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信心来自赚钱，但真正恐惧的是被动坚守

　　都说资本是贪婪的，马克思说：“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这个描述至少不适用于中国，尤其不适用于中国的民营资本家。不信问问那些曾经的商界大佬，中国明明有钱赚，为什么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德国哲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把概念人格化，而科学的基本范畴永远是抽象的。不能做人格化的处理，那等于把类概念对立了起来，成了自己的左手与右手的互搏。比如，左与右是对立的，这是类概念的，抽象的逻辑对立，但不能把左与右的对立的人格化，正如你有左脚也有右脚，它们对立吗？你不能用自己的左脚去踢自己的右脚吧？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恩格斯是资本家，在曼彻斯特的有三家工厂，这不妨碍他与纺织女士白恩士结婚了，更不妨碍与撰稿为生的马克思成为终身朋友。

　　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把资本与劳动的类概念人格化，并去激化企业与员工的对立？

　　对民营而言，现在更大的问题不是赚多少钱的问题，而是求生；在一个需求不足的周期中，企业拼的是极限生存的能力；优秀的企业总是凤毛麟角，我周围的老板们，差不多都在做缩表，很多企业实际上早已经成了僵尸企业。网友会说，既然说的这么可怜，别干了呀？这就外了，一旦你上了创业这条船，不折腾到倾家荡产，是退不下来的；注册容易注销难，这些弯弯绕的东西没干过企业的哪里知道。

　　　为什么要被动坚守？

　　因为你还有大量的应收款，有地方拖欠的，也有国企拖欠的，头部企业拖欠的，而屁股后面又有一大群债权人，是包工头、供应商、农民工；你憧憬着如期收回应收款，支付完应付款，即便不能打平，最终资不抵债，那也要最大限度地做一个交待，换取一个平静的趴在地板上反复摩擦的后半生。

　　可见，在一个需求的周期中，竞争有多残酷。

　　５年前，吴小平提出了民营经济的离场论，这很可能只是述说了一个事实，因为，在这５年中，的确有很多民营因这样或那么样的原因真的离场了。当年那些大佬成了闲云野鹤，马云先是在日本买了处房子，其妻张瑛又在新加坡那个十分自由的国度里买了一组店面，不到三个亿，这对马云来说算不上什么投资动作，多半是做个大佬们聚会的集散地。他已经不再是支付宝的实际控制，也不再有“私人资本无序扩张”之嫌，成了逍遥派，成了中国经济的旁观者。

　　改革开放四十年，真正赚大钱的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从２０１６年后开始走下坡路，赚钱效益越来越低，很多企业实际上成了“寻租经济”的对象，短短的六、七年，把十几年，几十年的积聚消耗得干干净净。

　　管清友感叹说，现在的民企太卷了。

　　哪里是太卷了，卷也要有资格好吧。好一点的企业，在变卖厂房，移民新加坡。真正难的是那些不能断臂求生的企业，因为中国没有个人破产法，创业者负债累累，是没有退路的，在中国注销一个企业，要比注册一个企业难一百倍。

　　不是他们不想离场，真正难的是还离不了场，不得不在极不友好的舆论和营商环境中挣扎，做被动的坚守。

　　这才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