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所有宰相里,评价最高,历经三朝的皇帝重用的宰辅无疑就是韩琦,韩琦二十岁就进士及第,考中榜眼。三十岁,一纸谏书,敢把四个宰执拉下马。此后封公拜相,位极人臣。历经三朝,拥立二帝,以一己之力,撑起北宋中期的半边天,经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朝廷的股肱重臣。
于道德和施政的层面均有建树,朝野均感慕其名。但就实际能力而言韩琦文不如司马光,王安石和富弼,武不如范仲淹,庞籍与张方平,之所以在北宋地位这么高,就是因为站队正确,辅佐的太子顺利继位,一句话,好运气罢了。
韩琦应该称得上北宋一朝最成功的宰相之一了。虽然他在后世的名气远不如和他同时临危受命,奔赴西边的范仲淹,但范仲淹最高也只是个参知政事,一年不到而已。韩琦可是实实在在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还做到了有宋一朝唯一的“真侍中”。
韩琦这辈子仕途可谓十分顺畅,没有任何挫折,而且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都对韩琦评价很高。他与富弼同朝为相,二人并称“富韩”。欧阳修多次称赞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实际上呢,不管是他在西北战事里管军务,还是在朝中为宰辅,韩琦的功绩实际是不大的。所谓的政绩不过是吹出来的。
20岁的韩琦便由进士高科入士,真的是少年得志,24岁入馆阁,28岁任谏官。在谏官任内,韩琦敢于直言,不畏强权,刚正不阿。尤其是在宝元元年,天降大灾。当时的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欺上瞒下,束手无策。韩琦连疏四人痛斥他们庸碌无为,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得中书王随等四人同日被罢,一时名震京师,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一个刚刚进入官场的毛头小伙居然一本参倒四位宰相,虽然其中有诸多巧合,也足见韩琦的能力。
自景祐五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北宋与西夏正式进入敌对态势,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刚从四川回到京城,就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陕西四路经略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中路的泾原路,范仲淹主持右翼的鄜延路。1041年春天的好水川一败。彻底坐实了韩琦在军事上的无能和愚蠢,给西夏狂送人头,以至于西夏人写诗嘲讽他,“韩琦不足奇,犹自说军机”最后还是范仲淹指挥得当,使得陷入经济困窘中的西夏走上了谈判桌。
韩琦在地方和中央都有历练,文事和边事都有接触,后来在中央和地方几进几出,履历上涉及军事和内政两个领域。言官出身,经扬州、定州、并州等地的知府,西北统兵。而后入两府为宰相。政治经验和资本都是不俗。他一生中经历最大的两场政治风波,早年是庆历变法,晚年是王安石变法。而他在这两次变法中的态度立场,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仔细观察一下就是政治滑头。套用一句被说烂了的话,韩琦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范仲淹主持是庆历新政,韩琦的态度暧昧,宋仁宗觉得二人没有魄力,随后二人相继罢相,请辞为地方官,但庆历新政失败之后,二人很快起复。韩琦跟范仲淹和富弼也好都有过分歧,在富弼守丧的事情上他就坑了老实人富弼一把,富弼开了宰相守丧的头,而韩琦趁机当上了首相。后来曹太后撤帘,更是说都没和富弼说,弄得富弼一直到到他去世都没原谅他。至于王安石变法,韩琦在熙宁年间就去世了,虽然竭力反对,但也没跟文彦博一样陷进去出不来了。
韩琦这辈子最大功绩就是在给仁宗皇帝立嗣的问题上,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实际上就是因仁宗没有儿子,韩琦不怕政治报复。仁宗晚年一直不立太子,司马光和富弼等人苦劝无果,而韩琦在这个时候,却作通了宋仁宗做思想工作,用宋太祖传弟的故事启发仁宗。他怕力度不够,还拉起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等一干重臣在一旁劝解。宋仁宗也是没有办法,最后只能立了赵曙为继承人。没有儿子的宋仁宗实在是可怜。
宋仁宗驾崩之后,赵曙即位,就是后来的宋英宗。英宗为仁宗守孝期间,不方便处理政务,便命韩琦为宰相,韩琦拒绝了,便请曹太后垂帘听政。应该说,曹太后处理事务还是比较公平的。没过多久,英宗忽然生病,举止失常,打骂内侍,这些内侍就有人跑到曹太后那边告状。说英宗是指桑骂槐,其实对曹太后不满。这些人连边传话,结果搞得母子之间矛盾越来越大。
皇帝和太后矛盾很大,最终还是韩琦给居中调解得当。可以说,韩琦在做思想工作上,水平比较高,也花费了比较多心力,一天之内逼迫曹太后撤帘还政,一套流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毫不拖泥带水。可以说,英宗能够顺利亲政,韩琦居功至伟。所以最终处理得都比较圆满。
宋英宗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在位四年驾崩了,而给给英宗物色太子的,就是韩琦,他找到的人就是后来的宋神宗。此时的韩琦愈发保守,显然无法满足锐意变革的青年皇帝神宗之意,于是神宗罢了韩琦而任王安石。但王安石变法最后也是以失败告终,最终在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下,王安石出京,新法废除。
韩琦此人进退有据,有胆有谋。不仅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他本人的政治嗅觉极其敏锐,但是又极其果断。政治生涯的每一步都走得正确无比,就算下野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这是韩琦能够前后辅佐了三任君主(还要包括垂帘的曹太后)的主要原因,调解了政权内部的矛盾,两次确定了继承人,保持了政治稳定,最终自己还能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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