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拓展研究方法的工具箱

许琪

拓展研究方法的工具箱

作者 | 许琪

作者单位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原文 |

一、研究缘起

非常感谢主编、编辑和审稿人的辛勤付出，拙作《探索择偶偏好中的因果复杂性——使用QCA 对调查实验数据的再分析》得以在今年《社会学研究》第三期刊出。这是一篇关于择偶偏好的研究论文，同时也是一篇向学界引介定性比较分析（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方法的文章。

说起QCA，国内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可能并不熟悉。从名字上看，QCA的全称中有“定性”二字，因此很多学者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定性方法。但如果真将此方法呈给专门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看，我估计他们中的大多数会认为它是一种定量方法。在社会学以及更加广泛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定量与定性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QCA的提出者拉金（Charles C. Ragin）试图打破这种隔阂，因此提出了这种兼具定量研究严谨外表与定性研究实质内核的分析方法。但QCA既定量、又定性，同时既不定量、也不定性的研究特性也使得该方法既不融于定量研究，也不受定性研究者待见。因此，虽然该方法在分析因果复杂性方面有独到之处，但始终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谱系中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我是一个主要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对定量研究来说，标准的学术训练往往是从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开始，然后接触各式各样的统计模型。近年来，以潜在结果模型为核心分析框架的因果推断方法在定量研究领域异军突起，因此，倾向值匹配、工具变量、断点回归、双重差分等因果推断方法也逐渐成为定量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但是在我所了解的定量研究领域，至少是在社会学领域，很少有学者使用QCA，甚至很多学者从来都没有听说过QCA。

我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QCA的。去年初，我与陈云松老师同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了一份关于因果推断的教材出版协议。为了将教材写好，我阅读了很多因果推断方面的文献，这其中主要是定量的文献，但为了防止遗漏，我也阅读了一些对当下主流定量因果推断方法的批评性文章。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我接触到了QCA。于我而言，QCA在方法论层面提出的很多主张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它与我所熟知的所有定量取向的因果推断方法都不同。举例来说，传统的定量研究的主要目标是估计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因果影响，即求解原因的结果；而QCA则主要关注结果已经发生的个案，探究结果的原因。传统的定量方法为了求解原因的结果，必须把其他有可能对研究产生干扰的自变量控制起来，即保持其他特征都相同，然后求解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影响；而QCA则主要求解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结果的发生很少由单一因素决定，因此QCA天然地反对统计控制，而是采取一种更加整体的因果观研究因果的组态特征。最后，以回归为代表的因果分析方法暗含了因果关系的对称性假定，而QCA则认为因果关系是非对称的，对结果发生的解释不必然等同于对结果不发生的解释。由于QCA的方法论主张与传统的定量研究完全不同，它很难得到定量研究者的赏识。加上该方法使用集合论与逻辑学，而非概率论和统计学作为研究的基础性数学工具，这导致QCA几乎没有办法与主流的定量研究方法相融。综合这些原因，定量研究很少使用甚至提及QCA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我不是一个非常固执和死板的定量研究者。在我看来，QCA提出的很多方法论主张确实戳中了定量研究的软肋，因此，如果该方法确能解决这些问题，不失为对定量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认真阅读了几本介绍QCA的教材，同时自学了相关软件操作。在学习过程中，我也萌生了向国内社会学者引介该方法的想法。不过，考虑到QCA并不是一个新方法，拉金早在1987年就出版了第一本介绍QCA的教材，国内也出版了多本关于QCA的译著，从学术角度说写一篇介绍性论文的贡献比较有限，因此，我决定以QCA作为主要分析方法开展一项应用研究。就在这个时候，我阅读到了周扬等学者于2022年发表在《社会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讨论的择偶偏好问题恰好非常适合使用QCA进行研究，而周扬等使用的是经典的回归模型，因此，使用QCA对他们的研究进行拓展为引介QCA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

二、引申讨论

以上就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缘起。在手记的最后，我还有几个想法想跟学界同仁交流。首先，虽然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向学界同仁引介QCA，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QCA是一种比回归等传统定量研究方法更好的分析方法。正如我在文末讨论部分所指出的，QCA和回归针对的是不同性质的因果问题，其背后也暗含着不同的因果关系假定。因此，与其说二者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不如说二者是相互补充的。只有将二者结合使用，才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其次，前文提到，QCA是一种兼具定量与定性双重特点的研究方法，它的提出者拉金既对定量研究深感不满，同时也对传统的定性研究提出了很多批评。由于我是一个主要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本文在写作时主要针对定量研究的缺陷展开，但QCA对定性研究的批评和补充性发展同样值得定性研究者学习和借鉴。因此，笔者在文中没有明确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作为一个研究者，无论定量还是定性，都应当勇于接受别人的批评，敢于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在不断的批评与自我评判中拓展研究的工具箱。

最后，回到定量与定性之争的老话题上来，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学界在讨论某项研究、某个研究方法以及某个研究者的时候，总是倾向于进行定量与定性的二元分类。但实际上，定量与定性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像QCA这样兼具定量与定性两种特点的研究方法，就无法被简单视作定量的或定性的。而且，在定量与定性各自方法阵营内部，也充斥着大量的差异和争论。以我比较熟悉的定量研究方法为例，一些学者热衷于统计方法的数理推导（“讲究派”），而另一些学者则更加看重实际应用（“将就派”）。即便同样在“讲究派”和“将就派”内部，也有“频率学派”和“贝叶斯学派”之分。总而言之，定量研究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定性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遵循阐释学路径的定性学者与以因果推断为主要目标的定性学者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当我们在讨论定量与定性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所指，但定量与定性的划分却在根本上影响了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交流和互鉴，因而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近年来，一些学者主张融合定量与定性两种方法的混合研究（mixed methods research）。但在实践中，如何推进混合研究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开展混合研究需要同时掌握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资料，且研究者也需要同时具备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技能，这无疑加大了研究的难度。另一方面，不同学者对混合研究的具体实施方式依然存在争议。也许更加重要的是，进行混合研究还需要在思维层面打破定量和定性之间的固有边界，能够相互欣赏对方的学术价值和贡献。金（Gary King）、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维巴（Sidney Verba）曾在1994年撰写了一本争议很大的方法论著作——《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该书试图以定量学者的视角重新规范定性研究，但很快遭到了定性学者的集体批判和拒绝。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这三位作者提出的定量研究准则对改善定性研究设计没有任何帮助，而是在于他们以一种相对傲慢的姿态将定量研究凌驾于定性研究之上，因而，缺乏对定性研究的足够尊重和理解。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不同研究范式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因此，不会出现库恩描述的那种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的革命性变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分裂为不同的阵营，身处各个阵营的学者通常只认同本阵营内的价值规范，对其他阵营的研究取向不仅缺乏了解，甚至有时根本不愿意了解。很明显，这种相互漠视甚至敌对的态度不利于混合研究的开展，以至于混合研究在很多时候成为了一种口号：摇旗呐喊者很多，而真正实践者很少。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局面必须从定量和定性学者学会相互欣赏开始，借用费孝通论述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关系时的一句话，定量和定性学者只有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术阵营之间才能减少敌对，增加共识，笔者所说的“拓展研究的工具箱”才能付诸实践，混合研究也才能走向真正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