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39年的章亚若，既是一名丧夫两年的寡妇，也是一名志在报国的年轻人。这一年，她通过招聘考试，被录取为赣州专署图书资料室管理员。对待这份崭新的工作，年轻的章亚若十分用心，她不仅把图书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还写了许多展现赣州新气象的革命标语贴在墙上。
那时候，蒋经国正在赣州实施新政，由于经常去图书资料室借书、查阅资料，不多久，他便注意到了这个气质朴素脱俗，行为清新干练的图书资料室女管理员。
两人结缘，据说始于赣州专署举办的一次晚会。
在这次晚会上，章亚若唱了一出《投军别窑》，蒋经国听得入迷，很是欣赏，不等晚会结束，他便走到章亚若身边，鼓励她将这出戏唱到抗战的前方去，以鼓舞前线将士抗击敌寇的士气。
章亚若激动地看着蒋经国，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这笑容深深打动了蒋经国，几天后，章亚若被调到赣州专署抗敌动员委员会做了专职文书。从这个时候开始，章亚若悄然走近了蒋经国。
1939年11月，蒋经国主持开办赤珠岭青干班，章亚若自然在列。由于蒋经国兼职太多，青干班又是刚刚创办，事务繁多，经过学员一致推举，多才多艺的章亚若成了蒋经国在青干班的得力助手。
据青干班的同学回忆，章亚若“美丽大方，气质不凡，工作积极，热心助人，毛笔字潇洒有力，抗日爱国情操高亢，多次投入救助伤患工作；领导力强，颇有男子气概，学习能力高，记忆力出众，平剧只要听过几遍，即可上口清唱。她是当时班上的灵魂人物，同学们均以‘大姐’称之。”
由于朝夕相处，情意相投，配合默契，渐渐地，蒋经国对章亚若产生了好感。紧接着，一场悲剧的发生，更是让章亚若成了蒋经国内心深处的精神慰藉。
1939年12月12日，日军轰炸浙江奉化溪口，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遇难。得知噩耗，蒋经国悲痛不已，他奔回溪口，为生母守灵直到“三七”过后。离开溪口时，蒋经国悲愤异常，在生母遇难处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并立碑纪念后，这才步履踌躇地回到赣州。
分别近一个月，当看到满腮胡须，满脸悲伤的蒋经国时，章亚若默默地走过去，眼含泪水地将蒋经国拥进自己怀中。
这一拥以及随后的温暖怀抱，给了蒋经国莫大的精神安慰。为了感激章亚若，蒋经国后来将毛福梅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赠给了章亚若。
在章亚若心中，这一床鸳鸯被面，不仅仅是她与蒋经国之间的定情之物，它还具有一种深沉而传统的美好寓意，在她看来，这种寓意只有中国女人才能深切地懂得。
从赤珠岭青干班毕业后，蒋经国立即将章亚若安排进专署秘书室，做了自己的助理秘书。为了表示对章亚若的信任，蒋经国甚至将自己当年留苏时的日记手稿也交给了章亚若保管。
为了掩人耳目，制造独属于彼此的浪漫氛围，两人还相互取了爱称，蒋经国叫“慧风”，章亚若叫“慧云”，两人合在一起，取“风云际会、风云不离”的含义。
渐渐地陷入热恋之后，尽管这段恋情不能够公开，但两人并不避讳在亲近好友面前出现。很长一段时间，蒋经国经常借走访下属之名到章亚若家中。每次来，蒋经国都会给章亚若的侄儿带一些玩具、糖果，还会和章亚若的母亲周锦华说几句家常话。
据说，为了让这段恋情得到认可，蒋经国还煞费苦心地安排章亚若去教他的俄国妻子蒋方良唱京剧。始终不知内情的蒋方良与章亚若一直相处得很好，在她去重庆探望公婆的时候，还让章亚若代为照顾她的两个孩子。
花开之后是结果。
1941年夏天，章亚若怀上了蒋经国的孩子。此时既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也是蒋经国在赣南最困难的时期，由于赣南新政得罪了太多的人，他的许多政治对手一直在重庆告状。得知章亚若怀孕的消息，蒋经国的内心既欢喜又忐忑，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将此事告诉父亲蒋介石。
蒋介石是爱儿子的，得知此事，老头子并没有生气，而是仔细考虑起儿子的处境与前途。为避免授人以柄，老头子训示蒋经国，事已至此，应尽快安排章亚若到其他地方秘密待产。于是，章亚若在蒋经国的安排下，由闺中密友桂昌德陪伴，一直辗转到桂林。
1942年正月，章亚若在桂林为蒋经国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为表纪念，章亚若特意将住所所在的丽狮路拆开，给两个孩子起了乳名，一个叫“丽儿”，一个叫“狮儿”。
一周之后，蒋经国赶到桂林探望母子，欣喜之余，他又给这一对双生子另起了朴素的小名，一个叫“大毛”，一个叫“小毛”。在桂林期间，蒋经国是关心章亚若的，见她营养不好，奶水不足，他特意从美国设在重庆的援华物资供应机构购来了美国产的克宁奶粉救急。
“大毛”、“小毛”快满月时，章亚若对蒋经国说，该给他们取学名了。
蒋经国明白章亚若话中的意思，他对章亚若说，我需要回一趟重庆。
在内心深处，蒋介石是认可这一对具有纯正中国血统的双胞胎孙子的，因而他以蒋家第三代“孝”字辈命名，给他们钦定了学名：孝严、孝慈，但考虑到蒋氏家族的声誉以及蒋经国的政治前途，此事不能轻易公开，两个孩子只能暂从母姓章。
蒋经国遵从了父亲的旨意，与此同时他也对章亚若做出了承诺，将来时机成熟，一定会让两个孩子认祖归宗。
血浓于水。
那一时，那一刻，蒋经国的承诺想必一定是认真的，但世事沧桑难料，豪门之内有阴谋深海，仅仅过了半年，一场谋杀就将先前的平静、美好以及期盼击得粉碎。
1942年8月14日下午，章亚若应约到好友邱昌渭家参加晚宴，深夜回来后便上吐下泻，8月15日被紧急送往广西省立医院救治。然而，在治疗时，有位自称是王姓医师的人在章亚若的左手上打了一针，仅仅过了几分钟，章亚若突然就大声尖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就昏迷了过去，医生前来抢救，但毫无用处，几个小时后便死掉了。
据当时在场的桂昌宗、桂昌德兄妹及章亚若的姐妹懋兰、亚梅说，章亚若死的时候全身发黑，他们有理由相信，她是被毒针毒死的。
因为没有充分的证据，几十年来，章亚若之死一直众说纷纭。有人说，章亚若是在蒋介石的默许下，被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用毒针毒死的；有人说，是蒋经国派人处死了章亚若，章亚若的好友桂昌德则是帮凶······总之，绝大多数人不相信章亚若是死于急性痢疾。
章亚若的两个儿子，也相信母亲是被人害死的，但他们不相信幕后黑手是蒋介石或者蒋经国。”大毛“孝严在《蒋家门外的孩子》一书中曾冷静而理智地分析过母亲章亚若之死——
“母亲之死并非一人所为，系一位极端聪明的人出于护主动机，另找了三四位同伙来进行。主谋指出先母在桂林产子之后，即以蒋夫人自居，且经国先生又多次前往探视，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事实上，在当地政治圈已引起议论，并传到赣州，所以在事态扩大前，必须予以”铲除“。这一番话，立即得到死忠者的附和与配合。几经密商，最不露痕迹的做法，就是在医院动手；而让被害人受痛苦最短的方式，便是在血管注射毒液······这项任务在短短几天当中，即交付桂林的同伙利落地执行完。原本考虑两个娃儿也不放过，但唯恐引起经国先生震怒而缩手，况且后果冲击太大，可能引起全国性的注意，反而难以收拾，才放过两条小生命。”
在当时以及随后漫长的岁月里，章亚若之死如同一块挥之不去的阴云，始终笼罩在章家人的头顶之上，他们害怕有朝一日，只要有稍许的风吹草动，蒋经国身后那一双极端聪明的黑手还会向他们伸来。
说来十分可悲，从那以后，章家人不仅对医院充满了莫名的恐惧，而且认为只有隐姓埋名，自我放逐，一家人才有可能活下去。
章亚若的母亲，大毛、小毛的外婆周锦华身体一向不好，肾有毛病，肺也很糟糕，但许多年间，即便病得再重，一家人也不敢将她送到医院去，即使到诊所，也从不敢打血管针。
为了彻底隐藏大毛、小毛的身世，掩人耳目，章亚若死后，外婆周锦华便带着两个孩子远走去了贵州，大舅章浩若和大舅妈纪琛一直扮演着两个孩子父亲、母亲的角色。
抗战胜利之后，为了接收东北，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到东北负责与苏联的“外交协调”工作，结果铩羽而归。回到南京后，心情苦闷的蒋经国想到了大毛、小毛两个孩子，于是托人寻找两个孩子的下落，得知章家已经辗转迁到了江西南昌，蒋经国便给外婆周锦华写信，提出想在南京见见这两个孩子。
章家人接到蒋经国的信，很矛盾，很痛苦。走近蒋家，怕引来杀身之祸；远离蒋家，也怕引来杀身之祸。一家人商量到最后，决定由大舅妈纪琛带着两个孩子，悄悄地去一趟南京，让蒋经国见一面。
这是章亚若死后，父子仅有的一次团聚。
蒋孝严后来回忆说：“父亲情感浓郁，虽然母亲早逝，他总不时挂念着这对遗孤。一九四七年春，我们和外婆住在南昌，父亲突然差人带来口信，说很想念大毛、小毛两个孩子，想看看最近的模样。于是外婆特地要大舅妈带着我们，乘火车专程到南京和父亲见面。我和孝慈才五岁，模糊的印象中，去过后来从书本上读过的中山陵和玄武湖，至于和父亲在什么地方见面？见面时父亲如何抱起我们？以及年轻的父亲长得什么样子？则是完全没有任何残留的记忆。”
这一次见面之后，章家人内心的恐惧稍稍散去了一些，他们认为蒋经国挂念两个孩子，一家人往后的生活兴许不会那么暗无天日。
然而，随着1949年国民党败逃到台湾，章家人的生活还是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按照他们的本意，章家人是不想离开故土的，但因为大毛、小毛两个孩子实质上姓蒋，他们又不得不接受蒋经国的安排，背井离乡。
1949年5月，大毛、小毛跟随外婆、二舅章浣若、大舅妈纪琛搭乘国民党运送黄金的军舰来到台湾，大舅章浩若因为不舍故土，没有一同前往。
跟随败军逃到台湾后，糟糕透顶的境遇让章家人感到痛苦，蒋经国似乎将他们遗忘了，一家人像稻草一样被扔到新竹后，再也没人来关照他们。
大舅妈纪琛不愿这样漂泊在陌生的孤岛之上，不多久，她就跑回去找自己的丈夫去了。那时候的大毛、小毛尚不知道自己的身世，见妈妈走了，兄弟俩就去问外婆，为什么爸爸不来，妈妈又跑掉了，爸爸妈妈是不要我们？不要这个家了吗？
外婆听到这样的问话，无法回答两个孩子。
在大毛、小毛的记忆里，在新竹读小学、省中的那些年，是一生中最辛酸、艰辛的时光。一一家人挤在很小的两层小破楼里，家里所谓的家具，只有两张竹桌子、六张竹椅、两张竹床，除了电灯，家中没有一件电器，哪怕是一台收音机。
为了生活，年逾花甲的外婆每天都要遭受风吹日晒，在外面摆摊卖杂货、卖香烟，可就是这样，费了很大的力气，才给兄弟俩一人做了一双上学穿的黑布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