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曙光 |《昆曲口述史》：从个体生命史、事件史到剧种的集体记忆，活泼泼地

甲辰春节前夕，当我收到安徽文艺出版社快递来的一整箱《昆曲口述史》时，欣忭非常，对我而言，这是最好的新年礼物，它既代表了昆曲研究当前的新收获，更预示着未来的好兆头。

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有着抢救的性质和实录的精神，既忠实于口述记录，又尊重受访者意愿、隐私，弥补了过往文献史料的不足，还原了真实的历史细节，更构建了昆曲一个世纪的集体记忆。

新时期以来，口述史作为备受关注的跨学科新方法之一，在各研究领域得到广泛的尝试和应用。就戏曲口述史而言，经历了从“古已有之”，到借鉴西方史学理论而再出发，乃至生发创意、多元推进的发展过程。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或可视为在西方口述史理论之前，本土化的口述史典范之作。之后，戏曲领域的口述史层出不穷。昆曲方面，如徐凌云《昆剧表演一得》、华传浩《我演昆丑》、王传淞《丑中美——王传淞谈艺录》、周传瑛《昆剧生涯六十年》等，皆为代表性作品。世纪之交，中国台湾的洪惟助先生主编了《昆曲演艺家、曲家及学者访问录》，可看作从旧口述史向新口述史过渡阶段的产物。

新世纪伊始，在系统引入了口述史理论后，戏曲口述史在研究和实操层面掀开了新的一页。点点滴滴的尝试，汇集形成了新的风貌、新的气象。然而，一种研究理论、方法在某一领域的成熟及活化运用，需要一定的标志。出现具有相当规模和典范意义的代表性论著，即可视为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讲，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研究最新的戏曲口述史成果，它标志着口述史理论在中国戏曲领域已然中西合璧，瓜熟蒂落，且自成格局。

关于口述史的概念界定，一直存在分歧。从历史沿革来看，将其视为史学研究方法的分支可能更适宜。而田野调查，或说田野研究，乃是公认的人类学研究基本方法。虽然田野和口述有交集，但不全是一种方法。说到中国戏曲口述史，再具体到昆曲口述史，应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它与历史学、社会学、戏剧学、经济学、传播学、教育学等都有关系，理想的昆曲口述史，能够实现一种跨学科互动互鉴的多重学术功能。

《昆曲口述史》的体例设计周密合理，采访对象以七大职业昆曲院团的演员为主，同时也包括一些“草昆”艺人；进一步，又将院团管理者、编剧、导演、音乐设计等纳入；再扩充到曲家、学者等，对各阶层昆曲人士都有所兼顾，同时考虑了老中青的代表性、行当的均衡性等，精心构建了立体、系统的昆曲口述史采访大平台。从地域上考量，课题组分成五个小组，分赴北京、河北、上海、浙江、江苏、湖南、重庆等地，开展认真细致的工作，历经数年，共计采访近150人，以每位平均3小时计算，采访总时长超过430小时，整理加工后的文字体量高达300余万字。更难能可贵的，是访谈设计的学术性和创新性，课题组在操作中不断思考、不断修正，深化理论，灵活运用，基本摸索出一套适合昆曲口述史的实操原则。

我们说，客观忠实是口述史的基本原则，但昆曲口述史的特色表现在哪里？笔者在这套书中，惊喜地发现，课题组特别注重剧目的传承、身段谱的抢救、表演技法和规律的探究，这些正是昆曲口述史应该彰显的特色。学术界常说“十年磨一剑”，这项庞大有序的昆曲采访，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系统工程。目前呈现的成果，实现了跨学科互动互鉴的多重学术功能，更代表了这套成果是可以传世的品质之作。

笔者兴味盎然地阅读了部分内容，品味着不同昆曲人的言谈口述，进而感悟其昆曲人生。展卷披阅中，最突出的感受是，透过一个个鲜活、坎坷而精彩的昆曲人（不限于艺人）的生命史，我仿佛在聆听波澜壮阔的多声部大合唱，触摸并感受当代昆曲的温度和脉搏。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时运”这个关键词。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元代金仁杰《萧何月夜追韩信》里的说法更直接：“时运未来君休笑，太公也作钓鱼人。”有些昆曲人，一辈子风风光光地居于舞台中央；还有的，一身本领，却一生坎坷蹉跎、襟抱未展；更有些人，事业起起伏伏，随着时代俯仰。“迈迈时运，穆穆良朝”（陶渊明《时运》），时代际遇，岂可强求？阅读并叩问着几代昆曲人的生命史，我不禁掩卷遐思。

在《昆曲口述史》中，每个具体的口述者都有着不同的经历、视角和观点，或许存在三个环环相扣的多维立体层面：

第一，口述中的一些重要而典型的个案，如《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李慧娘》引发的“鬼戏”讨论与批判、“青春版”《牡丹亭》的持续热演及反响等，可谓当代昆曲发展中的事件史，通过个体诉说，多方阐发，相互映照，事件的呈现就鲜活可感起来，再上升到历史高度，单一事件的口述史意义就昭示出来了。

第二，口述中存在大量的同时代“互文”，同辈如“传字辈”“继字辈”，前后辈如同院团或者不同院团的老中青艺人，他们对某些历史关口、人际关系、剧目、政策等的描述，各有角度、各不相同，甚至存在大相径庭的差异化表述；又如，同一剧目，南昆、北昆或“草昆”在表演上有着不同的传承……有心人在排列比较中，参互观照、合而见义，就能更好地理解昆曲史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矛盾，准确把握某些错综复杂的历史横剖面。

第三，多达百余人的宏大口述史，形成了规模化效应，环环相扣，其中蕴含着难得的“集体记忆”，如昆曲人对新中国“十七年”昆曲重生和浮沉的普遍感受、对新时期昆曲新剧目创作的冷眼旁观、对昆曲进入“非遗”时代的冷暖自知……研究者如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宏观整合，不难揭示出在一个较长时段里，昆曲的生存态势和发展风貌，文化关怀亦在其中。

这套《昆曲口述史》可谓“所托得人”。主编王安奎、刘祯二位先生，原本就是《昆曲艺术大典》的副总主编。众所周知，《大典》洋洋大观，是规模恢宏、集大成式的文献巨制。他们在主编了《大典》之后，操作这套《昆曲口述史》，虽说不是“治大国若烹小鲜”，但无疑是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各卷的具体操盘手，皆是当前戏曲研究领域的中青年翘楚，他（她）们态度认真，工作投入，研究得法更得力。我在聊天中，充分感受到了他（她）们从事这项工作的愉快，不是为了应付任务，而是真心投入、真有感情。我还听到了一些颇具价值的新观点。譬如，大家普遍认为，申遗成功，是新世纪昆曲发展的头等大事。但大量的口述表明，昆曲入遗在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大。相反，青春版《牡丹亭》才是更有群众性、影响力的当代昆曲事件，它带动了昆曲的票房、形成了年轻的观众群体。青春版《牡丹亭》虽然长期热演，然而过多地表演这类生旦爱情戏，又对昆曲其他行当的传承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困境，甚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剧目流失。凡此，都是值得思考的有趣话题，在《昆曲口述史》项目的推进中，若隐若现，更为今后的昆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视角。

有学者认为，口述史可分为口述史料和口述史学两个层次。简言之，口述史料是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通过口述方式收集，有录音、文字两种形式；而口述史学是以口述史料为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对话交流、通力合作的成果。就十卷本《昆曲口述史》而论，其性质无疑是口述史学。课题组在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础上，精细加工、协调整合，成就了一套当代昆曲口述史学。这足以说明，戏曲的口述史研究，已经从行动实践、留存资料转变为理论升华、史学建构。

在300多万字的宏大篇幅 中， 既不乏热闹人 、知心人， 也关注边缘人 、 槛外人， 甚至伤心人、悲观人， 这些来自个体的亲身经验与强势的“正史”书写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似乎 在铜墙铁壁中凿出了一道“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缝隙。 从 个体 生 命史、 单一的事件史 ， 到同时代“互文”“勾连”，再到“集体记忆”“时代认同”，一部二十世纪昆曲发展史，在娓娓道来中，活泼泼地， 别 样而鲜活 。

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是继《昆曲艺术大典》2016年出版后，新推出的最重要的昆曲研究成果，对于研究昆曲人的演剧史，乃至昆曲事件史、发展史，甚至整个中国戏曲史，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古老的昆曲可谓“旧邦新命”，新鲜出炉的《昆曲口述史》，某种意义上，是关注昆曲人的生命史，为当代昆曲“诊脉”，助力昆曲发展健康而笃实、日新而辉光。

说明：本书评发表于2024年6月27日的《光明日报》，有删节。本公众号得到作者的授权，发表的是未删节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来源：尔雅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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