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有否童话？课本里的《小蚂蚁和大风伯伯》打脸无童话谬论

1974年版的童话书

在正规的童话史中，都声称文革期间没有“童话”。

在吴其南著的《中国童话发展史》（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年12版）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以绝决的口吻，称文革期间没有“童话”：

——十年动乱，文艺是受害最深的部门之一。在此期间，整个文艺都受到冲击，但是还很少有一种文艺形式像童话一样被逼到不准生存的境地，而且还真的做到了。童话在60年代初“新童话”以后便陷入困境，1964—1965年已很少有童话出现，十年动乱开始，童话便完全从儿童生活中消失了。大批判中，童话曾被罗织许多罪名，如想入非非，宣传迷信；描写王子公主，贬低工农兵；鸟语兽言，不符合科学。更有上纲上线，说某某童话是影射什么，某某童话是攻击谁谁。——

是不是这样？显然是否定的。

按这本“童话史”的定论，文革期间，童话“被逼到不准生存的境地”，并且判断文革开始后，“童话便完全从儿童生活中消失了”，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翻阅一下文革期间的各类纸质文本，就会发现，童话并没有从儿童读物甚至是教材中绝迹，反而以一种风轻云淡的姿态，出现在各类文本中。

我们不妨看看文革期间的小学语文课本。

文革十年，人教社的语文教材不再出版了，但是北京版的语文教材，却异军突起，自成规模，形成体系，而且被各省市拿去使用，实际上，北京市版的教材变相地起到了人教版教材的作用，毕竟，北京版的教材，站位较高，编写师资强大，跟风甚紧，各省市一时半会难以跟上形势发展的速度，把北京教材拿来救急，也是一种最通常的选项。

北京版教材，从1972年开始成套编写，各省市都采取拿来主义，用我所用。各省市大概从1974年开始，也开始自行编写教材，因为有了北京版的教材作参考，各省市的教材编写起来容易多了。

江苏版教材

笔者看到的江苏版教材，就是这一种类型。

当然有的省市，一直使用北京版的教材，并没有自行编写教材。毕竟，编写教材投入太大，耗时太巨，远不如用他人编写的教材省事、省心。

而江苏自恃自己是人文荟萃之地，对编写教材情有独钟，这也是日后苏教版教材能够横空出世、大出风头的原因。

在北京版的教材中，我们可以看到1973年版小学语文第五册中，就收有童话《小马过河》。

《小马过河》这篇童话，可以说是中国新童话中最为著名的一篇，而它出现在文革的教材中，也有一点出乎意料。

因为在这篇童话中，没有当时流行的阶级斗争观念，整个故事中，也不是以你死我活的斗争主题构思情节的，在它的情节链条上，恰恰探讨的是如何在陌生的大自然面前，如何更好地活下去。

小马最初对未知世界缺乏正确的认知，从不同动物的有着各自站位的指点中，陷入迷茫，难以产生决断，后来母亲的教诲下，懂得了实践才是验证真理的唯一选择。

于是，小马选择了身体力行来验证各种信息的真伪，从而开启了他对人生的正确的判断与认知。

可以说，《小马过河》的故事，对于一个孩童的世界观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能够引导孩子如何面对世事纷纭的未知世界。

1975年版本

这样的故事，在文革中能够保留在课本里，摒弃了当时随处可见的阶级斗争的二元对立主题，足见北京版教材在选择上的大胆与睿智。

而在第五册教材中，还有一篇童话《小蚂蚁和大风伯伯》，同样没有在阶级斗争的主题里编写故事。其全文如下：

一只小蚂蚁举着一个死了的蚊子，往家里搬运。在路上，小蚂蚁见了人就说：“喂！你们知道吗？我能举起比自己重一倍的东西，我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

大风伯伯听了小蚂蚁的话，便笑着问：“是这样吗？说大话吧？”

小蚂蚁挺了挺胸脯，回答说：“我沒有说大话，大风伯伯！大象的力气都沒有我大，我能举起比我重一倍的蚊子。”

大风伯伯听了，微笑着点了点头。

第二天，小蚂蚁在草地上找到了一片梧桐树叶，小蚂蚁想：“这倒是个好地方，让我把它当作操场吧！”小蚂蚁一面锻炼一面大声喊着：“嘿！你们大家瞧瞧吧！看我这个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到底棒不棒。”

正在这时候，大风伯伯来了，听到小蚂蚁说的话，便鼓起嘴巴，吹了一口气，立刻，小蚂蚁觉得天旋地转起来，和树叶子一起被吹到了半空中。飞呀，飞呀，飞过了田野和山谷，最后就落到了一个沙滩上。

小蚂蚁看见四周尽是细沙，在这里找不到爸爸和妈妈，也找不到吃的东西和住的地方，心里又急又怕。它想：“这可怎么办呢！唉！我的个子这么小，小腿这么短，胳膊这么细，怎么能走回家里去呢？”小蚂蚁越想越沒有办法，便大声哭起来。

大风伯伯听见它的哭声，就过来了，笑着说：“我们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为什么哭啊？”

小蚂蚁哭哭啼啼的说：“大风伯伯，请你送我回家吧！我以后再也不说我是大力士了。”

大风伯伯笑了笑，说：“你是大力士，你不是能举起比自己重一倍的东西吗？不过，不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

小蚂蚁听了大风伯伯的话，心里又惭愧又高兴，咧开嘴笑了。

于是，大风伯伯便把小蚂蚁送回了原来的地方。

按文革期间的时势特点，最佳的儿童故事，应该是《小白兔与大灰狼》这样的斗争主题，才更适合课本的编写宗旨。

但是北京版教材没有这样选择童话故事。

在《小蚂蚁和大风伯伯》里，陈述了一个告诫孩子不要骄傲的主题，而仔细阅读这个文本，我们甚至能够读出一种悲凉的言外之意。

因为童话中的小蚂蚁其实处于一种大自然面前的孤立无助的状态中，在开始的时候，他自命不凡，以为人定胜天，号称是世界上最棒的“大力士”。

但是，“大风伯伯”破灭了小蚂蚁的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豪气，轻轻地吹了一口气，便把小蚂蚁吹到天涯海角。

整个故事里，透露出一种生命在自然面前毫无抗拒能力的脆弱与无能的现实情境。

这样的故事，可以说与当时的时代格格不入，但它潜含的教诲力量，却使人印象深刻，那就是面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

这种敬畏的主题，在《小马过河》里同样存在。小马过河的时候，遇到了小松鼠，而小松鼠提供的资讯，就是他的同辈的溺亡的前科，告诫了小马，要对小河产生敬畏之心。

在《小蚂蚁和大风伯伯》里，这种敬畏精神的渲染，还不象《小马过河》中那样最终被涉过小河的实践破解，而是最终以小蚂蚁对自然的臣服，完成了敬畏自然所必须采取的态度的定性，那就是不要在自然面前，挥拳弄棒，蓄意挑战。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蚂蚁和大风伯伯》所讲述的故事，在走出文革年代之后，却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也能够指导孩童更好地安排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与定位。

从文革期间的小学教材里引入多篇童话，就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童话”并没有绝迹，而且起到了发挥世界观引导与指导的作用。

像《小蚂蚁和大风伯伯》这样的童话，笔者觉得意境深远，内涵丰富，耐人寻味，但我们现在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却找不到它的任何一点蛛丝马迹，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其实，个人感到，像《小马过河》能够在教材里继续存活，而《小蚂蚁和大风伯伯》同样也应该能以它资质上的平静叙述态，而继续在课本里立足，发挥它的对孩子们想象空间与价值领域的影响力与指引力。

那么， 我们有一个疑问，《小蚂蚁和大风伯伯》是否创作于文革期间？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查了一下它最早出现在北京版的教材里，是在1959年。当时在第五册中。

1962年版第四册中也收有《小蚂蚁和大风伯伯》

那么，《小蚂蚁和大风伯伯》的作者是谁呢？

我们查了一下，它的最早出处是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蟹大王》之中，作者秦裕权。

关于童话作者秦裕权，我们找了一个介绍：

秦裕权

——秦裕权，男，1930年6月16日生。广西兴安县人。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副会长。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进入电影界。1986年起，担任《电影艺术》主编。长期从事电影理论、电影评论工作，对儿童电影有专门研究，著有《心系“朝阳”》儿童电影评论与创作文集。业余喜欢儿童文学创作，有《看不见的礼物》《朋友》等儿童文学著作。——

秦裕权与家人在一起

原版里描写更为详细，我们可以看一下。后来改写成课文之后，更为简洁，也更为人性化与合理化一点。全文如下：

《蟹大王》一书中的原文

草地上，有一只黑色的小蚂蚁，它是一个大力士。真的，我不骗你，它能举起比自己还要重一倍的东西。有一天，我就亲眼看见小蚂蚁举起一只死蚊子，把蚊子搬回家里。

这样，小蚂蚁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了，它见人就说：“喂！你知道吗？我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

大风伯伯听了小蚂蚁的话，便笑着问道：“唔，小家伙，真是这样吗？不是吹牛？”

小蚂蚁神气地挺了挺胸脯，回答说：“是呀，一点也不吹牛，大风伯伯！我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大象的力气都没有我的大，我能举起比我重一倍的蚊子，你能叫一只大象举起两只大象来吗？不能吧！嘻嘻……”

大风伯伯听了，心里又好气又好笑，就想和小蚂蚁开个玩笑。

第二天，小蚂蚁在草地上找到了一片梧桐树叶。它在树叶子上急急忙忙地走了一趟，觉得树叶子又平坦又宽广，心想：“啊，这倒是个好地方，当操场用倒不错！”想着，它就在这个“操场”上锻炼起来。它先做体操，然后翻跟斗，接着又跳远，又举重……而且一边锻炼一边想：“嘿！你们大家伙儿瞧瞧吧！看我这个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到底棒不棒……”

正在这时候，大风伯伯飞了过来。它看到小蚂蚁正玩得起劲，便鼓起嘴巴，用力吹了一口气。小蚂蚁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和树叶子一起，被吹到了空中。树叶子托着小蚂蚁像风筝一样，飞呀，飞呀，飞过了小河和树林，飞过了田野和山谷，最后，摇摇晃晃地落到了一片好大好大的沙滩上。

小蚂蚁被吹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四周尽是沙子和大石头，不仅没有草地，就连一株小草都没有。小蚂蚁在这里找不到爸爸，也找不到妈妈，找不到吃的东西，也找不到住的地方，心里又急又怕。它想：“这可怎么办呢！唉！我的个子这么小，腿这么短，胳膊这么细……家在哪儿？怎么走呢……哎呀！天都快黑了，爸爸妈妈一定在找我了……”

小蚂蚁转过来转过去，越想越没有办法，一屁股坐在沙滩上，抱着头，大声地哭起来。

大风伯伯听见了小蚂蚁的哭声，便飞过来，摸着胡子，笑着说：“哈哈！我们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怎么在这里哭起来啦？这多难为情呀！赶快回家去吧！”

小蚂蚁擦着眼泪，哭哭啼啼地说：“大风伯伯！请你送我回去吧！我以后再也不说我是大力士了……”

大风伯伯笑了笑，温和地说：“唔！不对！大力士还是大力士，你不是能举起比自己重一倍的东西吗？不过，可不能说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大力士。”

小蚂蚁听了大风伯伯的话，心里高兴了，眼泪还挂在脸上，又咧开嘴笑了！

后来，大风伯伯叫小蚂蚁还是坐在那片树叶子上，用力一吹，小蚂蚁就又和树叶子一起，像风筝一样，飞呀，飞呀，飞过山谷和田野，飞过树林和小河，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秦裕权生活照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小蚂蚁和大风伯伯》1958年面世之后，就被北京版的教材相中，选入教材中。

文革期间，北京市再次组织教材编写，也参照了之前他们编写的版本，把这篇童话，也移到了文革版本的教材里。

这足以说明，文革期间的教材里依然活跃着多篇童话作品，而文革期间的儿童刊物里，新创作的童话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像现在依然收在部编本教科书里的《下雨了》就出自文革期间的《北京儿童》1975年第7期上，更可看出，文革期间的童话，仍然以自己的平静的正常产出状态，泰然地亮相与露脸。

童话史里用一句文革期间没有童话，便无法解释，那个时期教材与儿童刊物里那些活跃的童话身影的现象。

因此，要写出真正的反映真实的童话历史，尚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