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外公郑天挺与他的两位“北大翰林”学生

外公郑天挺（字毅生）先生是20世纪著名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其前半生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有密切关系。1921年郑天挺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北京大学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奉命西迁，与清华、南开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9年北大与同时迁往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记载，傅斯年（孟真）自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郑天挺担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里事务。

1939年郑天挺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培养研究生

一、“北大十翰林”和“宝台山士”

1939年中国国土大半沦丧，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条件还是相当优越，师资阵容堪称奢侈，导师均为文史界一流学人，除了北大教授罗常培（莘田）、唐兰、罗庸（应中）、杨振声（今甫）、汤用彤（锡予）、姚从吾、向达（觉明）、贺麟（自昭）、郑天挺等人外，还聘请了陈寅恪、李济（济之）、董作宾（彦堂）、李方桂、丁声树（梧梓）等人兼任导师，可谓文翰荟萃。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今后研究生之生活拟采取书院精神，于学术外，注意人格训练，余拟与学生同住。”

为从全国各大学遴选优秀毕业生，北大文科研究所在《申报》刊发了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和办法，报考时筛选条件极为严格，以学术研究水平和专业知识为基准进行审查，只有考生提交的论文通过审查，才能获得参加笔试、口试的资格。以求才为本，考试参照了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殿试”方式，文科研究所领导傅斯年和郑天挺担任主持参与全过程，文科研究所委员会负责评审考生论文，笔试依照各研究生呈缴之论文分别出题。口试最为严格，均分别举行，试完一人再试一人，两位主持者和两位导师依次提问，录取名单最后由文科研究所委员会确定。

经过严格的考试，北大文科研究所首届入学研究生共十人（次序依科别、姓氏依笔画）：哲学组王明、任继愈，历史组汪篯、杨志玖、阎文儒，文学组逯钦立、阴法鲁，语言组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时有“北大十翰林”之称。傅斯年对招生结果非常满意，赞誉“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工，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

研究生入学后与导师同吃同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三号。外公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吾）移行李箱栊至靛花巷三号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二楼西屋中间。孟真居吾之北，学生读书室居吾之南，莘田居吾对面，锡予、从吾、寅恪则居楼上。但锡予、从吾尚未至。布置室中木器书籍，多赖郁泰然之力，可感也。”

北大文科研究所浓厚的学术氛围，为学生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们像嗷嗷待哺的雏鹰，充分利用这难以遇到的学习机会刻苦钻研，受到了踏实严谨的技能训练。优秀学生聚集在一起自然发挥优势互补的马太效应，不久就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北大文科研究所很快就结束了那段在城里的日子，迁到史语所所在地昆明北郊龙泉镇龙头村宝台山响应寺弥勒殿，很有点中国古代书院的味道，而书院的导师及主持人称“山长”，因而罗常培戏称郑天挺为“山长”。当时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和社会名人寄寓，他们用“宝台山北大十翰林”称呼这些学生。陈寅恪教授和向达教授在宝台山暂住时，也如此称呼这些弟子，被记载在回忆录中。

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的培养不仅使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学术文化薪火相传，更为新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雄厚的后备力量。自1941年至1945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共招收了四届二十多个研究生，他们在宝台山上辛勤研读，弦歌不辍，被称为“宝台山士”。他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艰苦的环境中打下了深厚扎实的学术基础，外公对他们的学养、学术方向和未来学术成就充满了信心，曾欣慰地说：“北大文科研究所没有出一个废品！”事实证明，这些研究生都成长为我国文史哲学研究领域里著名的学者和领军人物。

昆明龙头村弥勒大殿，史语所、北大文科研究所旧址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介绍

二、“北大十翰林”之逯钦立教授

逯钦立(1910-1973)，字卓亭，山东巨野人。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史研究专家、中国古文献专家。

逯钦立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积极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转入中文系，曾主编《北大周刊》《北大旬刊》。当时外公郑天挺在中文系任教，讲授《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等课程，逯钦立聆听过。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大南迁，辗转千里，师生二人在长沙国立临时大学见面，百感交集。随着战事的发展，特别是日军攻陷南京后，长沙临大被迫转移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西迁的过程中，逯钦立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与黄玉生、闻一多等11位教授加上284名男同学，68天步行3500余里，克服艰难险阻到达昆明，震动海内外，史称“教育长征”“学子长征”。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云南蒙自正式开学，下午北大举行了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会后北大中文系参加过步行团的三、四年级学生，邀请外公等四位教授在南湖菘岛千秋不朽堂前合影（右一为组织者逯钦立，右二为郑天挺教授）。这张照片是西南联大成立开学那天留下的唯一师生合影，被载入西南联大的史册。

1938年北大中文系师生在云南蒙自南湖菘岛合影（前排左起：罗常培、魏建功、罗庸、郑天挺、逯钦立）

1939年逯钦立考入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师从罗庸、杨振声两位导师，研修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1940年研究生毕业后破例批准延期两年，以研究所研究助教之职完成学术著作。1940年秋冬之交，为了充分利用战时史语所提供的丰富图书资源和翔实史料，提升毕业论文的深度和广度，在外公郑天挺的力促下，学生马学良、周法高、刘念和、任继愈、杨志玖、李孝定等随同史语所迁往四川省南溪县李庄借读研修。1941年6月底7月初，外公郑天挺和罗常培教授跋山涉水到李庄看望学生，对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三人的毕业论文进行评定和答辩。返回昆明后，外公看到逯钦立潜心研究和校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需引用近三百种书籍的浩瀚工程，应傅斯年所长要求，力促逯钦立赴李庄开展研究和著述。

1942年逯钦立在南溪李庄北大文科所办事处以毕业论文《诗记补正》通过答辩，并获教育部核发的硕士学位。时任导师之一的罗庸先生喜悦之色溢于眉睫称赞说：“勤利（逯钦立的号及笔名）论文盈尺，书法如同殿试小楷。”毕业后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古典文学研究。1948年被广西大学中文系聘为副教授、教授。1951年被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聘为教授。1973年赶赴学校参加“批林批孔”运动的途中突发心肌梗塞，后不治去世，终年64岁。

1940年11月28日昆明宝台山响应寺北大文科所部分研究生合影

1943年聘任逯钦立为中研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

逯钦立教授生前著述甚丰，著有《屈原离骚简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等，均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其所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共250余万字（一百三十五卷），经过二十余年的修改和删定，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先秦至隋朝的诗歌总集。它总结了至今仍为古文献界研究和整理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每诗注明出处，诗人下列小传，考证颇精，被誉为“研究上古中古文学者必备之书，填补空白之作”，成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获得成就的标志性成果。该书1983年经学界和中华书局的共同努力而出版，相继获国家出版总署颁发的“首届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一等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成为新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之一，是全世界图书馆收藏数量最多的中国古代文学总集之一。

除此之外，逯钦立教授在汉诗研究、陶渊明研究、汉乐府研究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上都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果。尤其在近代和现代学术史上对陶渊明的研究，于考证、校勘、注释和评论等四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用毕生精力校注的《陶渊明集》，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逯钦立教授生前所写的其他多篇论文，经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吴云编辑整理，定名为《汉魏六朝文学论集》，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承印。当时出版社总编辑要求编者找一位权威学者写“序”，吴教授找到了外公郑天挺。当外公得知是为他的得意门生逯钦立的遗著写“序”欣然允诺，并利用国庆节休息时间写好交给了吴教授。全文如下：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序

郑天挺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离开平津，迁往长沙，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共同招生，共同教学，共同管理；三校又分别设立研究所。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由所按月发给助学金，在所寄宿用膳，可以节省日常生活自己照顾之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分哲学、史学、文学、语言四部分，可以各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

研究生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王明、任继愈、魏明经从汤用彤教授；阎文儒从向达教授；王永兴、汪篯从陈寅恪教授；杨埏、杨志玖、程溯洛从姚从吾教授；王玉哲、王达津、殷焕先从唐兰教授；王利器、王叔珉、李孝定从傅斯年教授；阴法鲁、逯钦立、董庶从罗庸教授；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高华年从罗常培教授。（次序依科别、姓氏依笔画）其后，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四川李庄，也有几位相随，就学于史语所诸先生。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寓，还可以随时请益。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都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确是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休斯到昆明，都曾在所下榻。

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爱国分子，不能身赴前线或参加革命，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宝台山士就是这样的。两个月前遇见任继愈教授，他说宝台山是出了不少人才的。我深以为然。

逯钦立教授毕业后，讲学南北，著作等身，曾用毕生精力校注《陶渊明集》和校辑二百五十余万言的《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诗》。 收在本文集中之论文，亦是逯钦立教授数十年心血的结晶，见解精辟，极见功力。他不愧是宝台山士。关于他的生平著述，详见罗筱藻所作《传略》和吴云的《编后赘记》，不再赘述。吴云同志与逯钦立教授未曾谋面，能够这样热心，他的品格是值得表扬的。

一九八一年国庆

没想到过于劳累，外公写完“序”不久便不幸去世，没有看到新书的出版。为了表达敬意，2014年吴云教授特地写了回忆文章《缅怀郑天挺先生》，刊登在当年8月5日的《南开大学——南开故事》和《天津今晚报》上。

文章节选如下：

我与郑先生相识于1950年11月。其时，我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整理明清档案。郑先生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副所长。明清档案整理由郑先生负责，具体从事档案整理者七人。郑先生给我们整理人员开过几次会，主要强调在整理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档案资料挑选出来。

我同郑先生接触较多，是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那年暑假，他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此后又升任副校长。此年我考入南开大学俄语专业，后转读中文系。报到的次日，我便拜访了郑先生。他住在杨石先校长所住的东村五室单元之内。

1980年春天，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首届毕业生逯钦立先生遗稿，由其同学北大历史系教授阎文儒先生转给我，让我设法出版。逯先生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三巨册，及校注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留下决定出版，独将其数十年所写并已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等退给家属。阎文儒先生是我姑父，他交给我的任务，我无法推辞。当时我被陕西人民出版社聘为特约编辑，遂同出版社总编联系为逯先生出版论文集事。总编辑同意出版逯先生文集，但要求我找一位权威学者写序。我首先就想到了郑天挺先生。我来到郑先生家，说明逯钦立“文革”中英年早逝以及遗稿情况，并提到他的文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已找到出版社，请郑先生写序。郑先生欣然允诺。

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还较少，我希望郑先生写序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多写一些，以便后人研究。郑先生在序言中，不仅写了在昆明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都设立研究所，还具体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办学的具体地点、学生膳食、借阅图书等情况，并写出当时研究生的姓名及其导师姓名。序中还写道：“两个月前遇见任继愈教授，他说宝台山(文科研究所所在地)是出了不少人才的。我深以为然。”序言写完后，我前往先生家去取。他告诉我，过几天要到北京开政协会。我说您开完会，我再来看您。万万没有想到，郑先生开完会回津患感冒，并引起了肺炎，不久就与世长辞。

我与逯钦立教授的次子逯若亮相识于2019年南开大学举行的“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2023年11月在纪念西南联大成立85周年之际，我们一起结伴去云南蒙自、昆明和四川李庄寻根，逯若亮给我讲了许多郑天挺先生关爱他父亲的故事，最后感慨地说：“郑天挺教授学识渊博、学风严谨、为人谦逊，对学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无微不至。郑老作为一位著名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在百忙之余为自己学生的遗著写序，真是罕见，我们全家人永远怀念他！”

三、“北大十翰林”之任继愈教授

外公郑天挺家里保存着六只长、宽、高各约一米的大木箱，它们是抗战胜利后历经3000多公里的路程从昆明托运回北平的，里面是外公在西南联大八年期间积攒的各种贵重物品，包括书籍、文稿、信件、绘画、文件等。这些敦厚而沉重的木箱，四周绑着厚厚的麻绳，外公忙于工作一直没有打开。最初它们被安放在外公前毛家湾1号屋里，后来被堆放在外公府学胡同26号院老北大教授宿舍的回廊上，1952年外公奉调天津南开大学时被暂存在北京亲戚家中，直到1959年南开大学给外公分配了住房，木箱才运到天津打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陈独秀写给蒋梦麟的信件、劳榦教授李庄手迹等资料都存放在木箱中。1963年外公被国务院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分配到两层联排房中的一套间，那年海河发大水，天津地势低，学校怕水淹房屋，历史系来了十几位中青年教师将六只大木箱抬到二层储物室。当时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南开探望外公，看到了众人齐心合力抬木箱的场景，我好奇地问外公：“您为什么特别珍爱这些外观不雅的大木箱？”外公笑着告诉我说：“里面都是宝贝，是我学生任继愈花费了几天时间整理出来的贵重物品。”这样，我记住了任继愈教授的名字。

大木箱收件人信息为任继愈教授书写

藏匿于大木箱里的宝贝，任继愈教授在回忆文章“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中写道：

郑天挺是明清史专家，他有治学的专长，又有办事的才干。西南联大八年间，他处理那些极琐碎、极不起眼的总务工作，从容不迫，办事公道，博得师生们的信任和称赞。他除了主管西南联大的总务工作外，还兼管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总务工作，他也是文科研究所师生共同尊奉的“山长”（旧式书院的负责人）。

总务工作十分繁杂、琐碎，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三校联合，人员的成分也复杂，郑先生处之以镇定、公平，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1945年，日本投降，西南联大决定结束，三校各自搬回原址。郑先生奉派发回北平筹备恢复北京大学。他临行前，委托我和韩裕文（已故）两人清理他房间的书籍、绘画、文件，该留的留下，该销毁的销毁。我们两人用了好几天的时间，清理他8年来的函件、文件时，才知道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们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这些功劳，郑先生生前从来不曾对人表白过，若不是偶然的机会帮郑先生清理文件，我也无从知道。我尊重郑先生的意志，从未对外讲，但是郑先生的贡献，郑先生的胸怀，值得敬佩。郑先生已作古，若不说一说，也许这些看不见的功绩将永远湮没。

任继愈（1916年—2009年），字又之，山东省平原县人，出生于书香世家。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1934年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随校先后辗转至湖南衡山与云南蒙自，只有21岁的他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随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11位教授加上284名男同学，从长沙抵达昆明，68天徒步跋涉3500多里，历经湘黔滇三个省会、二十七个县城、一千多个村落。在这次艰辛而苦涩的文化苦旅中，他所见到的近乎绝境中的中国农民没有悲天悯人、坐以待毙，而是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服的精神，让他感动和深思的是，在战争的苦难面前，中华民族表现出很强的凝聚力，激发了他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开始探究中华文化的根基与精髓，坚定了他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信心。当年同他一同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有十几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以哲学研究为事业的只有三人，他便是其中之一。

1940年北大文科所研究生任继愈

1939年任继愈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首届研究生，师从导师汤用彤，副导师贺麟，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战时学习和跑警报的那段日子，条件虽然艰苦，但特殊的形势却令师生有机会朝夕相处，从中受益匪浅，奠定了他丰厚的学养基础。任继愈回忆说：

“当时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陈寅恪、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庸、杨振声、汤用彤、贺麟。师生们共同租用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在昆明靛花巷3号。师生们同灶吃饭，分在两个餐厅，因为房间小，一间屋摆不开两张饭桌。师生天天见面，朝夕相处。郑天挺担任文科研究所的副所长（正所长傅斯年先生常驻重庆）。罗常培先生戏称，我们过着古代书院生活，郑先生是书院的“山长”。当时同学周法高是罗先生的研究生，周戏编了一副对联：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对仗不大工稳，在同学中流传。”

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招收的四届研究生约20多人，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后来都搬到昆明东北郊龙头村宝台山上，被称为“宝台山士”。王永兴是1940年入学的第二届研究生，师从陈寅恪（主任导师）、向达、郑天挺三位导师，在宝台山与任继愈同屋，两人朝夕相处，成为终生益友，对于那段学习生活他回忆道（摘自王永兴夫人李锦绣文章“最后的‘宝台山子’——怀念任又之先生”）：

郑毅生先生经手在昆明城东北二十五里的龙头村侧的宝台山上，修建七八间土房子，名副其实的土房子，两个学生住一间，俞太然先生负责供应我们油灯用纸住一间，炊事师傅和厨房一间。院中有几棵高树，巢居两个猫头鹰，每到深夜，哀鸣不止，屋后时有一二大狼白天窥视，深夜蹲坐对月嚎叫。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读书到深夜。没有节假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日夜夜如此。长时间坐冷板凳。

又云：

一年后，北京大学在昆明东北郊龙头村宝台山上建筑十几间草房，三届研究生约20人迁居宝台山。史语所就在山下，借书更方便了，两人一间屋子，读书研究的条件更好了。我的同屋是任继愈学长兄，二人终日苦读。

任继愈习惯早起，在凌晨读书；王永兴却习惯晚睡，在深夜读书。于是他们一个读书到深夜，而另一个人在他倒下睡觉时，又开始起床读书。这两个人形成了独特的日以继夜、夜以继日风格，他们屋的那盏小菜油灯，也因此彻夜不息。那时任继愈刻苦钻研着熊十力的著作。

1940年11月28日北大文科所部分研究生摄于昆明宝台山

1940年北大文科所研究生摄于昆明宝台山，李埏 摄（左起：阴法鲁、周法高、马学良、阎文儒、逯钦立、任继愈、杨志玖、董庶、王明、王玉哲、王永兴）

1941年6月外公郑天挺和罗常培教授到四川公干，到四川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看望在那借读的北大文科所学生，了解他们的研学和生活情况。7月4日罗常培和外公对任继愈的毕业论文《理学探源》进行评定。理学源自隋唐，盛于宋朝，是在宋、元、明、清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条件下产生，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哲学史断代的统称，且涉及到佛教，需查考《大藏经》。当时昆明没有《大藏经》，只有史语所有一部，于是任继愈便随史语所到了李庄，在板栗坳的田坎茅屋之间开始了治学生涯。

经过整整一上午的毕业论文答辩，罗常培在日记中写道：

“任君在汤锡予、贺自昭两位先生指导之下，两年的功夫居然深造自得，穷源竟委的作出这样一篇论文来，足见他很能沉潜努力。论文全稿虽然还没抄完，看过旨要和纲目也约略可以窥见一斑了。我和他谈完话觉得很满意，只对全文结构上表示几点意见。”“任君在那里虽然没有指定的导师，可是治学风气的薰陶，参考图书的方便，都使他受了很大的益处。”

1941年任继愈从西南联大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毕业，获教育部核发的硕士学位，1942年—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负责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哲学的教学工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全国解放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了一系列关于佛教的论文，这是他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一部分，学以致用是他一贯的原则。他的这一做法不仅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更让他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原理研究中国佛教的第一人。

2006年任继愈教授

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1987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继愈教授一生勤奋治学，勇于创新，始终站在学术研究的最前沿。他提倡沉潜笃实的学风，主张在学术上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凤毛麟角”；他撰写与主编的多种著作多次再版，其中《中国哲学史》（四卷本）获国家教育部特等奖；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用哲学家的深邃眼光洞穿中华文脉的过去与未来，先后亲自主持和领导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他俯首为牛、屈身为实，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继愈教授学贯古今，成就著作等身。主要著作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有《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

任继愈是“北大十翰林”“宝台山士”中的翘楚，他的治学与为人无疑是“宝台山士”中颇为出色的一个，外公晚年多次在家人面前提起他。任继愈教授的女儿任远对我说：“我爸爸在家里曾经多次提到郑先生，但是不记得是什么具体场合或者具体时间了。他一直对郑先生非常尊敬，不仅仅因为郑老是长辈、老师，更重要的是作为在研究清史方面有着贡献的杰出学者而尊敬。他在郑先生调到南开以后，只要一有机会去天津，他一定会去看望郑先生，那种亲近感是自然的、由衷的。记得有一次他从外边进家门，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郑天挺先生去世了’。他非常难过，一天都没怎么说话。我想我爸爸一定是在心里回忆着过去几十年和郑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外公郑天挺曾经说过：“北大文科研究所与此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齐名，均成为培养文史哲方面大师级学者的重要摇篮，功存青史。”北大文科研究所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日后他们都成为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他们追随着前辈，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在中华民族文史哲学的学术史上，青史流芳世不淹。

本文参考：

1、郑天挺著《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

2、罗常培著《蜀道难》，中华书局2020年版

3、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

4、逯钦立遗著 / 吴云整理《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吴云文章：“缅怀郑天挺先生”

6、任继愈文章：“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7、李锦绣文章：“最后的‘宝台山子’——怀念任又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