的世界,就在姑娘们的笑声中,胜利地冲击到这里”——我真是得意。
书中还有一段旁白:“我每每寻觅,一种光明的奇妙的生活……”这是王蒙学了法捷耶夫,法在《青年近卫军》里的旁白“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最后是在纷飞的战火中,用靴子作容器,喝下了战友用生命作代价舀来的带着战士的苦味与友情的浓郁的水。荡气回肠,荡气回肠!
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念念有词,若有所思,时时走神,不太像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好下属,像写作之前那样了。从每天的偶然经历中得到灵感,一阵小风我觉得恰恰像是某个人物在某一段所感受到的。一个灯泡有点歪扭,怎么有这样的灯泡呢?正好写到另一个人的家中。上公共汽车后的一阵拥挤,启发我写到小说的结尾。年轻人的一阵哄笑,又使我感到某一章的构思需要重新调整。谁知道我的写作过程?有有预案的,有随机的,有突然改变的,有得意洋洋之后发现文本中怎么也容不下它的。有出去跑了一千米回来立即改变的。有看到一棵树突然改了主意的。生活的节奏,遭遇,触发,偶然事件与非偶然事件,天气与伙食,声音与气味,情绪与消化,血压与肌肉,山色与夜色,满月还是弦月,晴日还是阴晦,都与小说的写作纠合在一起,都带给作品以绝妙的影响,都改变着作品的面貌。写小说的人有福了!写小说的人的一切遭际都是宝贵的。连没有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小说题材,连失败也是小说的最好契机,连尴尬也能通过写作变成潇洒,连狼狈也能因笔而成为绝佳的幽默,连不知所云也能入小说而成为妙语如珠:人生是怎样地准备了这样的满汉全席、中西合壁的盛宴,丝丝入扣,滴滴销魂,用来款待小说作者!
小说之所以是创造,不仅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人物故事场景,而且尤其在于它的创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时时给作者以新的惊喜,可能五分钟以前作者还没有想到过——也没有梦到过这一段,而五分钟后它从笔底流出来了,涌出来了,首先是给作者以新的冲击,令作者一蹦八尺,我怎么写得这么棒!我绝了!其次才能给读者以冲击。这固然有点可笑,有点容易造成作者的自我欣赏,自说自话,自以为天下第一。但是反过来想,如果一篇东西作者自身都不感动,它能感动读者吗?未必能有什么人像王蒙那样的歌唱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的朝气,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人了。如果没有《青春万岁》,难道不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吗?
而这部书却命途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结束为止,文学史上有许多极其重要和精彩的书,然而,哪里还有其他书,能这样继续不停地发行着尤其是被年轻人阅读着的文本呢?为数很少。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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