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论坛】常智奇｜历史主义危机下的红色革命叙事：侧论孙甘露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的探索性

青春｜唯美｜深情｜精短

历史主义危机下的红色革命叙事：

侧论孙甘露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的探索性

【陕西】常智奇

历史主义危机下的红色革命叙事

——侧论孙甘露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的探索性

常智奇

摘 要:

中国 “现代派”小说创作,一直在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上做着不懈的努力。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是,作品在历史主义危机下红色革命历史叙事,面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叙事中出现的间离、游移、拼贴和焊接感,显示出作者还没有找到中国经验理性、审美诗性与西方的科学理性、宗教理性的交叉点。

关键词:《千里江山图》;红色革命叙述;历史主义;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 “意识流”“先锋派”的创作,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黑婴、叶灵凤等人的 “新感觉”,到21世纪20年代初的王蒙、马原、洪峰、赵振开、刘索拉、高行健、李陀、莫言、李叔德、残雪、陈洁白、张宝发、邹月照、魏志远、北村、余华、吕新、刁斗、何顿、韩东、叶兆言、苏童、格非、东西等具有现代写作风格的人，一路走来。他们在传统与现代、具象与意象、真实与虚构、现象与本质、荒诞与反讽、变形与夸张、语言与词意、间离与重构、隐喻与象征,互逆互换,相克相生,双向对流,同步共振中,寻觅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绿色坦途。

孙甘露先生呕心沥血创作的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②,就是在历史主义①危机的形势下,采用反向情感机制描述,名实倒错,真假互换,隐喻反诘,明暗对比,象征意蕴的方式,创作的一部带有 “境在向外”“意在言外”“音在弦外”探索性的作品。

这种历史主义危机下的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反向情感机制 (3)的表达,旨在思考东西文化借鉴中的 “洋为中用”,然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审美感受上的形式与内容,语言与意义,情景与象征,双向对流,逆向反照,同步共振,折光间离、焊接拼贴的不适。这种粘连中的夹生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一

受到尼采的影响。

《千里江山图》中的主人公陈千里的命运安排,情节发展,矛盾处理,与尼采的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主人公查拉图斯特拉的命运安排,情节发展,矛盾处理,如影随形,如出一辙。

查拉图斯特科30岁时,离开了故乡,去山上住了10年。

10年后的一天早上,东方破晓,朝阳冲出云海,晨曦中霞光万道,查拉图斯特科在神灵的启示下,灵感出窍,茅塞顿开。他对太阳说:“啊,你伟大的星球啊! 假如你没有拯救黑暗中的人们,你的幸福何在呢?”

查拉图斯特科怀着拯救苦难者的理想,匆匆下山了。他走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个寻找树根的老者。老者告诉他:“上帝死了!”有一项紧急任务需要他独立去完成。

他带着这个任务,来到了一个闹市……

《千里江山图》的主人公陈千里像查拉图斯特科一样,在恋人叶桃被杀死后,不到30岁,他忍痛离开了广州,到伯力训练学校去接受红色革命政党的培训。

“他在那儿住了三年,三年下来,连不近人情的教官都有了一些离愁别绪。那天把正在冬泳的陈千里从冰水中叫上岸,在教官宿舍里喝了一夜酒。接着就是万里征途,先是坐六百公里火车,一路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到了海参崴,没想到在那里耽误了半个月。”②

“从伯力启程时,他得到的任务是潜入福建和两广地区对国民党军阀高层做瓦解分化工作。为粉碎敌人对中共苏区的下一次围剿预先做好准备,原本他应该到香港下船。但是,在青岛遇到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他的单间客舱。拜访他的来人,让他临时改变计划,把目的地换成上海。”① 去营救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所围困的地下革命者。没有任何外来力量可以依靠,只能依靠他和当事人单线联系,独立去完成。

他辗转反侧,也同样来到了一个市场……

尼采用走钢丝象征着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生旅途。陈千里在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的过程中,也同样如履薄冰,像走钢丝一样,行走在生死攸关的刀刃上。 “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②

“他做事也有点神神秘秘,就像石头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你面前。”③

“他似乎知道所有的联系方式,接头暗号,一个一个找我们见面,却不说上级有什么指示。”④

初次与董慧文见面,董慧文告诉他,凌汶让陶小姐向外面捎了一封信。他马上意识到 “信被敌人换掉了”⑤。

“他猜想敌人早已监视了诊所,说不定诊所周围埋伏着大量特务。”⑥

“与那些人接头时,他几乎从不事先约定。他有自说自话闯进别人家里的习惯,或者是工作的地方。”“甚至是别人家女儿的闺房里。”⑦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道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⑧。

“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⑨

尼采的查拉图斯特科的影子,在21世纪的初叶,被孙甘露先生巧妙地移植,映射、烙印、叠合、变形、浮游在他精心创作的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中的陈千里身上。小说中的主人公陈千里的形象,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红色革命斗争中的一个深入虎穴、孤胆英雄式的人物。但是,他的身上确确实实透露出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 “唯意志论”“权力论”“超人论”,这些非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家的精神气质。包括作品中反革命分子特务头子叶启年的身上,也程度不同地带有非理性的,权力意志论的色彩现代主义。

这种借用现代主义尼采的 《查拉图斯特科如是说》中的主人公查拉图斯特科命运的叙事形式,压模 《千里江山图》的主人公陈千里、叶启年等人命运发展的逻辑层次,给这部小说披上了一件现代主义薄如蝉翼的纱衣。

肯定的红色革命历史叙事,否定的 “超人”形象语境的模拟,反向情感机制表达的结构形式,未能在一种反映历史本质的规定性下,达到艺术审美的有机统一,致使叙事手段和叙事目的发生了一种间离、游移、错位,造成了认识上的模糊。

二

受到福柯的影响。

福柯认为,现代人生活在监狱般的牢笼里,直言是言说真理的人与其对话者之间的“游戏”。“真理游戏”与 “人生合一”的观点,是这部作品表达思想的形式之一。

国民党反动派特务 “抓了六个共党分子,其余跑了”①。

敌人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抓捕更多的、更重要的共产党人,把这 “六个共党分子”从监狱里又放了出来,企图利用这六个共党分子在监狱外面的活动做诱饵，以达到把上海党组织一网打尽的目的。

游天啸对叶启年说:“他们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房里,我们的人在周围看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能全部捉拿归案。”②

陈千里 “隐约感觉到自己身后也有人盯梢,敌人并没有释放这些同志,他们只是从有形的监狱转移到无形的监狱中,这座无形的监狱比龙华看守所更危险,外面的敌人很难看清,内部的敌人更加难以分辨”③。

这是作品故事情节发展的起点。由此,作品围绕赌博场上的玩具——— “骰子”,展开了戏说人生、戏说历史、戏说真理的叙事。这里的 “骰子”是道具、意象,是言说的领起、依托,是思想的隐喻、象征,是党组织暗地联系的方式,是人物身份的符号,是中国叙事和西方叙事的媒介。由此,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叙事,在历史主义的危机下,拉开了现代性 “词语”与 “意义”矛盾的话匣子。

田非 “他又摸一下右边的口袋,骨牌也在里面”④。

“每个人都从口袋里摸出几只骨牌,放在桌上。”①

“桌上多了一对骰子,他把骰子拿起来,放进口袋,定定神,刚想开口说话,房门被撞开了。”②

“看到游天啸摸出一堆骰子,大家都愣住了。”③

“要是进来三个就更好了,可以凑一桌麻将———”④

“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一个游戏———”⑤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⑥

“‘你有没有在陈千元身上看到一对骰子?’

‘骰子不是你拿出来了吗?’董慧文反问道。”⑦

“他还问有没有看到一对骰子。”⑧

“游天啸把卷宗放在茶几上,坐在沙发上时,从裤袋里掉出一对骰子。”⑨

“所有同志决心已定,骰子事暴露,有内奸。”

“最初只有老方知道骰子,但他没有来开会。”

“这几天,意大利山卡罗氏歌剧团在卡尔登上映 《图兰朵》。” “它说的可是中国 (三个谜语)的故事。”“画上有一个尖下巴的中国女人,背景上隐隐约约的是一些中国式的宫殿。”

“游天啸领着人冲进会场时,他自己拿出一对骰子放在桌上,装出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纸条上写着 ‘内奸’‘骰子’,还乱七八糟的画了一些谁也认不出是什么的图案。”

“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

“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一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①

“易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骰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②

“没有提前告诉大家,陈千里笑着说,是因为担心你们事先知道,演得就不那么像了。”③

中共的特派员名叫林石,“他自己的代号叫 ‘老开’,在扑克牌里是第十三张牌”④。

“所以站长 (叶启年)有难处。抓共产党没有问题,假装共产党就没有那么容易安排。你要找几个亲信,让他们混在行动人员中,引导大家配合演一出戏。”⑤

“凌汶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欺骗老肖,让老肖把情报透露给他。”⑥

“他打算也给卢忠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没有到过广州,没有看见过莫少球和老肖,也不知道凌汶突然失踪了。”⑦

“戏演得很糟糕,不这么做瑞金来的交通员不会相信。”⑧

“卢忠德随即是其中之一,这枚提前布局的棋子,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⑨

“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忠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

“这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他不仅需要猜到对方下一步会做什么,而且要猜到对手是如何猜想他的下一步。”

“下午开始的西联会甲组第二场已赛至下半场,陈千元喜欢看球,但他们俩今天到这里约会,却由董慧文提议。”

“这手牌实在太大了。往大里说,只要打好了,你们的 ‘剿共’事业就完成了一半。我担心的倒是你老易打不了这手牌,却白白的让我当了一回叛徒。”

“在正元旅社那间密室里他对卢忠德说,拿浩瀚当诱饵,钓出陈千里秘密上船的地点,这一局他觉得本下得太大了。”①

“现在,卢忠德打算正式放出诱饵,不过在那之前,他要先讲一个有关老方的故事。”②

“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 ‘钓饵’,为了把 ‘钓饵’直接下到叶启年、卢忠德的嘴边,卫达夫故意被特务抓去,假装叛变。”③

“凌汶消失以后,他可以演一出戏,让老肖把情报透露给他。”④ (卢忠德给陈千里演戏)

“他打算也对卢忠德演出一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⑤

“戏演得很糟糕,不这么做瑞金来的交通员不会相信。”⑥

“陈千里望着黄浦江右岸。天地变得越发黑暗。他知道那些同志马上会被敌人逮捕,还有千元,为了 ‘千里江山图计划’,他们义无反顾,勇敢地让自己成为 ‘钓饵’,为了把钓饵直接下到叶启年、卢忠德的嘴边,卫达夫故意被敌人抓去,假装叛变。”⑦

在这里,红色革命历史叙事表达思想的传统形式,遭遇到了福柯后现代主义叙事表达 “真理游戏”与 “人生合一”的文本形式。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与追溯权力和控制的历史发生了交错。“骰子”在游戏中的变化是无规律可循的,每一次重来,都是一次重新“洗牌”;每一次洗牌,都是理性制造混乱的游戏;每一次结局,都是上帝之手的命运安排。“骰子”是非理性的象征,无规律的表演,是偶然性的兑现。在这里,有人说命运的巧合,有人说运气的爆炸,有人说左右在夹章,有人说直觉能单调,有人说拿着手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别人的……

“骰子”,本是八卦易象、生肖数术的演绎。这里的 “骰子”,是掩盖地下党组织秘密活动的武器,是红色革命党组织秘密联系的暗号,是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它抓捕共产党人的凭证,又是作者移植福柯 “监狱理论”“真理游戏”的道具,也是连接历史主义与现代主义的黏合剂,是拼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糨糊,一祖三宗,一石三鸟,一隅三反,一板三眼,用福柯理论的移植、渗透、嫁接,消解理性文明与自由天性日趋相悖的压力,把现代精神的困惑者放在一个时间———瞬间, “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中,是作品的深意。

福柯 “监狱理论”“游戏真理”,用人性消解着人的阶级性,用现代性消解着历史性。用后现代主义消解着历史主义,消解着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结构,消解着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精神,一场血与火的生死斗争,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政治较量,被装载在一个 “戏说”“侃聊” “猫捉老鼠”的游戏之中。作者旨在探索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荒诞与实在、词语与意义,二元对立,相向而行,逆向互照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作者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立场上,透过阶级斗争的烽烟，在人的社会属性中映出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历史精神中映出人的时代精神，在人种面临灭绝的危险中，映出民族集体主义的智慧和力量；没有在情感反向机制表达与历史本质正向映射的 “节律”中找到过去和现在的 “图式”；《图兰朵》“三个谜语式”的东方元素,没有稀释 “普契尼天鹅之乡”西方叙事的语境,江南民歌 《茉莉花》的旋律,没有融进 《今夜无人安睡》的低音浅唱之中。

三

受到克尔凯郭尔的影响。

克尔凯郭尔关于瞬间现象的生存论认为: “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首要问题是要摆脱“此时此刻”“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他把人生绝望放在瞬间的时间中,表现人在瞬间的时间中思维断裂、精神震荡、眩晕、失重、恍惚、惊悸、颤栗、焦虑、烦躁以及持续不断地、“非此即彼”地艰难选择面临三种绝望。

克尔凯郭尔的这种思想成为作者表面历史真实客观性的外在特征。作品是这样开篇的：“腊月十五,离除夕之夜也就十来天。大约九点三十分，卫达夫走在浙江大戏院门前，对面就是四马路菜场。”①

“上午九点四十分，世界大旅社屋顶花园。游乐场看起来有些萧条，冬日阳光照在转台上，几匹木马垂头丧气，油彩剥落处看起来特别显眼。”②

“十点差五分。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狭窄的夹弄。”③

“接近十点,一辆汽车停在菜场斜对面的街角上,有人凑近车窗,小声朝车内说了几句话,随即快步离开。”④

“十点左右,来参加会议的人陆续进入房间。”⑤

“上午十点左右,申新旅社日班茶房老陆把客人送进二楼房间。”①

“晚上七点不到,同福里弄口已经被燃放的鞭炮炸的烟雾腾腾。”②

“过了十来分钟,林石按了一下电话,”③

“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④

“贵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十点五十分。”⑤

作者在时间的叙事中,有意地用瞬间突出时间的即时性、准确性,有意用瞬间隔段时间的连贯性,有意用瞬间剖析时间的心理性:“太阳很好,有一瞬间他心里突然生出一点空虚。”⑥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⑦

“有那么一瞬间,他好像闻到了金条的气味。”⑧

“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想法在叶启年的头脑中掠过。”⑨

“叶启年脸色铁清,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气。”

“只是一瞬间,叶启年就像燃尽了蜡烛开始消蚀坍缩掉。”

“他失去了时间感,觉得这个过程无休无止,甚至可能永远也不会结束。”

“但他忘记了时间,连刺眼的亮光突然熄灭到现在有多久,他也有点模糊了。”

这种把时间定在了时和分的刻度,再把空间定在了 “地理志式”的街道、马路、巷子、弄堂、茶房、旅社的状态,定点的时间在定位置的空间,自然化地透射出克尔凯郭尔 “生命生存论”人性分析的精神闪光。

作者有意突出时间的瞬间性,是为了给历史的叙事涂上一层在场的、现时的、客观的、真实的色彩。其实,谁都知道,这里的时间是作者虚构出来的时间,不是当年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的时间。虚构的时间覆盖了当年历史发生的真实的时间,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性质被克尔凯郭尔的感官听觉叙事所冲淡,后现代的语境对历史真实的时间,历史真实的精神,历史真实的本质,无情地进行着现代性的割裂、拷问。瞬间镜头的切换,断裂性地跳跃,切断连贯性的知识认知,表现出一种鸵鸟埋头式的叙述。作品在精神气脉断裂、思想头脑眩晕、心灵情感失重的震荡、破碎中,表现现实与心灵、自我与他我、自律与他律、情感与意志、理性与非理性 “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

凌汶是这种思想感情的化身。她失掉了自己真正的爱人,又被 “组织上”派来了一个 “假丈夫”。她认为自己的生活呈现出一种 “没有现在”的断裂状态,她只是生活在过去和将来之中。她的精神时时刻刻处在假扮、掩饰、防范、做作、警惕、压抑、忧郁、焦虑、敏感、多疑的两难选择之中。

陈千里在执行任务的途中瞬间突变,从一个任务转换成另外一个任务。这任务的转换,象征着人生命运方向性的转换,象征着人生命运是非自己能够把握的一种客观意志。瞬间的转变,没有给陈千里这位天才的政治革命家、超常的智慧和力量的人带来丝毫的困扰,他完全凭借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在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道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的重要领导人。

时间在陈千里的生命流程中,叙说着 “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英雄传奇故事。作品最后说陈千里在记者的眼里,“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这种人生命运结论性的表述,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被假定已死的过去。它暗示着某种事物已然消失,却又不能确定随后而来的将会是什么? 似乎在说20世纪70年代末现代性观念在思想界现身后,旧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发生变化后,如何坚持和维护这种刚刚获取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一时成为 “精神的断裂”。

作品中的时间———瞬间的情节设置,矛盾处理,情感表达方式,把人的语言表达威逼到了一个 “失语”的空间。失语的时间是无处不在的,四处弥漫的,无知扩张的,无觉存在的,漫无边际的,淹没一切的,洗涤污垢也淹死幼童。这里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与文学的时间相向而行,但中间是断裂的状态,这种断裂是一种间隔,这种间隔是一种生命感伤的悲剧与历史乐观主义精神的间隔。西西弗式悲剧的时间与 “夸父追日”的时间在东西断裂中并立,在矛盾中互逆 “失语”。那是一个连正常的口语传达都无法正常交流的历史时间,那是一个虚构的历史时间,那是一个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时间被克尔凯郭尔的生命悲剧的时间切断了革命主体性叙事的时间,那是一个血腥的时间,那是一个死亡的时间。

叶桃死了,欧阳民叛变的消息一时难以传达出去。

老方在掩护中央特派员陈千里撤离时,与敌人搏斗中死了,临死前他让陈千里照顾好自己的儿子。老方的儿子在与敌人搏斗中也死了。

无名氏,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情报网成员,潜伏在租界巡捕房。为向正准备召开秘密会议的中共地下组织警示,1933年1月4日牺牲于上海四马路菜场。

林石,代号:老 K。中央特派员,1933年2月8日,在上海繁茂昌煤栈工人宿舍与特务搏斗中中枪,后经抢救无效牺牲了。

凌汶,1933年2月2日,在广州豪贤路中央地下组织交通站原址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梁士超,红军指挥员,在上海疗伤期间参加上海地下工作。1933年4月4日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田非、秦传安等中共地下组织成员,1933年4月4日均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

陶小姐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向外捎的信被敌人截走了,监狱里边的情况无法向外界传达出去。

卫达夫是 “死间”,叙事是断裂的,缺乏中间环节的必要交代。

“小桃园”中叶启年与孟老的谈话不欢而散,叶启年杀死孟老的情节设置,也是中断的。

陈千里下了贵生轮走上吴淞口,与卢忠德见面的时间,是卢忠德认为自己可以继续潜伏下去的时间 (时间停止在他杀害凌汶的那一瞬间)。

作品中的时间,一会儿是自然的时间,一会儿是历史的时间,一会儿是客观的,一会儿是主观的,一会儿是新历的时间,一会儿是旧历的时间,时间在新旧交替、主客混杂中是无处不在的,四处弥漫的,无知扩张的,无觉存在的,漫无边际的,淹没一切的,洗涤污垢也淹死幼童。这里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与文学的时间相向而行,但中间是断裂的状态,这种断裂是一种间隔,这种间隔是一种生命感伤的悲剧与历史乐观主义精神的间隔。西西弗式悲剧的时间与 “夸父追日”的时间在东西断裂中并立,在矛盾中互逆,精神内心的紧张、恐慌、自卫、防范、逃脱,在瞬间历史化了。它们是心灵深处不易觉察的神秘波澜,是捉摸不定的印象的混沌,是被放大了的微妙的想象,是思想和感觉的自由发展,是大脑和心脏天马行空的旅行,是神经的奇异活动,是血液的窃窃私语和骨骼的迫切恳求,是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微妙、自由、天马行空、无意识———这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用现代主义的语境叙事的简明纲要。

四

受哥特文学的影响。

哥特文学的故事,一般表现的是荒原、黑暗、监狱、古墓、旧堡、残垣断壁、荒冢卧碑、秃鹰白骨,极端环境下超自然力的传奇能量,英勇男主角 (王子、骑士、警员、侦探、特派员)在诡异危险环境中,用超常的智慧和力量,打败妖魔鬼怪 (或者反对派),救出美丽的女主人。

该作品的故事背景发生在白色恐怖极其险恶的斗争条件下,代表着正义、光明力量的共产党人被代表着黑暗势力的国民党反动派所迫害。共产党人在黑暗势力的包围下,秘密地从事着创造民族光明前途的活动。国民党反动派、汪伪政府,在青天白日旗的飘扬下,明目张胆地从事着肮脏的政治交易。这里黑暗与光明颠倒,魔鬼与仙子同在,现实与历史交接,诡异危险环境与超自然力的传奇能量混沌,最终善战胜恶,美战胜丑,真战胜假的结局,表现出哥特文学的叙事风格。

凌汶为了寻找她的爱人龙冬的踪迹,把临出发前老肖对她的嘱托 “任务紧急,刻不容缓”忘得一干二净,掩饰不住地问莫太太:“你说报馆街能找到旧报纸?”①

她来到了寂静无人、死气沉沉的豪贤街天宫里后街二十三号,那是一个凶宅,半疯半傻的七姑、幽暗的地下室、地下通道堆满的杂物、楼阁、迷宫般的长廊、旋转的楼梯、黑暗深处,趴在圆木栏杆上的野猫突然一声叫,令她胆战心惊。黑影、月光、摇曳的煤油灯光,“风从趟栊门吹进来,煤油灯忽明忽暗”,亦步亦趋地摸索着前进,超自然力量震慑人的主观意志,给人以阴森的、毛骨悚然的感觉。

“堂屋房梁上挂着一排草席,上面全是蛀洞和蜘蛛网。易君年拉了一下绳子,整排草席前后摆动起来,落下许多灰尘,房子几乎全空了,只剩下一些残破的桌椅。”②

此时此刻,凌汶的心里既孤独、害怕、焦虑、颤栗、恐惧,又猎奇探究,凭直觉一意孤行,不确定,茫然执着地向前走。 “在黑暗中她停下脚步,震惊地望着对面这个人形,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易君年一把拽住她,把她拉进了底楼后面的尾房。那间没有窗户的巢穴背后是厨房,灶台一角裂开了,铁锅里有几片枯叶,两块碎砖。厨房后墙上有一扇门,易君年打开门,外面也是一片黑暗。”③

“她总是无法摆脱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不知从哪里,龙冬一直注视着她。走进这

套房子,那种感觉愈发强烈。……她有些震惊,又有些恍惚。”④

这是一个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克尔凯郭尔的思想影响下,受哥特文学影响,表现灵与肉、家与国、爱与恨,在诡异危险环境中,用生命直觉叩问生命价值取向的人物形象,也是一个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成的人物形象。作品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 “和声”中,出现了一种不协调的音调:身在 “革命队伍”中,心在 “爱情至上”里。“声”在红色革命历史叙述中,“音”在现代主义的节奏中。现代主义叙事语境的借鉴,与红色革命历史叙事主题陈述的分离,使这个人物身不由己地从失恋、寂寞、孤立、痛苦、焦虑、恐惧、动摇、暧昧、怀疑,走向冒险、探索、寻求、绝望的渊薮之中。

她是一个沿着克尔凯郭尔论述的 “人生三个绝望”的道路,走完自己的人生道路的。第一个阶段是审美阶段,革命加爱情。第二个阶段是失 “真”扮 “假”的道德判断阶段(她失去和龙冬是真夫妻,和易君年是假夫妻)。第三个阶段是宗教阶段,她在算命老头跟前抽到的第七十三号签,“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①,带有明显的宗教象征意义。

在黑暗深处,陈千里怀着忠诚和意志,双目炯炯地窥视着流萤和闪烁不定的星光,盘算着下一次的行动。他是劈开黑暗世界的一把利剑,划过夜空的一道闪电。他的血液和骨髓里回荡着 “超人”的音律。

这是一部杂糅性的叙事作品。尼采说 “上帝死了,”福柯接着说: “理性人也死了”。克尔凯郭尔所抨击的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自身腐败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整个西方文化危机的表征,是整个19世纪末西方文化转型的结果。哥特文学表现出抑郁对哀悼仪式的崇尚,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削弱,必然走向断层。在 《千里江山图》中被简单地、机械地、生硬地拼贴焊接在一起。

五

用 “命名”对本质、意义进行质疑。

后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判,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言说文字不能表达主体精神,用 “言不尽意”钻人的 “名字”和 “身份”的牛角尖,反映社会变态中的身份危机,表现现实生活中 “非此即彼”的、无法摆脱的两难困境造成的艰难选择。进而用名词对现象与本质释意的不确定性,拷问历史的本质。

《千里江山图》用假名、化名、冒名顶替、张冠李戴、变换身份,以适应 “游戏真理”“游戏人生”叙事的需要。用一词多义、一字多声、同音异字、异字同音、语义隐喻学的特点,稀释历史主义危机下红色革命历史叙事本质特征,给作品的价值投向蒙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面纱。

“在党内,谁都知道使用这个工作化名的领导同志,他常常用这个名字在 《向导》周报发表文章。”②

“一个做秘密工作的人,可以有好几条线路,在每一条工作线路上使用不同的化名。”③

“白区工作没法为同志建档案……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组织条线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内,互相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①

特务分子卢忠德冒名顶替革命者的名字,混进革命队伍,化名叫 “西施”。 “西施”本来是革命者龙冬的化名。龙冬被杀害后,他盗用了化名。 “西施”名下还有第三个人———崔文泰。

“有人读了凌汶写的那部小说 《冬》,……她把自己和龙冬的名字赋予了他们。”②

游天啸 “他把那辆挂着司令部军牌的汽车停在枫林桥,步行出了华界,到云绿车行另租了一辆车门上用油漆喷着 ‘云绿车行’字样的车”③。

“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字。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只言片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这个名字。”④

“特工总部、党国、中共秘密计划,这些词语日日夜夜萦绕在他的头脑中,但就在片刻之间,它们都失去了意义,连咬牙切齿的仇恨也变得好像十分遥远了。”⑤

“把易君年调到上海前,上级把联系方式、暗号和这个化名交给他,让他到上海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老方接头。至于在广州时他使用什么名字,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起,当然他不能说,事关组织工作纪律。泄露从前的名字,可能会危及那些仍在原系统工作的同志。”⑥

“龙冬牺牲时,欧阳民被捕,端午节后欧阳民做了叛徒,直到这个时候,叶启年才决定让卢忠德假冒易君年在报纸上发布假消息。”

“龙冬才是易君年?”“易君年是一个假名字,工作化名,原本应该由龙冬同志使用,他使用这个名字预订船票,预定到上海住的地方。在上海他也会使用这个名字与人联络。”

“卢忠德冒用的这个名字,我们就没有人能够发现吗?”⑦

“后来龙冬告诉她,那种琴叫ba-la-lai-ka,他一个音一个音的教她说这个词,又说那首曲子叫tum-ba-lai-ka,就是弹奏这种琴的意思。”⑧

“楼道里传来乐队演奏的声音。这首曲子游天啸很熟悉, ‘肚皮上有一只蟹’———他偶然也跳跳茶舞。他当然不知道真正的曲名叫Ibelongtoyourheart。”①

这是一首颇受80后喜爱的欧美舞曲,英语翻译成汉语有多种译法,“我属于你的心”“我爱你”“你在我心中很重要”…… “heart”含有 “红桃 K”的意思,如果用化名 “老开”的名词、概念去理解这首曲子的名称,就把这首歌曲的真意理解反了。引申林石的化名叫 “老 K”,文本命名的叙述意义就是另外一层意思了。

“他很喜欢这支枪,人家不叫它枪牌手枪,他却常说,其实应该叫手枪牌手枪。”②

“濠弦街,又叫做濠贤路,但广东人喜欢叫他原来的名字濠弦街。莫少球解释了两个听起来一样,字却不是一样的路名。”③

“两道围墙之间有一条煤渣小路,因通往日侨聚居的千爱里,这条路就叫成千爱路。”“院庭里种了不少樱花树,‘千爱里’就是从樱花的英语读音来的。”④ “千爱里”和 “樱花”在中文中是马风牛不相及的两个名词、概念。

“黎叔把那枝茄力克放进柜台后的一只木匣里, ‘我早说过卢警官遇见她,就是花旦见小生———夫呀’,梁士超告诉陈千里,戏台上广府白话,夫、苦同音。”⑤

作品通过凌汶的 “汶”、濠弦街 (濠贤路)的 “濠”等文字结构形式的不同,一字多音,同音异字,把中国语言文字的多意性、多音性的功能引向 “言不尽意”“世界是文本”的方向。

在这里,名不副实,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而言他,断章取义,拐弯抹角,囫囵半片,成为作者应用语言文字本身的特征,否定 “命名”揭示事物本质的意义。

陈千里第一次和老方接触,通过剃头镜子,看到镜子里的老方,也看到身边真实的老方。

“新闸路楼上的厢房,他坐在窗下,她坐在梳妆台前,他们在说话,他看见两个她,

一个在面前,一个在镜子里。”⑥

在红色革命历史叙事 “失语”的历史背景下,面对 “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叙事主体发出了时代对历史的质疑:“世界是文本”的? 还是 “人本”的?

后现代主义认为,我们被监禁在语言的牢房里。语言的意义系统充满了破碎和自相矛盾性。知识、名词、概念、命名,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认识客观世界的意义。语言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真实地认识客观世界意义的途径和手段。他们企图用一种超验的武器寻找经验的主体，用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魔的旨意，升华、凝定,消解上帝的神圣，用新历史主义解构历史主义，用词语、概念、命名、正名的焦虑，表达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无解。

六

明显的非理性倾向。

当理性受到非理性冲击的时候,有两个价值投向:一种是积极地清洗理性中滞后的、残留的、僵化的、陈旧的思想观念,一种是消极地否定理性创造文明积累下来的一切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把非理性上升到一个主宰人的认识事物的主导地位。该作品似乎更多地倾向于后者。

崔文泰 “那天他给一个地下党组织秘密机关送信,出来以后,发现背后有人盯梢,不知怎么回事,他一下子就决定了……站在盯梢的小特务面前,对他说: ‘我有重要情报,我可以向你们投诚,但必须见你们最大的官。’”①

林石 “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

夸张的手势,说话时使用的词句”②。

“最让易君年害怕的就是她 (凌汶)那些毫无由来的直觉,多年来他一直也没有战胜过他们。她好像总能提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刚想对她说一句什么,还没有等他说出来,她就开始打岔。她的那些直觉———你也不能说她不对。”③

“他凭直觉就猜到那下面有金矿,挖出那条矿脉,有可能对中共地下组织造成毁灭性打击。”④

“其实他忧心忡忡,脑子里一刻不停,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也许他不该让凌汶和易君年来广东,太相信直觉了。”⑤

“我和他是同事,在南京,你听说过叶老师吗? 陈千里跟随自己的直觉试探道。”⑥

“陈千里印证了自己的直觉,”⑦

“在紧急时刻,他 (陈千里)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陈千里一下子能把内奸的对象锁定在易君年的身上,靠的是直觉。

银行取金条的成功,依赖于崔文泰企图 “独吞金条”的直觉造成的影响。

这里的直觉,成为作品中故事情节的发展、人物形象的塑造、主导性的元素。这里的直觉是原始本能的、先验的、直接挤压着理性,统摄着理性,主宰着理性,左右着理性。我们不否认这种感性直觉认识功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我们强调的是,人的直觉是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经验理性的 “前意识”。它其中渗透和充盈着经验理性的生命基因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积累、发酵、繁殖,促使智商不断地增长,达到饱和状态后,复归于经验理性在感性认知情商领地的 “大爆炸”。这种经验理性引爆感性情商的爆炸,产生的瞬间起悟,茅塞顿开,灵感一闪,是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

该作品中的直觉,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人在原始本能冲动下的一种无意识。这就把人的历史活动放在一个野性活动的区域里,进行非理性的历史性的叙事。红色革命历史的文明创造被放在了一个脱离了人性,人的社会性,人的阶级性,人的政治性,人的审美性的区域内,显然,这是有悖于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本质的。

七

生命感伤的虚无。

该作品在 “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咏叹中,把历史主义的陈述引向了生命感伤的虚无。

“今天开映 《海外鹃魂》,主演是金焰和紫罗兰。他觉得多半不好看,一个电影,总共三个主要角色,到最后三个都死了。……他心神恍惚地琢磨着。”①

“电梯门一开就听见舒伯特,他辨出来是 《未完成交响曲》。他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地面铺着拼花瓷砖,淡绿色底子,上面有锯齿形方块,却看不清究竟是什么颜色。”②

“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③

“走进玻璃转门,步入饭店大厅,脚踩着羊毛地毯,游天啸顿时有些自惭形秽。他穿过一条走廊,巨大的古铜色雕花吊灯高悬头顶,灯光照射着墙柱上金色的花纹,他觉得自己好像进了一个迷宫。走廊通向八角形内庭,拱形玻璃的色彩变换不定,游天啸目迷五色,他仰着头,发现向左一步,玻璃变成了乳白色,向右一步则变成靛蓝,往前几步,同样一片玻璃却又闪烁着橙色光芒。”④

“易君年在杀死凌汶的时候告诫她说:‘你没有现实’。‘过去只剩下尘土,吹一口气就全部都散了。我们见过多少人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过去,变成了尘土。’”①

“直到这名特务吐出最后一口气,眼神里那些愤怒和不解渐渐消散。”②

“从前,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叶老师也是个行动派。他游历各国,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者的暗杀活动,还有各国政府和殖民地的秘密警察组织。他得出结论,未来的世界属于特务。”③

“陈千里想,一个人出于某种目的,可以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些人像变色龙,随时可以变换身份、立场、外形、语调,甚至个性。他可以在不同角色间来回变换,就像穿上或者脱下一件衣服。”④

“戏已过半,检修员不知去了哪里,通往楼座的门大开,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他悲伤的声音,他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⑤

“‘没事的,比赛我也看不懂,我是来看人的。’陶小姐说着朝董慧文眨眨眼睛,好像已经忘了之前想要说什么。”⑥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

“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⑦

“1979年……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陈千里却变得那么的迟钝、木讷,“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⑧

把当年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为了躲避敌人的屠杀,用化名、假名、笔名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从事革命的秘密活动,与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的 “命名焦虑”“文字演绎”联系起来,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当下、在场的生命生存美学的角度,对历史主义危机下的红色革命历史叙事中渗入一些生命、生存、生活上的感伤情调,这无意间给作品蒙上了一层虚无主义的色彩。

作品讲述的是一个 “生”与 “死”的故事。以叶启年为代表的他们,表面上看是操生死大权的生者,其实他们是代表着行将灭亡的死者;以陈千里为代表的他们,表面上看是随时有可能被敌人杀死的 “死者”,其实他们是开创未来新世界的生者。这种生中有死,死中有生,生死颠倒的叙事方式,是作者装载新历史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隐语和暗示。

“上帝死了”!尼采在焦虑中呼喊。

弗洛姆感叹:人,愈自由,愈绝无选择。

宾格勒认为,19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没落时期。

阿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阿诺德·约瑟夫·汤恩比认为,历史文化有神秘主义的东西。

在这种历史主义危机的情势下,红色革命历史叙事如何紧按时代的脉搏,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兼收并蓄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壮大自己,成为时代的一个严峻课题。

八

去生活真实。

表现生活的真实性,是文学审美表达的第一要素。

该作品游离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由于没有找到这二者之间在表现历史本质上的审美形式,没有找到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不满、放逐乃至批判的 “合理内核”,因此,在选择生活真实的叙事中,倒向了 “去中心”“去意识形态”“去宏大叙事”“去生活真实”的一边。

凌汶是龙冬的爱人。龙冬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成熟的、杰出的、优秀的领导干部。他 “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甚至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①。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为龙冬的爱人———志同道合的凌汶,应该与他有比较接近的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兴趣爱好、理想追求。她是他心中的女神,他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她和他各自是对方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凌汶是龙冬的 “另一半”。这是人类男婚女嫁的正常秩序,生活真实的真实反映。她不可能是一个与龙冬相差很远,靠直觉判断,凭感情办事的人。她怎么可能贸然让只有一面之交、毫不了解的陶小姐给外面党的地下组织捎信?这既不符合她的身份、性格、思想,也不符合生活的真实,在敌人的监狱里,怎么能找到写信用的药纸、笔、信封、胶水呢?

叶桃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她是陈千里的恋人,又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叶启年的亲生女儿。(她早年失去母亲,一直是她的父亲把她一手拉扯大)。面对父亲和恋人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政治立场,她在这 “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中,如何选择? 作为常人,她在道德的评价上,心中是怎样的纠结、撕扯和熬煎? 作为革命者,她在历史的评价上,又是怎样义无反顾地从 “本我”走向 “超我”?这二者在人性的理性选择走向审美判断中,又是怎样表现与历史本质的统一之中,又是怎样从一个自然人走向一个社会人的心路历程?其中人性中的善、爱与美,在一个杀戮与血腥的时代,怎样踏着血泊,背负着沉重的道德重压,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含泪选择了 “弑父情结”,选择了人类理性创造文明的道路? 这是作者要正面回答的。然而,作品却没有回答。

叶启年是一个国民党的高级特务,他面对的女儿叶桃和学生陈千里,由 “爱”发展到 “恨”,这里的 “恨”是两种不同的 “恨”,对女儿是 “恨”铁不成钢,对学生是 “恨”其抢夺自己心爱的女儿。这两种 “爱”“恨”怎样统一在叶启年人性的热情与政治的热情之中? “父爱”和 “师爱”在社会历史变革的政治斗争中,在特定情景的规定下,怎样通过矛盾的处理,统一在生活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的基础之上?作者没有触及。也由于这一点,作品把这个人物标签化了。

陈千里面对他的弟弟陈千元的感情处理也是这样:“林石望着陈千里,有些看不清坐在他床边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冷静,条理清晰,甚至连亲弟弟身处险境也不动声色。”①

“陈千里有点恍惚,心中柔软,这种感觉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他克制着,慢慢地考虑着别的事情。”②

他不想回忆他和陈千元、叶桃在一块的日子里的那些事。“他不想回忆,也许还没有到可以回忆的时候。”③

这里的描写和叙事,完全从抽象的政治出发,用意志的、忠诚的、理想的信念,超人的、政治的、革命的社会性代替人性的、生活的、自然的、真实的情感。这里的人,只有人的社会属性,没有人的自然属性,只有革命性,没有生活性。

在 《老方》一章,敌人设计在兰心戏院的斜对面,普恩济世路口的一家包子铺的门口,抓捕方云平和浩瀚同志。方云平说: “我一到那里就感觉情况不对,马路上闲人太多,一大清早,街上那种打扮的人不应该有那么多。我远远看见包子铺门外的桌子是空的,没有人坐在那里。”④ 这种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情节描写,把敌人想得太简单了,既然是密谋设计 “诱入”逮捕,敌人的生活环境设计,不可能轻易地让人识破。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典型细节的现实主义的真实,在现代主义 “超真实”的叙事中,走向了一种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失去的精、气、神,乃至走向变形、夸张、荒诞和虚无。

在 《小桃源》一章,“说老孟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①。“老孟回道,‘两党之间原是意见之争,本不至于杀人。短短几年,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其中缘由,国民党以大欺小也是有的。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也就分不清了。’”② 像老孟这种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出身,此时此刻怎么能够变得如此的彬彬有礼,通情达理,言之有理? 作品没有生活真实情景的交代。

作为训练有素,隐藏很深的特务卢忠德,去小商店买名牌香烟 “加力克”, “春风满面,身旁还挽着小凤凰”③。小凤凰 “晚上给他收拾箱子,看到了旅行社舱单,上面写的名字不是他,姓易。”小凤凰问他,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 “假名”。小凤凰的存在,和她对他的行为方式的发现,这对于卢忠德是一个致命的、危险的存在。作品中说,卢忠德仅仅威胁和恐吓了小凤凰,还让小凤凰等他回来。④ 这不符合特务身份,思想认识,情感处理的生活真实性。

至于说,“民国十八年,端午节是六月十一日,《广州民国日报》十三号发消息,说九号晚上,潜伏在公安局内的共党分子卢忠德被枪杀。可是到了十一号端午节,这个黎叔却见到了卢忠德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从公安局出来,好像遇见了什么好事”⑤,这种八面露风、顾此失彼地描述,表现出作者在真实与荒诞之间的无力把握。

小凤凰作为卢忠德的情人,也应该是一个不简单的人。戏子无情,一旦有情,非同常人。她面对陈千里的突然闯入,试探、冒诈,怎么能简单地交代出她和卢忠德的交往,怎么能轻易上钩。其中都缺乏一种生活真实的铺垫。

历史的叙事要求客观、真实,准确、规范、科学。文学的叙事要求虚构、幻想、想象、抒情、审美。历史小说创作是这二者的有机融合。但是,这里的结合,不是简单的、机械的、1+1=2的相加,而是1+1>2的结构主义在 “二律背反”“相克相生”对立统一基点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审美创造;是在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 “黄金分割点上”,坚持真实与虚构辩证统一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生活的虚构中表现生活的真实,在生活的真实中映现生活的本质。文学的虚构性是映现历史真实的一面镜子。在这里,文学的虚构、想象、幻想,深深地扎根于人性的历史化与历史的人性化之中。用生活真实的情感滋养、培育、发现历史真实和历史本质二者存在的血肉关系,用发现存在的这种血肉关系,审美地牵引住文学虚构的这只 “风筝”,使其高高地翱翔于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的万里长空。

当现实主义叙事的这只 “风筝”，遇到鲍德利亚 “超真实”理论风暴时，由于 《千里江山图》的虚构丢掉了从生活的真实走向历史的真实，丢掉了反映历史的本质的 “艺术情景规定性”，丢失了建立在经验理性基础上的中国精神、中国叙事，未能让审美的感情沿着 “生活真实的垫脚石”，跨越模糊、包容、涵盖、虚构、扭曲、象征、暗示、隐喻的“台阶”———走向审美理想表达的高地，这就大大地削弱了该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九

淡化历史本质。

酉阴野史在明代万历三十七年创作的 《续三国演义》 (又称 《三国志后传》),梅溪遇安在清代乾隆五年创作的 《后三国石珠演义》 (又称 《石珠》),俞万春于道光年间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 《荡寇志》 (又称 《续水浒》),都是历史的叙事,但是,多数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认为,《续三国演义》《后三国石珠演义》《荡寇志》这类历史叙事没有表达出历史的本质,历史的本质不是胜王败寇。

历史的本质,是人民群众创造文明的本质,是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社会化、历史化、文明化、进步化的本质。恩格斯关于悲剧的本质的论述,已经贴近了历史本质表达的文学形式。

历史小说的叙事,是反映历史本质的艺术形式。敬畏历史真实、历史本质、历史规律,是任何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应有的态度。从文学创作的规律出发,由表现生活的真实,到表现历史的真实,到表现历史的本质,到表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本质,这是红色革命叙事的本质。这是任何一个红色革命历史小说创作者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小说创作,要从中国红色革命走过的历史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出发,表现社会是底层普通劳动者社会革命的诉求,表现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打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创造历史文明的社会变革的形式。其中包含历史主体、历史主流、历史主导、历史主力、历史目的、历史的运动、历史的秩序、历史的趋势构成的诸多因素、缘由,特定的时空,特定对象,特定环境,特定的场景。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审美表达,要围绕这些因素、缘由、时空、场景,总体合成内在凝聚力,形成一定的核心价值投向。用这种核心价值投向采撷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统一的艺术真实特定情境,诠释历史文明发展的趋势。这是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小说反映历史本质的路径。该作品在文学的叙事与历史的叙事相结合的过程中,文学的虚构淹没了历史的真实堤坝。文学的虚构、想象、观念,突破了历史本质规定的底线。

对历史本质的认识有不同的理解：(1)唯物史观认为,江山,是人民的江山；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人民是历史的本质。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先进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创造的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是历史本质对象化于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的理想表达。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激活人性的二重性与货币的二重性，使这二者 “合二而一”推动历史走向真、善、美的方向，是历史文明发展的方向。 (2)唯心史观认为，英雄创造历史。独立于人的主观认识之外，有一种绝对精神理念的客观存在，这种客观意志主宰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历史的本质是人类思维的演变和人类精神世界的变迁,是人的自我认识的历史。 (3)文化史观认为，文化决定人类历史发展。“以文化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文化的变迁和演进。(4)结构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的本质是一种结构，是一种社会和个人行动规律的系统，是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的关系。这种结构、规律、系统、关系,是纵向的、延时的、延伸的社会体制，风俗习惯。它对个人和群体的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5)统一历史观认为，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历史的本质是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综合，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和人类行为的各种因素。它不仅仅是某个因素的影响，而是受到相关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千里江山图》倾向于第五种历史观。但是,这种倾向只能说是一种倾向,因为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杂糅性,未能在一种基本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美学观的规范下、支撑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多种因素、多种思想、多种观念进行必要的过滤、筛选、提炼、整合和升华,以达到表现历史本质的需要。后现代主义的 “无中心”“无本质”“无真相”的思想观点对作者有一定的影响。

“龙华惨案”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的2月7日,作品扉页上写故事发生在 “1933年农历新年前后”。作品后边写陈千元、董文慧、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秦传安等革命先烈牺牲于1933年4月4日。这一前一后,相差了两年多的时间。这里历史事件发生的真实的时间,带有历史本质的规定性,带有历史本质的鲜明性,带有历史本质的鲜活性,带有历史发展方向的趋势性、历史文明的时代性。在历史具体事件的时间上做如此巨大的调整、虚构,必将动摇历史本质的根基。

陈千里、陈千元兄弟俩是有历史原型的。在当年的 “龙华惨案”中,确实有汤仕伦、汤仕诠两位弟兄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历史事实。作品中的陈千里、陈千元是以汤仕伦、汤仕诠为原型的文学虚构。这里文学叙事的虚构,完全是历史人物的简单挪移。真实倒是真实,但是,这种真实是自然主义的临摹,没有反映出生活的本质,没有反映出历史的本质。作品应该通过历史真实的叙事,表现血缘关系在血与火的历史变革中,血怎样被火烧干、烤焦,散发出刺鼻的焦灼味? 这种焦灼味怎样促使伦理关系走向一种革命关系? 人性在挽救民族危难中,怎样从伦理的传统观念走向民族解放的理想追求? 道德判断在人性的灭绝中怎样走向历史的判断? 作品没有沿着这样的一个精神诉求去表现历史的本质。

作品中的凌汶这个人物形象也是有历史原型的。她是以 “龙华惨案”中牺牲的柔石为原型,塑造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观念性、标签化的。当年历史惨案中的柔石,是一个男性,他为了追求民族的解放,革命的理想,如林中响箭一样地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勇于献身。这是原历史事件中真实人物形象,而该作品却无视历史精神在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真实表现,把她塑造成为一个摇摆于 “革命”与 “爱情”之间的 “中间人物”。

作品中的 “陶小姐”也是有原型的,说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曾任中国国货银行经理)与他的情人张小姐真实的事件。张小姐最后被投入大海,俗称 “种莲花”,这是历史的真实。说她为革命组织送信,在赛马场见到董慧文,与银行小施的关系,等等,都是文学的虚构。问题是像陶小姐这样一个为生存所迫,不得不靠出卖肉体换取生命存在的人,怎么突然间显出一种有思想,有感情,有正义,有觉悟,讲义气,敢担当的正经女性,愿意接受给外面传递革命信息的任务。这里的人和形象塑造缺乏生活真实的依据。

小说第27章 《小桃源》,叶启年说:“这一带以前叫黄泥墙,咸丰年间种了三百多棵桃树,结的蜜桃色如颊晕,甜美至极。插根麦管,内管一吸,满口甘香,手子上就只剩下了一层桃皮。可惜早就绝种,如今空余其名,连龙华浦东的桃子都敢说是黄泥墙。”①黄泥墙水蜜桃在当年很有名,许多文人都有记述,如陈伯熙编 《上海名人轶事大观·物产·水蜜桃》(泰东图书局1924年)。这是历史的真实。说叶桃、叶启年和老孟生活在这里,叶启年在这里杀死了老孟,叶桃享受她的父亲从这里摘来的桃子等情节设置,是虚构的。这里的 “小桃源”只是人居住的一个小院。作者没有把它历史化、政治化、意象化,艺术化。这里的小桃源,不应该只是生活存在的自在体,自然存在的还原体。它是表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历史本质、历史叙事的有机物。它是小说中叶启年杀掉老孟的历史环境,也是叶启年反革命特务精神性格的外化形式。历史的本质在这人物精神的内外统一中,小桃源是这统一中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参与在人物性格揭示历史本质的逻辑层次之中。历史环境的描写映射着表现历史本质价值走向。作者仅仅把它描写成一个躲避世事之乱的清闲环境。在清闲的环境中却谈不清闲的事情,给清闲的环境涂抹上了不清闲的色彩。这个不清闲的色彩应该指向:叶启年由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转向法西斯机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 老孟由一个激进社团的杀人刺客,转变成躲避世事之乱的逍遥派的本质是什么? 这二人在此时此刻汇聚在一起,其谈论问题的话语声音,在树荫的笼罩下,对爬行在绿荫深处的壁虎、螳螂、蜘蛛、秋虫之类的生命小动物有何影响? 这些东西,似乎是作品都应该程度不同地涉猎和点缀的。然而,作品没有把环境的描写引向这个方向。

这里的 “小桃源”应该是一个正反合的精神意象,哪怕这个综合性的意象在时代精神的冲击下,被风霜雪雨、电闪雷鸣打得七零八落,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一败涂地,这里的环境描写也要在 “人的自然化”与 “自然的人化”的历史境遇的描写中,折射出一种历史精神,历史本质的光色来。表现 “黄泥墙水蜜桃”既是叙述的材料,也是反思的诠释,既是建筑者的审美对象化,也是居住者的情趣陈设,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精神的映象。叶桃、叶启年、老孟,三个人不同的政治立场、人生态度、精神气质,在这里怎样地交集在一起? 怎样审美地指向表现历史的本质? 作品没有这样的意识和觉悟。

豪贤街上算命老头说的: “自古英雄无善终,一将功成万骨枯。”① 与作品的最后,陈千里只救出了浩瀚一个领导,而其他的共产党人都牺牲了。这种情景的设置和人物命运的安排,冲洗着历史唯物主义,对全书的叙事挽了一个 “结”,也对全书的思想表达挽了一个 “结”。

十

在 “夹层”中思维。

该作品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间的 “夹层”中思维,在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语境与新历史主义叙事的语境之间寻觅,在中国文化精神结构形式与西方文化精神结构形式之间探索,在人性的二重性与资本创造文明的二重性之间沉思,其中有令人欣慰的探索,也有令人不解的困惑。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共产党夹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和日本汪伪政府之间,被一股无政府主义野心家的投机力量所围困、迫害、诱捕的革命故事。作品表现了陈千里这样一个对革命忠诚,靠自己的意志、力量、胆识和智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深入虎穴,虎口拔牙,龙潭取水,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

“开会的地方在三楼和四楼之间的夹层。”“外人很少知道两个楼面中间还有这么大一个地方。这是保存书库。那儿最里面的几间,也就是走廊到底那一排的几个隔间,存放的图书要么损坏严重,要么就是因为新版复版太多而比淘汰。那几个隔间连图书管理员自己也不会去。”②

“菜场东面,那里有一条极窄的夹弄。夹弄右边是菜场后墙,左边有一道篱笆。缝隙间不时飘出古怪的香料味。”③

巡捕房的洋人,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他们互相排斥又互相利用,矛盾错综复杂。“现在上面关系好了,国民党不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有关对付共产党、交换情报和引渡犯人的合作协议也签了,下边办事的人自然而然就和睦了。”①

“走廊里远远传来两声闷响,夹层房间里的人都愣住了。”②

“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137和138信箱,138正好在137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137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138信箱的人。”③

“卫达夫对租房的客人说: ‘不过前楼这间,本身就宽过一丈,朝南阳光好,两边是隔壁人家的山墙,冬暖夏凉,住还是很舒服的。’”④

“陈千里想了想: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⑤

“这些年,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普用新历和废除旧历的办法,禁止旧历年庆祝活动,春节不准放假、不准拜年、不准放烟花爆竹,但民众都不加理会。到了旧历新年,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年。报纸上把今天叫作废历除夕。除了换个叫法,仍旧刊登各种贺岁广告,酒家年夜饭,百货公司新年大酬宾。跑马总会春节慈善赛马。租借地面上更是爆竹声不断,工部局向来禁止在街上燃放爆竹,巡捕房却照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⑥

“每个楼层都安排了人手,前后两扇门随时可以下令封锁。从司令部宪兵队借了一辆铁甲车,往马路中间一停就是一座堡垒,他们如果想强行突破,让他们一头撞到墙上。”⑦

“家里被敌人搜查过,所有写过字的纸都被拿去了,但信放在花盆在夹层里,花盆在外面的窗台上。”⑧

“巷子又窄又深,两边是人家的后墙,门都紧闭着,两个人走在巷子尽头,前面一大片空地,中间一棵大叶榕,新芽初冒,地下已有几片黄叶。”⑨

“两名特务一前一后躲在两个门洞里,等他过了第一个门洞才现身,这样他就被前后挡住了,老肖侧身站着,看看前面,又看看后面。两支枪对着他。”①

“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②

“现在可不单单是共产党要抓你,兄弟国民党,也是奉命要来抓你,国共两党都要抓你。你这一把玩的可真不小。也难怪谁让你是特工部赫赫有名的 ‘西施’。”③

“几天后他才知道,保温筒盖子下面夹有一张纸条,上面有紧急情报。”④

“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是一条夹弄,夹弄很窄,另外一侧是一道围墙,围墙里面是染房的晒场,方形赛场上竖着一排排晾架。”⑤

“他上了五路有轨电车,买了票,打了洞,挤在后面三等拖车内,这洋商电车只有头等、三等,却没有二等,租界里的外国人显然觉得在他们与中国人之间,隔了不止一个等级。”⑥

“陈千里走到房门边,门是用长条木板形成的,木板和木板之间有缝隙,他从缝隙间向外看。”“阳光从门板缝隙间照射进来,外面空地上有小孩追逐着跑过,然后又是一片沉寂。”⑦

“我爱听你讲那些植物的故事,那些重瓣花朵因为雄蕊和雌蕊的退化与变异显得更为艳丽,而那些单瓣花朵的繁衍能力更强。”⑧

“西施”是龙冬同志的化名,卢忠德 (易君年)盗用了这个化名,中间又加了一个叛变分子崔文泰,这是一个夹在国民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之间的投机分子,他和人在曹营 (上海汪伪政府)心在汉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穆川队长,形成两个不同投机分子的形象。

在叶桃和陈千里、陈千元和董慧文这两对真革命的恋人之间,又夹着一对 “假夫妻”叶启年和凌汶。

作为党组织的特派员 “老 K”———林石的身份,夹在田非的怀疑与陈千里的信任之间。

作品的主体部分,是历史的在场叙事。作品最后补充说明的一部分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①、《附录·材料之一》②、 《附录·材料之二》③,是站在当下,遥远地看待往昔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今天当下的视角,评价过去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表现作者的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里的历史档案、历史文献,以历史真实的文本形式呈现,实质上是作者文学虚构的文本形式的呈现。因为这些信件、档案材料,并非真正博物馆意义上的真实的物证。它是一种作者为了表达自己的历史观,用文学的虚构对于历史的真实进行一番再创造的 “历史档案、历史文献、历史信件、历史材料”。这种再创造的“历史档案、历史文献、历史信件、历史材料”,客观上对历史的真实是一种消解。

这种 “夹层”的思维,企图在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中,获得一种精神独立的主体性。树欲静而风不止,现实生活的错综复杂,事物发展的千变万化,这种 “骑墙中立”的想法,往往被异己的力量打破,这些破碎了的精神碎片,在时代精神的照射下,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时间,映显出各自不同的七彩斑斓,五光十色,令人眩晕,使人失重,让人迷茫。红色革命历史叙事是一束穿透黑夜的极光,它不是散落在黑夜中的星光。它是紧按时间轮回的秩序,在一个中心下散发出来的阳光,不是打碎镜子散落在地上的碎片,乱七八糟地反射出来的、无序的阳光。

这里的夹层思维,既不能完全地倒向新历史主义,也不能封闭、冻结历史主义。历史主义要从新历史主义的批判和扬弃中获得一种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时代性的启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反对的力量往往是激发自己上进、前进发展的一种动力。彻底地、完全地、一概地、像清除垃圾般地否定一种社会思潮,不研究它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不研究它的出现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何启示,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有的态度。作品没有这样的历史意识。

十一

在断裂中反思。

在断裂中反思,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做派。“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中国的历史叙事是一种 “编年史式”的叙事,是一种在时间的连续性中反思人类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的叙事。该作品是认同现代主义叙事方式的,它用 “意识流”的断裂,诠释中国红色革命的叙事。在这里,“编年史式”的整体叙事被 “意识流”的断裂叙事所冲击,反思的思想,也是靠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种价值倾向的。

1933年,鲁迅面对 “龙华惨案”写下了 《为了忘却的记念》:“夜正长,路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时隔百年后,孙甘露先生在日趋理性文明与人类自由天性相悖的思想背景下,重叙这一事件,用现代主义语境反思当年的历史事件、历史精神、历史本质。鲁迅的反思,是亲历者在场,眼见为实的反思。孙甘露的反思,是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今天的角度的反思,二者都是建立在对国民精神上的反思上。但是,鲁迅的反思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启蒙。孙甘露的反思是一种用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关照,进行自省式的反思。鲁迅的反思是一种历史本质精神的赞美和怀念。孙甘露的反思是一种民族历史精神关照下的历史沉思。鲁迅 “铁屋子”的 《呐喊》,唤醒了一代人沉睡者。孙甘露的 《千里江山图》,用尼采、福柯、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反思当下的人文历史精神,表现 “睡死”还是 “醒死”两难选择中的艰难选择。

叶桃这个人物形象,看起来似乎与子君 (鲁迅的 《伤逝》),英 (冰心的 《第一次宴会》),范小姐 (张爱玲的 《五四遗事》),林道静 (杨沫的 《青春之歌》),柳真清 (池莉的 《凝目》)等女性形象有一种中国文学叙事学上的联系,实际上她是从非理性出发,斩断中国女性的贤能淑慧,走向 “审父情结”,靠近新历史主义叙事的形象塑造。

这种非理性、非整体性的断裂,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往往出现一种虎头蛇尾,或者始乱终弃的现象。例如,陶小姐、小凤凰、莫少球的太太、七姑等这些人物,都是一闪而过的、拉洋片式的人物形象。

这种断裂,是一种摧毁性的、致命的打击。易君年是在报纸上发表了龙冬死了以后,在凌汶和龙冬的关系断裂中,乘虚而入,打入了革命队伍内部。这个特务分子混进革命队伍,对上海地下党组织形成致命性的威胁,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陈千里是在上海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革命系统中断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务,中途改道,去完成一项新的任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革命精神断裂了,思维终结了,变成一个僵化痴呆的人。我是希望,通过这个人物形象的反思,能够提出一些无产阶级由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变为国家机器的掌握者,有产阶级以后,对伦理概念,伦理观念,伦理精神,伦理准则,伦理性质,伦理关系,伦理道德,伦理规范,伦理责任,进行新的思考,从地理、天理,事理、物理,心理,道理,整理,调理,治理,法理、走向超越种族、种姓,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陈千里生活、革命在 “理性”与 “非理性”的矛盾之中。他是一个革命英雄主义者,也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

叶桃牺牲在 “父亲”与 “恋人”的矛盾中,她是一个忠诚于红色革命的勇敢战士,也是一个深爱着自己的恋人的形象。她在革命和恋人之间,熬煎着,撕扯着,炼狱着,纠结着,最后牺牲在矛盾的不可克服之中。

崔文泰是一个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他在黑白两道的投机中,左右摇摆,上蹦下跳,最后这种投机的路线断裂了。不应该只是普通认识论上的一种断裂,还应该有一种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指向表现历史本质意义上的 “断裂情景规定性”的认识论上的断裂。“独吞金条”的情节设置,在指向他本人思想性格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应该指向陈千里设计这次行动的不确定性。崔文泰思想感情发展的方向性与陈千里设计这次行动的不确定性,这中间是断裂的。它与思考偶然性是连接在一起的。表现历史的本质在这里要指向思想感情行为方式的必然性,而不是偶然性。这里 “独吞金条”的情节设置,仅仅是为了完善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为了讲解故事,而忘了思想的表达。

从监狱里到监狱外,从新中国成立前到新中国成立后,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中国到外国,中国红色革命叙事是一直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道路上行走。《千里江山图》受到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的思想影响,有意无意地淡化 “究天人之际,立一家之言”的春秋笔法,徘徊在断裂地带的历史叙事,这中间有太多的矛盾需要做出新的历史性的思考,有太重要的因素需要做出新时代的理性判断。然而,作品在这里没有做出应有的回答。

作品中陈千元翻译的 《远方的来信》,与作品后边附录的 《一封没有署名的信》,这二者是断裂的,远方的信和近前的信,在断裂中缺乏一种历史叙事的诠释,缺乏一种红色革命精神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关于历史本质认识论上矛盾与分歧的思考。

在这里的反思,更多的是一种心无所系,情无所系的反思,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在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精神背景下的反思,是一种科学理性、宗教理性、工具理性对经验理性、伦理理性、合和理性的反思,是一种日常叙事对宏大叙事的反思,是一种二战后的悲观主义精神对理想乐观主义精神的反思。

在这里,断裂性的反思更多地滞留在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未能把这种断裂性的矛盾性的思考变成一种有启示性的文本形式。作者试图用娱乐性冲击政治性,用语言形式的表演稀释红色革命历史叙事崇高与神圣的精神浓度,以达到消解现代人的精神压力的目的。然而,由于文本叙事的语言性质与表现题材内容的性质发生了认识上的矛盾冲突,出现了以生活的感情代替审美感情的现象。

生活的情感夹杂着欲望燃烧的野性情感,它是一种大浪淘沙、鱼龙俱下的浑浊情感。然而,文学表现的是一种清澈、透明、靓丽见底的审美的情感。审美的情感一定是被生活的时间、历史的时间所沉淀,被理性所过滤、筛选、提炼、升华了的情感。

政治的激愤在善与真的炼狱和脱水中,也可以产生审美的感受、审美的感情。有人把它称之为政治之美、道德之美、伦理之美。可惜,作者没有在红色革命叙事的政治激愤的情节设置、矛盾纠葛中,提炼出红色革命叙事应有的审美情感、审美情趣、审美观念和审美思想。

十二

在矛盾中徘徊。

叶桃徘徊在父亲和恋人之间。

陈千里徘徊在兄弟情感与革命情感之间。

凌汶徘徊在真假夫妻之间。

卢忠德徘徊在龙钟和易君年之间。

崔文泰徘徊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

“……奇迹在自然界和历史上都是没有的,但是历史上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包括任何一次革命在内,都会提供如此丰富的内容,都会使斗争形式的配合和斗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出现如此料想不到的特殊情况,以致在一般人看来,许多事情都是奇迹……”①

“这些年虽然国民政府颁布了普用新历和废除旧历的办法,禁止旧历年庆祝活动,春节不准放假,不准拜年,不准放烟花爆竹,但民众都不加理会,到了旧历新年,该怎么过年还怎么过年。报纸上把今天叫做废除旧历除夕,除了换个叫法,仍旧刊登各种贺月广告、酒家年夜饭、百货公司新春大酬宾、跑马总会春节慈善赛马。”②

公历1934年1月29日,“浙江大戏院……下午3点将放映金焰、紫罗兰主演的 《海外鹃魂》。”有人通过查阅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的中国近代报纸全文数据库,发现那天 (公历1934年1月29日)浙江大剧院并没有放映这部电影,而是 《蛮女裸舞》以及电影 《巴黎血案》。最后在1932年的腊月十五 (公历1933年1月10日)的 《新闻报》广告上发现了刊登过的一篇广告说:浙江大剧院,当天下午放映 《海外鹃魂》。

“‘我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将来’。凌汶回答得很快,但她仔细想想,这话也说得不对。她怎么能没有现在,他们现在身负重要的任务,他们这个小组,还有她和易君年,坐了那么远的船来到了广州。”③

凌汶千方百计,辗转反侧地寻找龙冬的踪迹,到了豪贤路的天宫后街。“这时候,凌汶却又有点茫然,她究竟想到这里来看什么呢?”④

“有时候想起老方,他心里也不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但他真没想要害他送命,他只是告诉人家,老方很可能去了剃头铺。那天,他把老方送到北四川路,看着他下车后钻进了弄堂,立刻猜到了他打算去哪里,他没想要害他送命,最后这个结局不全是他造成的，虽然想起这些心里总是有点不舒服。”⑤

“你大概读不到这封信,我也许已经不在了,已经离你很远,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不知道我应该在哪里等你,你才能找到我。”

这是一部表现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红色革命历史叙述精神徘徊在传统的现实主义革命精神与现代性———现代化———理想型的革命精神之间的,带着探索人类推动历史文明发展的动力,沉思民族精神融入世界文明创造精神之中,充满着忧患意识,民族自强意识,时代的紧迫感和生命的忧伤感的作品。

这里的矛盾是白色恐怖,又是红色革命;是汪伪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又是共产党的《千里江山图》;是文化围剿的失语,又是红色革命的口传;是 “言可尽意”的叙事,又是 “言不尽意”的诠释;是历史的叙事,又是现实的反思;是名不副实的叩问,又是名正言顺的决断;是政治革命的历史纪实,又是文学创作的语言思考;是民族精神的历史叙事,又是人类文化精神的现实借鉴;是科学的,又是自然的。这里的矛盾不是对立统一,是金石相击,火花溅起,是火上浇油,狂野焚毁。

同名同姓,不是一个人。同是孪生兄弟,不是一样的性格。同样一个化名,三个人在用。即使是一个人内心的矛盾,也有两个不同的 “自我”在心里互相打架。一个是“理想的自我”,想冲破现实的束缚,走向实现 “理想的自我”;一个是 “现实的自我”,在现实原则的制约和震慑下,妥协现实原则,回归 “现实的自我”。

这里表现的是新历史主义的叙事话语,对历史主义危机下的红色革命历史叙事话语的渗透。由于作者在新历史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没有守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底线,没有找到中国经验理性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叙事上的 “交叉点”,所以,在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词语与意义、现象与本质的认识的天平上,最终倒向了新历史主义一边。

十三

中国红色革命历史叙事的时代呼唤。

我们正处在一个百年未遇的历史大变革的时代,机械化,电子化,信息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克隆技术、全球一体,知识大爆炸,各式各样,各种类型的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扑面而来,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在这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村社文化向都市文化急剧转折的历史节点上,人们的思想认识出现了一种巨大的震荡,情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道德滑坡,价值失衡,表达失语,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问题是我们要在这 “变”中思 “治”,“治”中持 “本”,“异”中求 “和”,“和”而不同,正 “本”清 “源”,守 “正”创 “新”地转换中,牢牢地守住两个底线。

一是守住人类理性创造文明的底线。康德在他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理性有它二律背反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理性创造文明的本质进行怀疑。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从中国历史存在的实际出发,尊重中国农耕文明五千年来的文化积淀,尊重中国红色革命政权已经建立的事实,尊重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尊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结合世界红色革命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冷静、客观、科学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出现的 “三个分裂”(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巴尔干半岛的解体、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分裂)“两个统一”(东德和西德的统一,南北也门的统一)的事实,深入研究红色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新问题,不断推进社会文明的深入发展。

二是守住做真人、作真文的底线。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的文学观,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他们的区别是:有人正面表现,有人反面映衬。有人秉笔直书,有人寓意象征。有人肯定讴歌,有人否定反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家,坚定地站在人民性的立场上,敲响自己的骨髓,为人民群众立言。在历史变革的困惑和迷茫中,直抒心里的真实感受,表现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深切的同情和关爱,不掩饰,不做作,实事求是,坦率直言,冷静的分析困惑中的社会原因,历史现象,客观地分析迷茫中的文化思潮,文明走向,把人引向追求和向往美好生活的未来,不是把人引向潮湿、阴暗和绝望。

坚持传统文化的道德修养,知行合一。知,是真知,是理性的真理感知,是自我心灵世界悲悯情怀的良知发现。行,是在真相、真知、真理认识事物本质上的正义、大道、高德、大法指导下的行为方式。知行合一,是行圣贤之道,知人善任,知己知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真实地表现内心深处的熬煎、纠结、撕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