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鳏寡不幸的怜悯与关注，在早期华夏时代就是一个重要话题

本文探讨了古代中国对最无助个体的救济问题，强调了孟子关于仁政应优先救助鳏寡孤独的观点。

在古代，这类个体主要依赖家族和社区的救济，但当失去这些支持时，他们就变得极为脆弱。孟子认为，仁政应从救助这些最无助的人开始，而周文王时期的政策也体现了这一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家在救济这些个体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官僚机构也出现了弊端。

孟子主张适度的国家介入和税收，以确保既能提供救济，又不会过度增加社会负担或导致政府机构过于庞大。

“哀哉鳏寡”：首先拯救最无助的原子个体

文 | 李竞恒

在古代社会，社会救济更加依赖家族、乡党等小共同体，而人一旦在小共同体领域出现缺失，成为没有父母、配偶、子女的原子个体，虽然也可能得到更外围共同体如村社之类的救济——如《诗经·小雅·大田》：“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就描述了周代村社共同体将田地中的稻穗留给寡妇，这就是村社共同体对不幸个体的救济方式。

但是，丧失了亲人成为了血缘意义上的原子个体，在当时看来是属于最悲哀的类型。

在孔子的时代，没有兄弟的司马牛为此忧虑不已：“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这些不幸者没有“家”，是最悲哀无告的群体。

孟子谈到，有四种人最悲惨，所谓“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梁惠王下》），即老年没有配偶、儿女的男性、女性，以及幼年没有父母的孤儿，他们没有自己的家人共同体，以社会边缘人和原子个体的身份悲哀地生活，是这天下最需要帮助却没有话语权的“穷民”。

孟子指出，周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是先从拯救这四种最无助的弱者开始。

顾炎武曾据《诗经》、《越绝书》等文献考证，“有妻而于役者，则亦可谓之鳏”，“有夫而独守者，则亦可谓之寡”（《日知录》卷三十二《鳏寡》）。

按照此说，“鳏寡”还包含了因为服役而被迫分离的人们，也是需要得到救助和呵护的人群，也是一种“穷民无告者”的类型。

这四种“穷民”，古人一般省略作“鳏寡”二字代之即可，对于鳏寡不幸的怜悯与关注，在早期华夏时代就是一个重要话题，并被持续关注。

周初的《尚书·康诰》中就强调了“不敢侮鳏寡”，不许欺凌这些无告的弱者。类似的语言，也见于西周时期的《毛公鼎》铭文，所谓“毋敢……侮鳏寡”（王辉《商周金文》，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262页），表明这是西周时期政治观念中常见的思想。

类似的表述，还见于其它一些西周青铜器铭文，如周宣王时期的《四十三年逑鼎》铭文说“虽有宥纵，乃侮鳏寡，用作余一人咎，不肖唯死”（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载《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3期，第20页），李学勤将其读为“乃敢侮鳏寡，用作余我一人咎，不雀死”，意思是欺凌鳏寡者，将“不保官雀（爵）而死”，不但会丢官，还会丢命（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载《文物》2003年6期，第70页）。

在清华简《摄命》中也记载，周孝王在册命仪式中告诫领主贵族，一定要做到“亦勿敢侮其童，恫瘝鳏寡，惠于小民”（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中西书局，2018年，第110页）。

“恫瘝”即《尚书·康诰》中的“恫瘝乃身”，即孔传所说“如痛病在汝身”。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周王要求领主不能欺辱鳏寡和孤儿，要将他们的痛苦视为自己的痛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属民。

降至东周时代，照顾鳏寡的思想仍然得到继承，山东滕州庄里西村出土东周编钟铭文有“哀矜鳏寡”之句（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金文集成》，齐鲁书社，2007年，第104页）。

这件编钟，也就是“司马楙编镈”，铭文云“曰古朕皇祖悼公，严恭天命，哀怜鳏寡”（张振谦《司马楙编镈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342页）。

这位东周贵族赞美自己的祖先悼公，具有恭顺天命的美德，其中重要的品质便是哀怜和照顾鳏寡。

显然，他想表达的潜台词还包括，自己也继承了“哀怜鳏寡”这一古老的家族美德。

从这些周代的金文和竹简材料来看，对于鳏寡为代表的那四类“天下穷民”的悲悯与关照，是早期华夏文明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伦理主题，上至周王下至士大夫也都在努力践行对鳏寡的哀怜与照顾。

孟子主张行仁政要首先拯救鳏寡之民，并且宣称这是周文王之政，显然不是自己脑洞大开的产物，而是对此前古拉漫长历史价值维度的继承与发扬。

孟子要用王政的力量来拯救最无告之民，这就意味着，在原始儒学中，对于福利和救济手段的思想，其实已经包含了必要的国家手段这一内容。

原则上来说，原始儒学主张小而强的政府，大量领域被交给各类小共同体，如家族、宗族、村社、乡党之类。在孟子的想法中，通过“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的小共同体互助手段，基本是可以实现互助与社会救济的，国家的触手不需要介入其中。

但凡事皆有例外，对于孤儿、鳏寡之类丧失了“家”这一根本核心共同体立足点的边缘人，他们其实已经沦为了某种原子个体，虽然能得到外围村社共同体“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的帮助，但仍然是高度脆弱和无助的。

在这种特例下，这些“无告穷民”就需要王政，即国家必要救济手段的介入。

实际上，从后世史书来看，汉代以来朝廷对孤贫不能自存者进行不定期的救济，成为了一种习惯。

诸史的“本纪”部分，这种情况十分常见，从《汉书·文帝纪》以来对“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的“振贷”开始，给“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赐给谷物之类成为一项长期不定期的制度习惯，见于各代史和帝王诏书。

对于鳏寡的救济，也一直是历代发政的重要内容，如西汉于定国的治理就“务在哀鳏寡”（《汉书·于定国传》）；北周时苏世长上书周武帝，“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新唐书·苏世长传》）。

发展到宋朝，这种从孟子和原始儒学思想中发展出国家对鳏寡孤弱的救济，开始衍生出发达的国家福利制度，也因此导致了带有“现代性”的福利病。

北宋以来普遍设立救济孤弱的养济院、慈幼局、施药局、居养院、安济坊之类大量官办福利机构，可以说在儒学人道主义精神下发展出的宋朝救济体系，是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其动机当然是值得高度肯定的良善。

但是和现代社会一样，经由官僚机构层层过手都是油水的各种福利制度，很容易成为官僚或相关代理企业的“项目学”套钱手段，做成利益寻租链条，宋朝福利制度就已经初显端倪。

“诸县奉行太过”、“縻费无艺”、“资给过厚”之类情况十分常见，增加了税收负担，即所谓“常平所入，殆不能支”，甚至导致“不养健儿，却养乞儿”的民谚嘲讽，用现代话语说就是“养懒汉”。

所以，国家或官僚机构对福利的介入过深，也是存在陷阱的。

通过孟子的思想和宋代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于“哀哉鳏寡”的救助，除了传统各种小共同体的救助之外，肯定也需要一定国家力量的介入，即孟子所说“文王发政施仁”，但是这种介入又需要审慎和明确的限度，警惕其可能存在的“项目学”陷阱，一旦过头也是过犹不及的。

那么国家必要限度的规模，应该大致按照怎样的比例设置较为合适？

如果按照一些“奥派”的观点，连“守夜人”规模的小政府国家设置也是多余的，甚至连警察和公共安全秩序这些都可以用私企“安保公司”之类来进行替代，人们通过向各类私企“公司”购买安保等在内的商业服务就可以了。

这种思路的出发点，固然为了避免官僚机构的弊端，以及官僚机构的各类寻租利益链条，是为纳税人的钱包着想，但却忽略了无力购买各类“商业安保服务”的那些诸如“哀哉鳏寡”之类的人群。

一些“奥派”可能会说，这是基于财产权的“正义”，不同人有不同结局，你无权为了拯救“哀哉鳏寡”去侵犯别人的财产，这样最后一路走下去一定是强权官僚制。

如果脱离现实历史经验，将这个作为一道纯粹的智力游戏论述，只要加以精致化，不但可以自圆其说，而且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如果进入历史语境就会意识到，原子个体意义上的“财产权”预设是站不住脚的，智人二十万年以来的“自发秩序”恰恰是属于某种共同体的，早期时候属于某个家族或部落，近五千年来则出现了超越血缘部落组织之上更复杂的共同体，如早期国家和族群，近几百年还出现了“民族国家”这种庞大体量的共同体。

共同体的安全以及对内部弱者的救济，从历史经验和二十万年以来演化出的智人本能情感来说，都是带有公共性的，不是简单的两个原子个体之间的关系。

孟子不需要像罗尔斯那样，首先预设“无知之幕”可能成为“哀哉鳏寡”得需要得到救济，也不需要假设出诺奇克那样沙漠中只有一汪泉水，然后启动洛克限制条款之类的玄思，他的论述其实更多基于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朴素现实感和常识感。

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设，对“哀哉鳏寡”的救济如果更多通过各类小共同体肯定成本更低，效率更高，这一点笔者也表示同意。

但即使是在传统社会，也有很多类似司马牛处境的人，所谓“人皆有兄弟，我独无”，李密说自己童年作为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孤儿，其凄凉孤苦也是普遍存在的。

传统的小共同体，虽然也有宋代四明“乡曲义庄”之类资助家族外人群的救济机制，但主要还是以“范氏义庄”之类救济本宗族血缘人群的为主，因此即使是在早期国家的周文王时代，也要通过一定国家手段的介入来救济同属于华夏人群的一些“哀哉鳏寡”，那么就必然涉及到收税的问题。

孟子主张的国家规模，并不是以最低税率为最善。

《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就主张一个极小规模税收能力和规模的国家，即“二十取一”来征税。

孟子主张的税收能力比白圭方案高一倍，主张“什一而税”。他批评了那些类似现代“奥派”的观点是“貉道”，即回归到国家出现之前的部落状态。

据学者考证，“貉”是靠近北方燕地的胡人部族，又称“蛮貊”、“夷貊”、“四貊”等，代指周边非华夏的散乱族群（林沄：《说“貊”》，《史学集刊》1999年4期）。

在西周《貊子卣》铭文中，记载周王赏赐给貉人一个首领“貊子”三只鹿（《集成》05409）。

这表明，“貉”这样原始扁平的部落状态，虽然也有小范围的首领，但却没有真正发育成熟的国家机制。

在“貉”这种水平的部落状态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没有城市，没有必备和常设的国家科层组织，确实不需要哪怕是最原始形态的政府机构。

实际上，以必要国家对“哀哉鳏寡”进行救助，就一定需要相应的“有司”机构，因此“二十取一”的极小税收水平是不够的。

只有税收能力和国家组织更复杂一些的那种小而强的政府，才能履行对外保障共同体安全，对内履行最基础一些国家职能的义务。

即使是哈耶克也认为，“一个运行中的市场经济，要求国家方面有些参与活动”；“只要政府的活动属于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那么，市场还可以容许政府进行更多得多的活动”（［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52页）；

福山也指出：“即使最坚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也会毫不迟疑地承认，政府要在提供纯粹公共物品上发挥作用。除了新鲜空气和国防，公共物品还包括公共安全、法律制度和公共健康”（［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8页）。

《礼记·明堂位》记载：“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这表明尧舜、三代时期的治理，也是需要最起码公共官僚组织的。

而且伴随着共同体规模的扩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公共管理机构也呈现出相应的扩大。

显然，孟子主张通过“百官有司”对孤儿寡老的救济，就符合政府要提供必要“公共物品”的这一基本要求，可以覆盖最无助者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

孟子认为，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太孱弱，或者太强，都是病态的。

“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如果像索马里之类的失败国家，或者像以前香港九龙城寨一类地方，无政府状态，连基本国家机构都没有，遍地部落或帮派林立，自然也谈不上什么“政府财政汲取”问题，但这只是“貉道”而已，谈不上良好治理（虽然索马里、九龙城寨之类无政府的地方也存在经济增长），或至少与“善治”之间差距是甚远的。

而反之，若财政汲取一旦超过了“什一而税”之类的小政府偏轻限度，便又会导致汲取力过强问题，养出臃肿和叠床架屋的各类机构，降低社会与经济的活力。掌握背后的中庸状态，是一门高超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