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文史名家黄永年先生的代表作《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于2004年问世，绝版已久，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精装再版，可贺也！

面对传统中国政治，国人甚至前辈史学家也有传统视角，比如明暗与忠奸、进步与反动。是吧？

黄永年老先生离这匠气就有点距离。

他开张就质疑了前辈史学大家们的一些传统观点，对一些史学权威发出挑战。

历史学界嘛，确实需要这种精神。

众所周知，历史搞成政治，那就没啥意思了。

但恰恰有很多人，搞成政治，你不搞成政治，有政治搞你。

只是，六至九世纪的中国政治，能搞出什么史呢？

一般人，只会想起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先生选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这五个朝代大体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程。

那么讲什么呢？

人事和制度。

也亏了这书1952年首发，也亏了钱穆搞的还是纯粹的历史。总之这本书到现在还是经典。

当然，黄永年也不是直接就跳出了那种传统的匠气的。

黄永年最早是吕思勉、顾颉刚的学生，1946年进入复旦才对唐史感了兴趣，这个时候他受到的是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的启发。

而在陈寅恪之前，他受到的是《通鉴》的影响，凡事不外君之明暗，臣之忠奸。等读了陈寅恪，才知道历史是要寻找发展规律的。

195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做的是上交的政治课助教。后来随迁西安，又被打成右派，劳动四年后进了校图书馆。

黄老先生也风趣，说，虽然帽子摘了，但还是不允许阿Q革命，那我就重新捡史吧。

当时的史，主旋律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也去决定去了。决定的过程才发现，诸多人不配谈史。或者这样说，经济基础固然可以决定上层建筑，但按你的那法子，它就不决定好吧。

一句话，同样都是称呼美女，但你口中的美女，与我口中的美女，不是一个美。

1978年，黄先生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右派也正式平反，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去研究政治史了——唐的政治史。

但整个学界，还是明暗忠奸那一套，用黄老先生的说法，连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也不免俗。陈寅恪先生的那一套，几乎不被考虑。

至于唐代的政治斗争，50年起出现的是庶族地主进步、士族反动这一套史观，黄先生认为，更欠真实，决不能信从。

好样的。

起点就高出几个格。

应该是读陈寅恪的书读出的毛病。

陈寅恪老先生泉下有知，也当幸慰。

当然，他只是追随了陈寅恪的某种方法与视角，并不意味着，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与史识。

而且，研究唐史的中间，他发现，中唐，特别是晚唐以后，宜归入宋史范畴，而他研究的中唐以前，需要一直往前追溯，溯及力可达齐、周、杨隋！

是咧。

历史的断代，可不是表面的那种，朝代的断代。

特别是政治，何况宏观政治层面，两千年来皆秦政呢？

但就微观及机制来讲，齐、周、隋、唐，还贯穿一些与地理有关的议题呢，比如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

这才是精确的政治史。

这就导致了书名的难命。

总不能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那样来拟，也不能直接叫北朝齐周及隋至中唐政治史。

所以就取了个巧，用公元吧。

于是就有了这《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按黄老先生的观点。

中国的西周春秋是封建领主制社会，战国是文武分途的封建地主制，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实为转型期间领主制的一次回光返照，门阀以至关陇集团的文武合一，自然更是落后现象。与此同时，江左的梁、陈已进入文武分途，东魏、北齐之文武分途亦已明显——所以，不是黄老先生没有进步与落后观，也有，但内核，与传统大有不同。一句话，你们是肉弹美女，我这边可能早是知性美女了。定位是社会及文化发展。

黄老先生的观点，自魏晋起，中国历史进入封建领主制至地主制的转型期，这个转型到杨隋唐初实已完成，此后进入成熟发展阶段，造极于赵宋之世。其文化的光辉灿烂，一方面，中国领主制的西周春秋不可比拟，另一方面，西欧领主制的中世纪也不可比拟。只可惜，西欧由中世纪领主制进化为资本主义了，我们依然是地主制，我们可不就落后了。

这也是一种，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解释吧。

就看你服不服。

还要送个彩蛋。

马嵬驿兵变为例。

以往的研究认为，是皇太子李亨（后来的肃宗）指使禁军大将陈玄礼诛杀了杨国忠，逼迫杨贵妃自缢，《长恨歌》言“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永年先生并不认同。黄先生认为，如果陈玄礼在马嵬驿诛杀杨国忠是受李亨指使，自然就是李亨的嫡系，事后就应该随李亨北上建功立业，可事实却并非如此。马嵬驿兵变后，陈玄礼非但没有北上，而是和高力士一起护送玄宗入川，并于次年十月随同已成为太上皇的玄宗返回。未到长安，“肃宗派精骑三千至扶风迎卫”，也就是立即剥夺了陈玄礼的护卫权。如果说陈玄礼随玄宗入川还可能是“潜伏”的话，剥夺了陈玄礼的护卫权则明显解释不通。尤其是，到了上元元年（760年），玄宗被迫迁居荒凉的西内宫后，高力士配流巫州，陈玄礼也遭勒令致仕。可见陈玄礼和肃宗之间并没有任何特殊关系，陈玄礼诛杀杨国忠绝非李亨指使。

不是李亨，那会是谁呢？

黄永年先生从大量史料中抽丝剥茧，如侦探般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幕后指使者是高力士。

开元十九年（731年），高力士在与王毛仲为代表的禁军争权中获胜，王毛仲等禁军将领被贬逐，追随高力士的陈玄礼等禁军将领获得重用。高力士从此掌控了内朝但仍不满足，渐起争外朝之心。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杨国忠拜相后，与高力士之间权争不断。天宝十三年，高力士就建议玄宗弃杨，玄宗久而不答。天宝十四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叛乱后，陈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可见，高、陈除杨之心早已有之，只是没有找到合适机会。

天宝十五年，眼见叛军直逼长安，玄宗匆匆出京谋幸蜀，到了马嵬驿，除自己手中禁军外，再无掣肘，此时再不对杨国忠下手更待何时？再则，杨国忠曾从军于蜀，蜀地是其大本营。一旦入蜀，与杨矛盾深重的高、陈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故此，马嵬驿就成了杨国忠的坟场！国忠父子既诛，太真不合供奉，也就只能把小美女缢于佛堂了，谁让你是杨国忠堂妹呢！何况，杨国忠能入玄宗法眼，本就因其是杨贵妃之堂兄，唐玄宗大舅哥。

这样解释是不是更合理一些呢？

当然，上述剧透只是《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的一个问题。

黄永年先生在书中议及十五个问题。一是北齐政治的真相；二是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的真相；三是西魏府兵制问题；四是李唐创业与玄武门之变；五是高宗与武后问题；六是李武政权问题；七是玄宗一朝中枢格局；八是马嵬驿之变；九是范阳节度使与奚、契丹的关系；十是关于安史之乱的问题；十一是肃宗两朝中枢格局问题；十二是两税法相关问题；十三是泾师之变问题；十四讲述永贞革新；最后谈宪宗之死。

这才是治史，庖丁解牛。黄永年先生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着手，考辨史料，抉发历史真相，解释政治现象。

20多年过去了，书里的观点，肯定不是最新的，部分观点也值得商榷，但我相信，无论专业人员还是文史爱好者，都会被黄先生对史料的娴熟运用、细致入微的分析探究所震撼。这就是功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