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哪里，史学工作者讨论诸葛亮躬耕地望综述

诸葛亮躬耕地究竟在哪里——北京、上海、武汉、成都、郑州、开封等地，史学工作者讨论诸葛亮躬耕地望综述

金泰

　　1987年8月8日《河南日报》登载了南阳市水仲贤（注南阳市第六中学离休教师）《诸葛亮隐居地碑文之我见》一文。文章根据公元1528年(明嘉靖七年)南阳乞请明代朝廷对武侯祠颁祭的一块碑文，认定今南阳城西卧龙冈是诸葛亮17至27岁时躬耕隐居的所在地，并说卧龙冈“亦隆中也”。1988年1至7月，水仲贤(或署名“水镜”)在南阳市工人文化宫《活动月报》上，连续刊登文章，否定《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习凿齿著《汉晋春秋》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诸葛亮故居在襄阳隆中的记载，认为“最原始最真实”的资料应该是诸葛亮自己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个“南阳”就是指当时的宛县，今天的南阳市。1988年8月，南阳李兆钧（注南阳地委委员、秘书长，后任南阳地区人大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婉峰（注，黄宛峰，南阳师专）二同志在河南省《中州今古》杂志上发表《诸葛亮躬耕地质疑》一文。文章最后说：“我们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并不是隐居隆中。诸葛亮躬耕地应在当时南阳郡内。至于确切地址在今南阳何处，则另当别论”。以上几篇文章，揭开了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南阳还是襄阳之争的序幕。

　　接着，1988年11月，我国邮电部开始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围绕第二组邮票，产生了不同意见。《集邮》杂志1989年4月发表了丁宝斋《“三顾茅庐”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该文从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在襄阳的社会关系、东汉末年南阳襄阳的行政区划、南阳武侯祠记载、中外学者对襄阳隆中的一致认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三顾茅庐”史事发生地在襄阳隆中。接着同一杂志10月发表了南阳张晓刚、王玉君《“三顾茅庐”不发生在襄阳隆中》的文章，针对丁文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两种论点，针锋相对。至此，诸葛亮躬耕地的南阳、襄阳之争在全国范围公开化了。

　　本来，诸葛亮躬耕地或者说刘备“三顾茅庐”之处，对于史学界来说，是一个早有定论的常识性问题。古今中外有关我国三国史的论着颇多，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众口一辞，向来未产生过疑义。然而，近几年在河南的地方报刊上出现了几篇“质疑”文章，进而在邮票发行等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不同意见。历史问题在现实中遇到了麻烦，引起了我国史学界的兴趣和关注。

1989年12月6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省历史学会联合发起并邀请著名史学家唐长孺（武汉大学）、著名荆楚历史地理专家石泉（武汉大学）以及黄惠贤（武汉大学）、陈国灿（武汉大学）、朱雷（武汉大学）、吴量恺（华中师范大学）、邹贤俊（华中师范大学）、熊铁基（华中师范大学）、骆啸声（湖北大学）、吴名中等教授和张正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徐扬杰（徐杨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研究员共35人，在东湖宾馆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望学术讨论会。

1989年12月13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联合发起并邀请著名史学家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黎虎（北京师范大学）、祝总斌（北京大学），张传玺（北京大学）、高敏（郑州大学）、朱绍侯（河南大学）等教授和朱大渭（中国社科院）、张泽咸（中国社科院）、洪廷彦（中国历史博物馆）等研究员共23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讨论会。

1990年3月15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和复旦大学文博系联合发起并邀请著名历史地理专家谭其骧（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泽（华东师范大学）、简修炜（华东师范大学）等教授和方诗铭（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等16人，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

1990年4月14日，成都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邀请著名史学家缪钺、蒙默、刘琳教授及副教授、副研究员共20多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讨论会。大家本着尊重历史和百家争鸣的原则，各抒己见，切磋讨论，从历代史籍文献记载、南阳和襄阳的行政区划及不同的政治军事形势、诸葛亮结交的社会关系、考证历史应有的态度和方法等诸多方面论证分析，一致肯定诸葛亮躬耕地在今襄阳隆中。《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文汇报》、《中国日报》英文版、《经济日报》、香港《大公报》、《了望周刊》海外版、《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名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讯》、《社会科学动态》、《江汉论坛》、《历史教学问题》、《文摘报》、《报刊文摘》等20余家报刊先后作了报道或刊登发言详细摘要。现将上述各地讨论会综述如下。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三国志》卷35裴松之注云：“《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西晋“永兴中”在公元304至306年间，距诸葛亮死约70年。《蜀记》明确记载“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这条记载，还可以从《晋书》卷88《李密传附子兴》得到互证：“兴之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约在60年后，即公元360年左右，东晋升平、太和年间，襄阳史家习凿齿又作《诸葛武侯宅铭》。铭文首见于唐初欧阳询《艺文类聚》和徐坚业《初学记》。这是写作时间仅晚于西晋李兴《碣表》的一块隆中碑文。这与习凿齿写给友人桓秘的书信中提到他在襄阳城看望舅父时，“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晋书·习凿齿传》),以及他在《汉晋春秋》中指出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等记载，都是一致的。再过70余年，刘宋元嘉十四年(437),盛弘之撰《荆州记》载：“襄阳西北十许里，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又载：“宅西背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琴以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再过80余年，到梁武帝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鲍至撰《南雍州记》，除引用盛弘之《荆州记》外，还记载他目睹“隆中诸葛亮故宅”,“今宅院见在”,及宅院“有旧井一，今涸无水”。鲍至还记载了有关诸葛亮故宅的两则传说故事。一则是“先有人姓董，居之(指诸葛故宅),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二则是“齐建武(494—498)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大约与鲍至同时，当过北魏荆州刺史的郦道元(驻南阳宛),作为地理学家，在他撰写的《水经注》中，又明确写道：“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他还肯定了李兴、习凿齿撰写的隆中诸葛故宅铭，肯定了盛弘之提到的乐山：“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父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郦道元是河北涿县人，又在南阳宛县任过荆州刺史，为人素以刚毅峻刻着称。所撰《水经注》40卷，引诸史、地记、杂著数百种及亲身考察所得，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历史地理著作。大约在南北朝末，即鲍至《南雍州记》、郦道元《水经注》后五六十年，有人撰《荆州图副》，再一次指出“邓城旧县西南一(或七、十之误)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总之，从诸葛亮207年离开隆中，234年逝世后，整个魏晋南北朝近400年中，不断有人记载关于诸葛亮隐居南阳邓县隆中遗址的史料。

　　这些记载线索清楚，方位明确，彼此呼应，互为补充，说明诸葛亮离开隆中后，人们不仅确知他的故居所在，而且还亲眼看到他故居附近的其他有关遗址，亲闻他当年在隆中的轶事。

　　专家们指出，唐宋以前的图经、地志无一例外地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大概自元明之际河南南阳出现武侯祠纪念性建筑。明修《南阳府志》将此纪念性建筑碑刻附会为诸葛亮“躬耕处”,以讹传讹。但是，这种附会记载只限于南阳地方志书，所有传播于全国的严肃的历史著作，仍是无一例外地认定为襄阳隆中。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编纂的《诸葛忠武侯文集》卷5《遗迹篇》对亮躬耕故宅作了详细考订。他俱引《南雍州记》、《汉晋春秋》、《荆州记》、《襄阳记》、《荆州图副》、《水经注》、《元和郡县志》诸条，说明诸葛故宅在襄阳隆中。他还列举《南阳府志》关于南阳卧龙冈的记载，接着加批语道：“澍案：隆中在襄阳西二十里，不在南阳郡也。此后人附会之说，又以卧龙冈在南阳府，亦失之。”张澍是河西武威人，谈不上偏袒襄阳。民国25年(1936)著名学者卢弼《三国志集解》辑录了历代有价值的代表著作的记载，判明诸葛故宅在襄阳隆中。《三国志集解》是近代颇具学术价值的权威著作，卢弼考订精审，可以说作了定论。

　　二、先秦两汉至宋、齐时的邓县在今襄樊市（现襄阳市）北郊邓城遗址；古邓县境土是跨汉水的，隆中属其辖境

　　与会学者们指出，有人怀疑《汉晋春秋》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可靠性，是由于对古时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缺乏了解。先秦两汉至宋、齐时的邓县，在今天的湖北襄樊市（现襄阳市）北近郊的邓城遗址，离沔水(汉水)很近。邓城遗址保存至今基本完好。而今天的河南邓县在古时称穰县，离汉水100多里。古时邓县境土跨过了汉水。萧统《昭明文选》卷37《出师表》李善注引《荆州图副》说：“邓城旧县西南一(或七、十之误)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唐人李吉甫(758一814)《元和郡县图志》卷21载：“万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除了以上史料可以与《汉晋春秋》互证外，还可以从《宋书》卷37《州郡志》中找到有力的推证。其中讲到晋、宋侨置雍州之京兆郡就明确指出，京兆郡，晋孝武帝“初侨立，寄治襄阳……(宋孝武帝)大明(指大明元年，公元457年)土断，割襄阳西界为实土”,包括杜、邓、新丰三县，其中邓县为“汉旧县，属南阳”,从而证明邓县境土当在襄阳县西，包括隆中一带，与《汉晋春秋》、《荆州图副》、《元和郡县图志》等记载完全吻合。这一系列史料彻底否定了汉代南郡和南阳郡在襄阳以西到今谷城县边境以东(古山都县境)这一段是以汉水分界的设想。事实上南阳郡的筑阳县(今谷城县)就在汉水南岸，而南郡襄阳县之樊城又在汉水北岸，这些都说明两郡郡界并不是完全以汉水划分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在讨论会上说：“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能简单地完全以自然山水为界来划分。南阳郡和南郡，这一地段基本上以汉水为界，但也有犬牙交错的地方。隆中在沔水以南，但它却归南阳郡管辖。历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按自然山水为界而又有例外的情况是很多的。”

　　三、东汉末年，南阳宛县一带战乱频繁，中原士人皆避难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县属曹操的地盘，他决不会到曹操的占领区自投罗网

　　据《三国志》之《武帝纪》、《张绣传》《刘表传》等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刘表初到荆州就任刺史时，南阳郡已为袁术、孙坚所据有。次年，孙坚攻襄阳时战死，袁术则割据南阳郡将近四年。到初平四年(193),才由于南阳已被他的横征暴敛，“以钞掠为资，奢恣无厌”(《袁术传》),弄得残破不堪，而率部东移淮河流域。三年之后，建安元年(196),董卓旧部张济率军自关中来到南阳郡，不久就在攻穰城时战死，其族子张绣“领其众屯宛”,与刘表联合，共同抵御曹操南侵。建安二年(197)春，曹操军打到宛城。张绣先降后战，曹军退走。冬十一月，曹操“自南征，至宛”,宛城又经一次争夺。到建安三年(198)七月，曹军大破张绣。建安四年(199),张绣第二次投降曹操，随即被曹操调到官渡，参加对袁绍作战。直到他随曹操北征乌丸，未至道亡，再未到过宛县。建安五年(200)八月左右，刘备率军到汝南地区“游击曹军”,兵败后即投靠刘表。综上所述，东汉末年的南阳宛县一带一直战火不断，“吏民不安”。建安四年(199)张绣投降曹操以后，宛、穰一带一直被曹操占据，终三国之世，再无变动，在这种政治、军事形势下，诸葛玄怎么可能带着诸葛亮姐弟到南阳宛县去“苟全性命于乱世”?刘备当时是曹操追捕消灭的对象，他怎么会到宛县去三请诸葛呢？

　　与南阳宛县一带情况相反，刘表治下的荆州(襄阳)在这一时期却基本上没有大的战乱，又“境广地胜”,“年谷独登”(《后汉书·赵歧传》),是荒乱中的一块绿洲。中原的士人、豪族也纷纷前来避难。史称“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后汉书·刘表传》),而刘表对他们又“安慰赈赡，皆得资全”。《荆州文学记》载，刘表任内“五载之间，道化大行，耆德故老綦毋阅等负书荷器，自远而至者三百有余人”,因而当时的襄阳一带一度成为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和人才荟萃之地。把襄阳与南阳两地的政治、军事形势加以分析比较，诸葛亮躬耕隐居、读书10年的地方在哪里，刘备“三顾茅庐”的地方在哪里，不是会自然得出正确答案吗？

　　四、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也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诸葛亮在襄阳躬耕读书的十多年中，结交的名士师友有庞德公、司马徽、徐元直、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庞统、庞林、马良、马谡、刘琦等等，这些人当时都居住在襄阳，史料充足，并互相印证，左右逢源。《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玄死后，亮躬耕陇亩，“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博陵崔州平是什么时候到襄阳的呢？据《后汉书·崔驷传》所载，崔州平的父亲崔烈在初平三年(192)六月战死于长安，随后哥哥崔均病卒。接着李催火烧长安，献帝东迁洛阳。崔州平约于兴平(194—195)间南走襄阳。颍川徐元直到达襄阳的时间，《诸葛亮传》注引《魏略》写得非常清楚：“初平(190—193)中，中州兵起，(徐元直)乃与(石)韬南客荆州”。徐到襄阳后居住的地点就在檀溪，离诸葛亮很近。

　　《水经注》沔水条载：“(檀)溪之阳，有崔州平、徐元直故居。”《晋书·习凿齿传》也有“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句。有人认为崔、徐二人不是襄阳人，不能说明他们是在襄阳这个地方与诸葛亮成为知己朋友的，这是由于对史料缺乏了解的缘故。

　　在襄阳，与诸葛亮“俱游学”的好友，除徐元直、石广元外，还有汝南人孟公威。《魏略》记载他们白天晚上都在一块学习。还说：“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孟公威是汝南人。汝南在宛县正东方向。说孟公威“欲北归”,不正好说明他当时住在南方的襄阳吗？《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中，记载了司马徽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和庞统的一段话：“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庞士元即庞统，家住襄阳城东南汉水边上的白沙洲。所谓“此间”,当指襄阳无疑。司马徽向刘备推荐了与他同住在襄阳的诸葛亮和庞统。诸葛亮的师长庞德公是襄阳德高望重的大名士。《襄阳记》说：“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说明他们之间往来频繁，也说明诸葛亮对师长的尊敬和师长对晚辈要求的严格。被庞德公称为“水镜”的司马徽，字德操，颍川人，寓居襄阳城东庞德公家附近。“德操小德公十岁，兄事之”。《襄阳记》中生动地描绘了他与庞德公之间不拘礼节、不分宾主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水经注》中记载了他和庞德公的具体住址。《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司马徽别传》记载了他在襄阳的许多情节生动的逸事。

　　诸葛亮在襄阳的亲戚及其住址，在《三国志》及裴注、《后汉书》、《襄阳记》、《水经注》等史籍中，也都有明确记载。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是襄阳名士，大姐夫蒯祺是襄阳大族，二姐夫庞山民是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诸葛亮的岳母和荆州刺史刘表的妻子是同胞姊妹，刘表的长子刘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诸葛亮传》),诸葛亮妻子的舅父是襄阳豪族蔡瑁。这些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及其频繁的交往，都无可辩驳地证明，诸葛亮只有住在襄阳和襄阳隆中才有可能建立。而所有史料中，查不出诸葛亮有哪一位亲友住在南阳宛县。

　　五、“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句中的“沔之阳”,不是指诸葛亮故宅在汉水以北，而是指刘弘受朝廷之命，来到汉水以北宛县一带讨伐张昌起义

　　李兴所写《诸葛丞相故宅碣表》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诸葛亮故宅在隆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云：“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怎样正确理解这段话呢？专家们指出，刘弘原在幽州为“宁朔将军、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太安二年(303),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朝廷便命刘弘率军去镇压已打到南阳盆地的张昌起义军。《晋书·张昌传》载：“是岁(303),诏以宁朔将军、领南蛮校尉刘弘镇宛。”刘弘奉诏从幽州首先到达方城，然后进至宛县和新野。此间刘弘的军队一度被张昌的援军打败而北撤，最后终于打败张昌，收复了宛县，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镇宛”任务。“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实指刘弘奉命驻节宛城，转战南阳盆地的那一段情况。所以下一句紧接着就是“听鼓鼙而永思”,反映出刘弘在汉水以北督战时战鼓咚咚的情景。

　　李兴是西晋名士李密之子。据《晋书·李密传》和《通鉴》卷85所载，李兴受益州刺史罗尚派遣到荆州刺史刘弘处求粮，时间是永兴元年(304)正月。刘弘命李兴为诸葛亮立碣事，也发生在永兴元年。因为在此之前，李兴未到襄阳，在此之后，已为刘弘遣回益州。刘弘在上一年，即太安二年(303),平息张昌起义以后，局面稳定，才有可能由沔水之阳的宛城“至隆中，观亮故宅”。从“轼诸葛之故乡”一语看，刘弘等人南渡后，是坐着马车来到隆中的。有人认为“沔之阳”就是指诸葛亮故宅在汉水以北，是由于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宅铭》上下文缺乏全面理解所致。

　　六、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疑义的问题；在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对襄阳隆中诸葛亮故居和南阳武侯祠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也作了明确的表述

　　专家们指出，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常识性的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谭其骧先生说：“有人说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好像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悬案没解决。我认为这是向来没有疑义的问题。只要是学历史的，都会说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历史上并没有悬案。”“三顾茅庐”的史事发生在襄阳隆中，是得到古今史学界一致认可的。中国当代著名史学家郭沫若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着《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等，这些当代权威的历史着作，还有难以数计的大学通史课本、断代史、史话小册子，无不一致指出《隆中对》的诞生地在襄阳隆中。台湾当代学者也是众口一辞，没有任何疑义。台北1980年版《中华通史》载：诸葛亮“流寓在荆州，隐居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之隆中”。同书第45页三国时代形势图所标的隆中，即在襄阳之西，汉水之南。台北1968年版《中文大辞典》第35册第427页《隆中》条下：“隆中，山名，在湖北省襄阳县西，诸葛亮隐于此，于山畔作草庐。……《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台北1982年版《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台北版《中国历史地理》等书，都一致指出诸葛亮曾隐居襄阳隆中，在今襄阳城西20里。

　　在国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着作很多，在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上，没有出现过疑义。著名学者尾形勇著《东亚细亚的世界帝国》(讲谈社1985年版)第38页所刊“诸葛孔明的故居”照片，文曰：“刘备所造访过隆中，在湖北省襄樊市（现襄阳市）的郊外，从晋代开始就成为著名之地。现在的名胜地‘古隆中’有三顾堂、武侯祠等建筑物，参观者不绝。”日本《东洋史研究》第28卷第4号，上田早苗《后汉末期襄阳的豪族》一文所附襄阳周围地域图中，标明襄阳城西之隆中为“孔明故宅”,文中有“庞山民和寓居在襄阳的诸葛孔明的小姐姐结婚”的记述。日本所出的辞书，如《日本百科大事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大日本百科事典》等，无一例外地指出诸葛亮隐居地在襄阳隆中。

　　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这一史事，也得到当今南阳人民的承认。如南阳市委宣传部编写的《诸葛亮小传》一书，就讲得非常清楚明白：

　　诸葛亮17岁的时候(公元197年),叔父诸葛玄去世了。这年，他便在隆中盖了几间草屋，和姐弟一起定居下来。

《诸葛亮小传》

　　隆中在襄阳西北20里，当时属南阳郡邓县管辖。南阳郡地处荆、豫咽喉，交通发达，是东汉末年荆州七郡(包括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武陵郡、桂阳郡、零陵郡及长沙国(汉时国亦相当于郡)中最大的一郡，辖37城，528500多户，2430000多人。隆中山清水秀，有名的汉水从诸葛宅院北面向东缓缓流过，草屋周围是一片苍松翠竹，诸葛亮在这里度过了十个寒暑。小小的隆中实际上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所以他自称“躬耕于南阳”。①

　　书中不仅指明襄阳隆中是诸葛亮的“第二故乡”,而且正确地解释了诸葛亮自己说的“躬耕于南阳”一句话的含义。南阳市博物馆编印的《武侯祠简介》一书也明确写道：

　　武侯祠是纪念三国时期的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祠堂(相当于纪念馆)。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水南)人。少年时曾随叔父诸葛玄去江西南昌，不久，因叔父的太守职务被他人代替，诸葛亮便隐居在南阳郡的隆中(今湖北襄阳附近)。②

　　这里明确指出南阳武侯祠是纪念“诸葛亮的祠堂”,“相当于纪念馆”,诸葛亮的隐居地则在隆中。

①南阳市委宣传部《诸葛亮小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

　　②南阳市博物馆《武侯祠简介》，1979年10月版第1页。

　　襄樊（现襄阳市）和南阳同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于襄阳隆中和南阳卧龙冈两处名胜地的名称，在国务院颁发的文件中，作了明确的表述。1986年12月8日国发〔1986〕104号《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介绍襄樊（现襄阳市）的文字是：“襄樊（现襄阳市）位于湖北省北部，周属樊国，战国时为楚国要邑，三国时置郡，后历代多为州、郡、府治。襄阳城墙始建于汉，自唐至清多次整修，现基本完好，樊城保存有两座城门和部分城墙。文物古迹有邓城、鹿门寺、夫人城、隆中诸葛亮故居、多宝佛塔、米公(芾)祠、杜甫墓等。”介绍南阳的文字是：“南阳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古称宛，战国时为楚国重邑，东汉称陪京，后历为府治。文物古迹有两千年前的冶铁遗址、战国时宛城遗址、汉代画像石刻，还有玄妙观、武侯祠、医圣祠、张仲景墓、张衡墓等。”

　　国务院文件指出，襄阳隆中是“诸葛亮故居”,南阳卧龙冈是“武侯祠”。一个是遗迹性名胜，一个是纪念性名胜，表述十分明确。建设部、文化部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个文件形成的过程是极其慎重的。全国政协文化组和经济建设组曾专门召集政协委员和专家进行了讨论。此后，建设部、文化部又邀请全国历史、文物、考古、革命史、建筑、城市规划、地理等各界的知名专家、教授开会，进行了审议。国务院文件中对于襄阳和南阳两处名胜地名称的表述，科学地准确地揭示了它们的性质和内涵。

　　七、考证历史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辨别史料的可靠程度。所谓只有“正史”可信，非“正史”不可信的观点，是史学界早已摒弃的陈旧观点

　　各地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诸葛亮躬耕地这个在史学界早有定论的具体历史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还存在着疑问呢？对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一语仍旧存在着不同理解呢？大家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史学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一个“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史学工作者的正确研究成果，如果未能为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史学的社会功能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

　　专家们普遍谈到考证历史应具备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历史是一门科学，考证史料，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断章取义，任意曲解，不能以偏概全，主观武断。可靠可信的历史材料，是揭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真相的依据。鉴别史料的可靠程度，可以从多方面去考订，而其中重要的一点，即是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了解的深度和广度。一般来说，史家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关系愈密切，在时间上愈贴近，其史料价值就愈高，可靠性就愈大。据此，大家认为，在诸葛亮躬耕地望的考证上，距诸葛亮生活时代较近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如王隐《蜀记》，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郦道元《水经注》等可靠性较大，史料价值较高；而距诸葛亮死后1000多年的明代南阳地方的碑文和方志，则史料价值较小，可靠性较差。

　　专家们还谈到南阳几位同志提到的只有“正史”才可信的问题。他们说“《汉晋春秋》不是正史”,不可信；“黄承彦、庞山民，在正史中均无记载”,不可信；甚至说“只能骗那些信野史不信正史的人”等等。如此相信和重视“正史”,不知作者对“正史”是如何理解的。“正史”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阮孝绪的《正史削繁》，把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如《史记》、《汉书》称为正史。以后又多为历朝统治者所沿用，基本上贯穿着以封建帝王为中心的“正统”思想，或记一朝大典，或为封建时代官修(包括官方认可的)。所谓正史，即是这类史书的专称。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并规定凡不经“宸断”(皇帝批准)者均不得列入正史。可见，认为只有“正史”可信，非“正史”不可信的观点，是一种非常陈旧的观点。

　　其实，历代学者对于“正史”的权威性，多不以为然。就是以封建正统史家着称的司马光，他也不怎么相信“正史”。他编纂《资治通鉴》，就博采群书，不以“正史”为限。他说：“纪传之言，固不可据以为实”(《史剡》),“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览择之”(《答范梦得》)。一部《资治通鉴》究竟参据了多少历史资料，已无法作出详尽的统计。有人说“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纬略》卷12《通鉴》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作322种，实际上还远不止此。正因为这样，《资治通鉴》才能成为一部举世公认、内容翔实的史学巨着。今天，我们生活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时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讨历史问题，怎么能站在封建史学的立场，抱着所谓“正史”的标准不放，而把“正史”以外的历史资料不分正确与否，一概加以排斥呢？

　　在今天的史料学分类中，再没有一个“正史”类了。比较传统的分法，也不过是“纪传类”、“编年类”、“典章制度类”以及“杂史类”等等，但不会用“正史类”、“野史类”。比较新的史料分类，或者按形式分(文献、实物等),或者按性质分(原始史料、撰述史料、传抄史料、文艺史料等)。《三国志》和《汉晋春秋》两部书，如果按性质分，都是撰述史料。此类史料不仅有先后之分，其史料记事也有真伪需要辨别。辨别真伪要分析作者的立场和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还要分析作者的撰述目的，以及他为什么并如何改造原始材料。对史料进行具体的全面分析，这是考证的基本要求。简单说《汉晋春秋》“实际是一篇杂文”,属于“野史”,因而不可靠不可信，恐怕很难解决什么问题，史料的鉴别与考证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应该遵循的。

　　八、考证躬耕地望，应该辨明真伪，纪念诸葛亮，不分南阳襄阳；两个名胜地应该并行不悖，共同为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发展旅游事业作出贡献

　　著名史学家、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以“文赤壁”和“武赤壁”的关系为例，指出襄阳隆中和南阳卧龙冈同为后人景仰本可并行不悖，但若论及诸葛亮到底躬耕于何处，必须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而纪念诸葛亮，则应该不分南阳襄阳。

　　南阳卧龙冈武侯祠，作为规模仅次于成都武侯祠的全国第二位的诸葛亮纪念性建筑，它的文物价值、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很高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南阳的同志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积极保护文物古迹，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发展旅游事业，卧龙冈武侯祠的观瞻内容得到很大的充实。新建的卧龙碑林大大增强了武侯祠的文化内涵。卧龙冈武侯祠是国务院公布南阳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依据之一，是南阳市重要的历史文化景观。近年来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武侯祠的游人不断增加，知名度不断提高。

　　专家们认为，襄阳隆中和南阳武侯祠近年来保护、建设及发展旅游事业的实践说明，诸葛亮纪念性名胜地（注，南阳卧龙岗武侯祠）不一定绝对地比诸葛亮遗迹性名胜地（注，襄阳古隆中故居）知名度低；诸葛亮故居不一定绝对地比诸葛亮纪念性建筑武侯祠文物价值高；卧龙冈武侯祠不比襄阳隆中游人少、效益低。两个地方应该携起手来，加强诸葛亮研究，交流保护文物古迹的经验，共同为弘扬祖国历史文化作出贡献。

　　南阳武侯祠作为诸葛亮纪念性名胜地，她的历史价值是永存的。因此，扫去前代附会者散布在她周围的迷雾，只能使她显得更加纯真。否则，“假作真时真亦假”,她真正的历史价值反倒会被污染了。（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