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古代袁隆平"，冒死从菲律宾偷回一根藤，养活中国几亿人

红薯，也被称为地瓜、甘薯、金薯，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番薯，从这个名字就能够看出来这种如今已经在中国到处可见的农作物，其实是一种“舶来品”。

那么，这种改变了中国人饮食结构的舶来品，是谁带到中国的呢？这个人就是被称为“古代袁隆平的”陈振龙。

漂泊异乡的落榜读书人

明朝嘉靖时期，福建沿海地区经常遭到倭寇袭扰，明朝廷一面商讨是否要继续延续“海禁”政策，另一方面也不断加强沿海地区的兵力部署。

也正是因为刀兵不断，以至于福建地区的百姓逐渐迁走、大量的土地闲置。

嘉靖34年，在山西、山西、河南等地区发生了大地震，福建地区也被这一场大地震波及，耗费了朝廷的大量人力财力。

这时候的福建地区百姓可以说是民不聊生，也被迫产生了很多的“走私犯”和“海盗水匪”。

陈振龙就是这个时候出生在福建长乐县的读书人。陈振龙读的是圣贤书，眼中看到的是天下事。

当他到了20岁时，在继续掩住耳朵读圣贤书和被迫求生之间，他选择了放下书本，去经商求生，而他选择的这条经商路，则是偷渡出海，到吕宋岛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地区“走私”。

因为国家的“海禁”政策，导致中国生产的丝绸绵帛等商品价格在南洋等地越来越高，陈振龙卖出巨大利润之后，又从海外向国内进口一些当地的特产。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振龙在百姓中发现了菲律宾当地的一种“宝贝”，这种“宝贝”就是红薯。

红薯原本是生长于南美洲的农作物，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之后，把红薯和玉米等农作物的种子一同带到了欧洲，又是欧洲的水手把红薯带到了菲律宾。

因为生产力所限，当时的菲律宾农作物产量不佳，红薯到了菲律宾之后直接就被当成了“国宝”。

红薯对生长土壤的要求并不高，亩产量也远远高于普通的农作物，并且产出的红薯能生吃、能做粥，藤蔓也能够当作饲料饲养羊牛马喂鸡鸭。

由于对于菲律宾有着很重要的农业价值，所以当时菲律宾皇帝就把这种东西当成了国宝，还明令禁止任何人买卖甚至携带红薯出国。

当陈振龙在田间地头看到菲律宾百姓都在种植这种被当地人称为“朱薯”的神奇作物时，马上就意识到了这种“随地掘取”就能得到、从土里挖出来洗一洗就能当饭吃的神奇作物的巨大商机和对百姓能够带来的实际意义。

然而，陈振龙想要把红薯带回福建，却并非那样一帆风顺。

引回国内大力推广

根据菲律宾当时的法律，如果夹带红薯出口将会是掉头的死罪，所以最初时陈振龙虽然觉得这是个机会，但并没有胆子用自己的人头去冒险。

然而，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黄河、淮河流域发生了大洪水，数百个县城百万灾民流离失所。

因为耕地被大量冲毁，导致无论是流民还是留在当地的百姓，都面临着无粮可吃的困境。当陈振龙得知国内百姓的这种情况之后，他下定了决心要把这种“朱薯”带回国内。

让陈振龙没有想到的是，菲律宾方面对于红薯的盘查十分仔细，第一次“偷运”便被检查了出来，幸亏陈振龙在当地经营多年有了一定的人脉关系，又花了很多钱才平息了“灾祸”。

不过，陈振龙并没有灭了心里的这一个念想，第二次换了方法再偷运，结果也被拦截了下来，这一次他险些被关到大狱里。

让陈振龙找到成功运送的方法，还是在他蹲在田间观察农民种红薯时发现了藤蔓的“秘密”。

原来，红薯的成活率极高，即便是藤蔓干枯开裂，只要有适合的机会就会从藤蔓中生出根须。

陈振龙发现这个“秘密”之后，便在藤蔓上动起了脑筋，他弄了几根红薯藤编进了绳子里，又把绳子悬挂在船舷外侧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在海上飘荡了七天之后回到了福州。

这时候的明朝已经解除了海禁，开始了通过水路对外通商，陈振龙在“偷红薯”的这件事上已经耗费了多年的时间，当他回到福建时已经年近五十。

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经商，而是在家门口的耕地中精心伺候着“偷回来”的红薯藤。

1593年，福建再次遭灾，这一次则是百年不遇的旱灾。当时陈振龙思虑再三，还是决定把自己“非法引进”的结果公开.

他的儿子陈经纶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写了一封“推荐信”，在信中坦白了陈振龙当初引进红薯的经过，同时也说明了红薯能够作为粮食代替品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

这时候的红薯，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了四个月之久，在耕地上、沙土地中都能够存活并且已经开始陆续成熟。

当巡抚金学曾得知陈振龙弄回来这样一个“宝贝”后，自然十分高兴，不仅给重新命名为“番薯”还在当地大力推广。

很快，“番薯”就在福建地区的受灾地区被广泛种植，并迅速成为了灾民们果腹充饥的宝贝，百姓们念及金学曾大力救灾的功劳，所以也把番薯称为“金薯”。

后人们同样没有忘记陈振龙的功劳，还给他们修建了“番薯祠”用来表示对陈氏父子的纪念，在福州乌石山上，至今仍然还保留着重新修葺的先薯亭。

至此，这种沾泥带土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了它的新生。

替补、主角、配角

如果说红薯在刚刚到中国时是作为粮食的替补队伍上场，那么到了清朝初、中期时，就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军”。

随着百姓的流动和商贸的交流，红薯也被百姓带到了全国各地，逐渐成为了当时各地闻名的粮食作物。

当时不仅福建地区的官方大力推广百姓们种植红薯，而且在河南、山东、江西、湖南等地方的官府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民间百姓种植红薯，百姓也因为红薯容易种、产量高、能饱腹等特点很快就接受了红薯。

雍正八年，福建官员挑选陈家后人精心培育的优良品种作为贡品进献给北京的皇帝，当时还被改名为“白薯”种在圆明园里，用来当做御厨的食材。

这时候的红薯已经和百年前刚刚来到中原的红薯大有不同，经过陈家人世代精心钻研，红薯的口感、品质、成活率都大大增强。

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还编写了一部《金薯传习录》，将红薯如何传到我国继而得到推广，进行了详细地描述。

到了乾隆年间，河南地区大旱，当时大片的庄稼纷纷旱死，只有长在地里的红薯依然能够存活，这也让红薯成为了当时百姓们的“救命粮”。

同时，在宫中的“白薯”也流入北京、天津周边地区的百姓家，所以“红薯”在北京地区才有“白薯”的称呼。

随着清朝初、中期人口的迅速增长，红薯的种植面积再次扩大，已经成为了我国人口的基础保障性粮食之一。

到了民国时期，曾经有相关资料表明红薯年产量还有3.3亿公斤，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之后，1949年时刚刚达到5.2亿公斤，但是9年之后的1958年却突飞猛进的达到了60亿斤之多。

这其中虽然有耕种方式、耕种生产力等因素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人口基数的迅速膨胀对于粮食需求的迅速增长。

这时在我国的红薯种植密度方面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一些土地干旱、贫瘠偏远山区的产量要高于一些平原地区。

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的百姓已经开始使用窖藏的方法储藏红薯，而平原地区的百姓粮食收获稳定、种类丰富，所以对红薯的需求量也相对较低。

简单来说，这时候红薯的作用已经从“主流”粮食，开始逐渐再次向“备选品”的地位转向。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红薯最后一次以“主力”的角色出现，还是在三年自然灾害和63年大洪水时期。

当时甚至出现了“藤蔓能做汤、红薯能做馍、没有红薯不好活”的口头禅，但总体来说红薯的主要功能还是以“救灾物资”的身份出现。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的生产力有所加强，百姓的生活方式、生活质量也发生了改变，红薯也大多以调剂口味的红薯饭、烤红薯、红薯干的身份出现，逐渐成为了食谱中的配角。

这时候的红薯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已经不再是灾年时难得一次的饱腹感，而是儿时童年回忆中甜美的回忆。

如今，红薯的功能不仅限于维持生存的食品，而是被人们更多地发掘出来调养、医疗效果，形象也已经重新回到了最初时“土”的样子，成为了“特色品牌”“绿色食品”，以及副食深度加工产品。

这时候的红薯，已经不再是人们口中的舶来品“番薯”，而是成为了标志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标注线”、成为了生活水平的一种标志。

结语

其实，在云南、广东等地，也都有一些其他人引进红薯的记录，只不过陈振龙相关的记载更为详实、更为可信，也同样更具有影响力，所以也有人称呼他为“中国古代的袁隆平”。

可以说，红薯这种农作物是支撑中国历史进步的食品，陈振龙这个名字也将会和红薯这种记载着中国人食用方式不断变化的食品一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
[1]《金薯传习录》陈世元
[2]《一根红薯藤救了千万人》梁水源
[3]《“红薯之父”陈振龙》肖伊绯
[4]《番薯的引种与明清福建沿海社会（1594年～1911年）》欧阳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