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裸真相！大批华人放弃澳洲，回国！

　　日前我们报道了澳洲政府新财年的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广大留学生最关心的签证费用暴涨问题：

　　如今，先来看看部分留学生如何看待？

　　据澳媒ABC报道，由于学生签证费用等一系列留学成本的大幅上涨，一些潜在和现有的国际学生重新考虑前往澳大利亚留学。

　　此前我们报道过，自今年7月1日起，国际学生签证申请费从710澳元上涨了一倍多，达到1,600澳元，居世界第一贵。

　　来自中国苏州的Wang现在犹豫着2025年是选择墨尔本大学还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法学学位。

　　“这是因为 [澳大利亚政府] 根本不想让我来吗？”她发出质疑。“我是摇钱树吗？”

　　wang在考虑是否应该就读离中国更近的大学。

　　尽管承认澳大利亚大学的世界排名很有吸引力，但她现在正在考虑香港或欧洲的替代方案。“香港离中国内地更近，文化也相似，因此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那里的大学课程也往往更短，从而降低了总体成本。”

　　两个孩子的母亲卡玛·德玛 (Karma Dema) 表示，她负担不起孩子如此昂贵的签证申请费。

　　德玛是一位来自不丹的单身母亲，目前正在资助两个孩子在澳大利亚接受 TAFE教育，她说她还必须考虑高昂的生活成本。

　　“学费、住宿费和通货膨胀越来越高，生活成本变得太高了，”德玛说。

　　她补充说，虽然她想给两个孩子平等的机会，但如果她今天必须做出决定，她只能支付一个孩子的签证费用，让他们去澳大利亚大学深造。

　　与此同时，正在堪培拉大学攻读信息技术硕士学位的 Jigme Lhamo 表示，她担心未来像她这样的不丹学生是否能负担得起学费。

　　“签证申请费暴涨可能会伤害到我国出身卑微的人，”她说。

　　她说，学费上涨以及课程费用的增加可能会让学弟学妹考虑英国或加拿大等其他选择。

　　目前已入学的学生也在重新考虑...

　　尽管有行业专家警告学费上涨对潜在申请人的影响，但澳洲政府表示，它所收取的额外资金将有助于资助大学协议建议的重要改革，包括削减毕业生债务和为学徒提供经济支持。

　　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 (Clare O'Neil) 表示，这些变化将有助于“恢复”国际教育体系的完整性。

　　“它将创建一个更公平、规模更小、更能为澳大利亚服务的移民系统，”她在一份声明中说。

　　专家预计，这一变化将导致国际学生人数减少，从而对澳洲经济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截至今年3月，超过74万名国际学生为澳大利亚经济贡献了超过470亿澳元。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首席执行官菲尔·霍尼伍德表示，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这一变化将进一步加剧依赖国际学生学费来维持运营的澳洲大学的压力。

　　巴西学生亨利·赞波利 (Henry Zampoli) 表示，他想将自己的专业从 IT 改为市场营销，但不愿意重新申请学生签证来转换课程。

　　“学费太贵了，所以我想放弃了，”这位21岁的年轻人说。

　　“看到这些费用变化后，我立即退缩了，开始做更多研究，准备去欧洲的大学学习。”

　　与此同时，其他人对最近针对国际学生的一系列变化感到沮丧，并担心未来。

　　Shen是悉尼大学攻读艺术学位的中国学生，他说学费上涨传递出一个信息，即国际学生不受欢迎。

　　他称此举“愚蠢”，并补充说这影响了澳大利亚作为留学目的地的吸引力。

　　Shen表示，他担心国际学生的其他费用也可能上涨，现在正在考虑转向其他留学目的地。

　　与此同时，来自河内的 Nguyen Minh Giang 已入学并很期待在弗林德斯大学攻读传播学硕士学位，但她担心自己国家的其他人无法获得同样的机会。

　　她还担心毕业后在澳大利亚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她说，部分学位毕业生签证持有人两年延期政策的废除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现在，由于成本较高，如果学生选择毕业后留在澳大利亚，一切都会变得困难，”她补充道。

　　中澳之间最新新闻热点，

　　另据SBS中文的报道，

　　一个现象正在澳洲悄悄蔓延...

　　
在澳华人反向移民：留澳多年，他们为何举家搬回中国？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与此同时，也有大数量的在澳居住多年的华人在近期选择搬回中国生活。有学者认为，这种选择关乎“怎么认识自己”。
有华人将自己留澳多年后举家搬回中国的选择称为“反向润”。

　　我们来看看部分例子...

　　
当华人孙跃（Michael Sun）选择离开生活了多年的布里斯班，去年举家搬回中国时，他将自己的决定称为“反向润”。
“润”为新冠疫情期间一网络用语，据称是指从中国移民海外。而孙跃解释，与之对应，“反向润”就是指移民回中国。
澳大利亚统计局4月下旬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海外出生人口的第三大来源国，第一和第二分别是英国和印度。
过够“在简餐店都不敢敞开吃”的生活
孙跃2002年来到澳洲，完成学业后在布里斯班工作、组建家庭，并获得永久居民签证。

　　孙跃表示，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压力是他选择离开澳大利亚的直接原因。Source: Supplied / MichaelSun

　　在接受SBS中文采访时，孙跃表示，生活成本是他选择离开澳大利亚的直接原因。

　　“这两年物价疯狂地长，”他说，“2016年的时候，当时澳洲物价和中国差不多，买一瓶牛奶大概一两澳元，吃顿饭只要十一二澳元就可以吃饱。现在一顿饭就要二三十澳元。”

　　物价太高，房租又贵到不如买房，可房价又涨了很多，所以就是无限地恶性循环。可是工资没有怎么涨，房价又涨不停，每次看到房子都有心理压力。

　　据4月下旬发布的《Domain房价报告》，澳大利亚房价中位数已创纪录地达到111.3万澳元，而布里斯班是房价增幅最大的城市之一。

　　CoreLogic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3月疫情爆发以来，布里斯班的房价涨幅超过50%。

　　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孙跃意识到，澳大利亚的教育成本也在逐年增加。

　　“已经不是几年前比较轻松的时候了，当时大家可以比较‘躺平’，可以正常生活。”

　　距离首次来澳20多年后，他决定与家人回到了位于河北保定的故乡。

　　2023年，孙跃选择和家人离开澳大利亚，搬回家乡河北保定，并租下了一个小院。Source: Supplied / Michael Sun

　　他承认，尽管故乡的空气质量和经济、就业环境还并不十分理想，但合理的生活成本和较高的生活便利性仍然支持着从事金融行业的他做出这样的选择。

　　他笑着说，在澳大利亚，“在简餐店都不敢敞开了吃”，而回到保定后，相比之下，吃饭的成本“几乎就是零”。

　　用低于在澳大利亚租住一套小公寓的价格，孙跃还在当地租下了一个带院子的房子，过着与朋友“买菜、做饭、喝酒”的生活。

　　“压力也不会很大，不是每一天都需要挣钱，每天开开心心就好，”他说。

　　“海归”创业的吸引力

　　华人于菁菁2006年来黄金海岸读书，曾是澳大利亚一所公立学校的教师。

　　于菁菁告诉SBS中文，为了更友好的创业环境和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在澳大利亚生活15年后，她还是选择带着女儿回到北京生活。

　　目前，她经营一家教育公司，从事跨国教育交流和游学。

　　中国给你的机会更多，它人口基数比较大，而且对于创业者来说相对容易，赛道很多，规模从小到大也有很多选择。

　　于菁菁坦言，中国推出了很多扶持政策，支持“海归”创业，这对她这样有海外生活经历的创业者十分具有吸引力。

　　“比如在北京和上海，它会有文创园，有比较便宜的办公室可以租赁。再比如，我们刚刚参加了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创业大赛，有一个管道能与更多的投资人和业内专家沟通，获奖的话还有20万至200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并且对接非常多的资源。”

　　于菁菁表示，中国对于“海归”的支持政策对她十分有吸引力。Source: Supplied / Jingjing Yu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3年10月刊载的一份综述显示，中国多地为归国创业者提供落户倾斜、租房补贴、创业资助、贷款贴息、税费减免等一系列政策支持。

　　于菁菁说，在澳大利亚，创业成本更高，获取需要的支持相较更困难，对于多元文化社区而言，获取信息的渠道也不畅通。

　　尽管如此，她表示，“反向润”有两面性，中国快节奏、高密度、压力大的职场模式让她在一段时间内难以适应。

　　“在澳洲基本每个周五下午大家有‘Happy Hour’，喝点东西聊一聊，周末和假期也不用回邮件，”她说，“在中国，尤其是创业者，基本是24/7，拿出一块时间，比如在周末完全不回消息，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关乎“怎么认识自己”

　　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中国研究副教授陶郁（Yu Tao）博士认为，对于有中国背景的华人移民来说，尽管可能在澳洲生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返回中国生活的情况仍十分常见。

　　“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移居澳大利亚、变成永久居民以后，是不是加入澳大利亚国籍，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他说，这些因素是养老和社会保障、职业发展、文化认同等。

　　陶郁表示，在选择长期居住地的时候，往往关乎“社群性”，是一种“忠诚和身份的选择”。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华人往往面临结构性的安排，要仔细考虑说他们怎么认识自己，是中国人、华人，还是澳大利亚公民。”

　　陶郁认为，在选择长期居住地时，华人往往会考虑身份和文化等因素，找到适合自己的社群。Source: Supplied / Dr Yu Tao

　　他补充说，近年来较为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和媒体对于澳中双方的刻画使这种选择更容易被在澳华人感知到。

　　孙跃同意这种说法。他表示，在澳洲时，他很难找到自己的生活社群。

　　“一代移民处于一个演变的过程，大家都比较本地化，但是又不够本地化。我作为一个比较中国化的人，就不是很适应。”

　　“当地人会有很强的联系，但我觉得华人之间并没有，接触并不多，也没有他们那样的互动。”

　　与澳大利亚的联系“剪不断”
几位受访者均对SBS中文表示，尽管已经在中国扎根，但居澳经历还是给他们的生活留下了印记。
于菁菁表示，她的办公室还挂着澳大利亚地图，这也是她公司的游学目的地之一。
“我和女儿的饮食也还是很西式，每次问她想吃什么，她还是会选择西餐，汉堡、披萨。关于澳洲，她印象最深的也是上学时要自己带午餐盒，”她说。

　　于菁菁说，她和女儿还保留着不少澳式生活方式，饮食就是其中之一。Source: Supplied / Jingjing Yu

　　两位受访者均表示，不排除在未来让子女回澳大利亚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

　　“要亲眼去看才是最好，”孙跃表示，“要让孩子真正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让他有一个自己的价值观，如果他后面认为澳洲更好或中国更好，然后做出选择。”

　　于菁菁则计划，在中国完成孩子的基础教育后，她会参照女儿的意愿，与女儿商议是否在高等教育阶段回到澳大利亚。

　　“她在澳洲受过系统性的教育。我当时也是老师，觉得澳洲的教育体系交给你一种寻找知识和信息、然后自我发展的能力。我觉得这方面的能力在大学阶段是很重要的，”她说。

　　尽管如此，陶郁博士认为，这种回中国的趋势有可能让澳大利亚流失部分华人人才。

　　澳大利亚需要强调它的多元文化属性，这本来就是澳大利亚的政策，而且是吸引国际人才非常重要的一点。

　　陶郁博士

　　“中国的基础教育十分优秀，如果想留下这些人才，相对于竞争者，最宏观的就是要强化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属性，让他们觉得有公平的机会，同等地受到欢迎，”他说。

　　对于这样日益明显的现象，你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