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宁波商帮的商业传奇与人文精神

船舶溅起阵阵浪花，晕散了岸边白墙黑瓦的倒影。这是江南水乡的运河，运河上多船舶多桥梁，最大的船体能驶向海洋，比海船更大的是架设在出海口的通济桥。庞大的船体穿过桥洞，光线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是常见的风景。

这条运河自钱塘江起，融通甬江水系。宁波既是河道的终点，也是通向海洋的起点。生活在运河两岸的宁波人，血脉里涌动着河与海的波涛起伏。14世纪，宋廷将市舶司迁至彼时被称为“明州”的宁波，并屡次将明州港作为唯一许可的，与日本、高丽通商的港口，时称“诸省之物产亦由甬埠集散”。自此，明州港既是外销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内运的始发地。一支支船队入海竞渡，通江达海，于是有了宁波商帮的赫赫威名。

19世纪，波涛汹涌，船队破浪而行，在上海滩掀起民族资本的疾风；

20世纪，疾风不止，船队驰骋全球，在香港吹响现代化建设的凯歌；

21世纪，歌声绕梁，船队乘胜追击，在世界各地托起科技革命的朝阳。

斗转星移，海在变，船也在变。水手从未错过潮涨浪高之时，因为不管何时，他们一回头，就能看到通济桥上的旗帜。

数百年间，旗帜飘扬之下，一种中国式的商业气质愈发明显。它有着浙东实学的激情，也有着实业的理性。两种色彩，如何共同塑造了宁波独特的人文经济学？

“异业同道”

当海船从家门前过，澎湃的不只有水潮，还有心潮。

由于宁波河海相交，加上多山少田，耕地不足，不少人通过经营工商业谋生。“海舶过而风帆不解”的社会图景，也使得农耕文化的务实融入了海洋文化的进取。

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将宁绍台温一带称为“海滨之民”。“宁波商帮”研究专家、资深作家王耀成认为，“海滨之民”的特性和希腊异曲同工——宁波和希腊恰好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两端，同样都是由海上贸易催生文明。

财富殷实，宁波人却不露富。走在宁波街头，几乎见不到衣着张扬者，路人身着布衣长衫、神色淡静。“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在宁波镇海，当地宗族桕墅方氏的祠堂中曾经悬挂一副楹联，上联是：“科弟尚哉必忠孝廉节自任几端方可无惭宗祖”，下联是：“诗书贵矣但农工商贾各专一业便非不肖子孙”，落款为“明余姚王阳明先生语，十一世孙仁懋、仁恒立”。

他们所引用的话，来自一个多世纪前的王阳明。

明代中期，王阳明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这句话出自《节庵方公墓表》。在文中，王阳明高度肯定墓主去士从商一事。他在论著中也提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吴根友多年研究明清哲学。他表示，阳明心学对工商业的认可，除了经济因素，也与科举考试盛行密切关联。浙东地区，聚集了大批期望考取功名的士人，但“考公”激烈，同时明中后期朝政混乱，读书人或无法做官需要另谋生路，或政治理想破灭渴求社会治理之道。从商在客观上最为可行，但对于读书人而言，却是“舍本逐末”的耻辱。

他进一步提出，在重农抑商的背景下，王阳明为众多迷茫的门生描绘了一种更广泛的“大同”：“心即理也”，是非善恶产生于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人们顺应自身的良知并实践善念，“满街皆是圣人”，这自然也应该包括经商之人。

这一观点经百年传承，被宁波的另一位思想家黄宗羲发展为“工商皆本”。

“这是面对现实，解决读书人生存价值的问题。”吴根友总结道，“强调了世俗生活的正当性。”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供南方周末

阳明心学的思想浪潮与世界同轨。王阳明提出“新四民说”的同一时代，马丁·路德在欧洲掀起宗教改革，将神的解读权发还普通人。东西方同时出现的思想理念，让世俗生活、个人奋斗有了合法性，点燃经济和科学飞速发展的火种。

在“新四民说”广泛传播的浙东地区，本就发达的工商业进一步成长，宁波商帮逐渐形成。他们以鄞县会馆、浙慈会馆为据点，从宁波出发走向全世界。

这次出发已绵延几个世纪。当年祠堂中悬挂楹联以督促宗族的桕墅方家族，百年之后诞生了方椒伯、方液仙等多位民族实业家。这样的“历史巧合”，还在陆续发生。

不过，吴根友指出，中西两场思想革命看似引发了相近的现象，却指向全然不同的目的地。“新教伦理是把财富作为人生目标，而儒学并不是以俗世的成功为判断标准。”

当两种哲学诞生之日起，其各自的命运也已埋下伏笔。两者的差异，将在五个世纪后的现代逐渐显现其威力。

而在当下，阳明心学“知行合一”“异业同道”的生命力被推广至全社会。一方面是极高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是不受出身限制的准入门槛，儒学教化的作用得到最大化，崇礼向善成为浙东的普遍风尚也就再自然不过。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言：“惟浙东的流风余韵，还传衍得很长。”近现代凡是出现“知行”二字，都不能不回溯其与阳明心学乃至浙东实学的关系。

提出“知行并进”的江苏南通人张謇，因其“言商仍向儒”，在后世被称为“状元企业家”“爱国企业家的典范”，但其在著作中曾道，自己为了“成此区区工商之事”“含垢忍尤，遭闽受侮，千磨百折”。当中最让他哀叹的，是身为书生，却“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

在苦闷之中，阳明心学以“新四民说”让张謇等儒商跨出精神困境，又为儒商指出“知行合一”的实践道路。张謇十分推崇阳明心学，“由阳明以求孟子”，还曾撰写对联纪念王阳明的传承者、泰山学派代表之一王艮。

王艮原先是泰州一名烧盐的苦力，世代贫寒，通过自学儒学以及苦心经营白手起家。随后拜入王阳明之门，并在传承心学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新四民说”的内涵，提出“百姓日用即道”。在心学等新儒学的精神支持下，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助力民族工业的发展。

心学之影响力在外地皆如是，在宁波本土更是如此。一百年后，革命家章太炎称赞在阳明学影响下，人们“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懦夫奋矜之气”，“庶于中国前途有益”。

“轻本业而重末利”

1843年，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开埠。

为躲避战乱、积极求变，宁波人大量外迁到距离一苇之航的上海。据《鄞县志》记载：“世家子弟至有毕业学校仍往上海而为商者，良以地当商埠，习于纷华，故皆轻本业而重末利也。今有‘上海为宁波第二故乡’之谚焉。”时人估计，清末上海居民中，宁波人达40万人。

不久后，迁到上海的宁波人将点亮整个中国近代史。但在外迁的当下，绝大部分宁波人并非大富大贵，而是来自普通甚至清贫人家，“尤以工人居其泰半”，除了进厂打工，初来乍到的宁波人还会从事学徒、跑街、船员、裁缝等职业。

这恰恰是对“知行合一”“异业同道”的白描。这些宁波籍学徒、工人之中，不少人通过“事上练”一步步成长为商业巨子，宁波人的共性在砥砺中愈发耀眼。

1859年，黄浦江中的舢舨船上，一位19岁的小货郎正在等待一位英国洋行经理。这位外国人刚刚下船时遗落了一只公文包，公文包里有生意单据、钞票、支票等等。

和公文包中的“巨款”相比，小货郎日常以兜售日用杂货为生，想学洋泾浜英语，还需要攒好久才能凑够一块钱的学费。

但货郎只耐心等待着，半天后终于等来失主。为了报答货郎的拾遗不昧，洋行经理指点他从事码头船舶五金生意。

三年后，当年的货郎开设了五金洋杂货店“和顺记”，这是上海第一家华人开设的五金店，到1890年代，其已有近40家分号、200多家联号。昔日的货郎叶澄衷，成为上海滩的“五金大王”。

有着悠久钱业历史的宁波商帮，或许更为懂得“信用”的价值。在叶澄衷成为五金大王的150年后，宁波另一家在行业“称王”的企业，同样因“信用”改变命运。

2008年，宁波人邱智铭经历了创业的至暗时刻。当时，他的制笔公司贝发集团意外积压了大批货品，同时遇上欧美金融危机，导致公司资金严重受压。但是，关联的几百个供应商，却没有一个起诉邱智铭的。邱智铭由此赢得了周转的时间，渐渐走出了阴影。

商人以德信立业，而他的合作者亦会以德报德。这真是阳明心学倡导的处事理念。

“诚信拯救了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行业生态救了贝发这家企业。”邱智铭感慨，“社会给你的回报，实际上就是来自你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如果说叶澄衷的起家来自大河文明的纯朴、勤劳，那么他的崛起则显现出海洋文明的进取、开放。

叶澄衷在发家之后并未安于现状，而是以资本跨界多个行业：1890年创建最大的华商火柴厂，改写中国人使用“洋火”的格局；1894年开设中国最早最大的蚕丝纺织厂，与投机压价的蚕商形成了抗衡；1897年，与另外两位宁波商人严信厚、朱葆三创办华人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宁波开创的“第一”不止于此。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批保险公司、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证交所、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味精厂……

宁波商帮创立的一个个民族企业，如同硝烟中开凿出一道护城河，有力抵抗了外商的垄断和打压。

在民族资本艰难图存的年代，宁波商帮却展现出强大的意志，硕果累累。这不仅体现商业思维的发达，更体现面对绝境时个体的顽强生命力。回溯文脉，这种对个体性的强调正是阳明心学带来的心灵价值。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执行院长蔡亮致力于阳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传播研究，他表示：“阳明心学中‘异业同道’的思想，传递出一种动机取向有效激活目标行为的机制，既然对真理的追求是一致的，内心便是喜悦和自得的，未来的追求可以驱动当下真诚而全力以赴的行动。现在人们喜欢说‘情绪价值’，王阳明就是通过赋予未来价值，来指向一种能动状态。他不但让你成为聚光体，还可以成为光源和发光体，给予光和力量。”

因此，在辉煌的商业表现之外，宁波商帮有更耀眼的一面：士人儒风。在有了立足之地后，宁波商帮不约而同走上“还富于民”的路，其中，建校办学，成为宁波商人回馈社会的共同志愿。

叶澄衷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困，只读过半年私塾，因此倍感兴学的重要性，提出“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1899年他集银子10万两，在上海虹口创建“澄衷蒙学堂”，成为上海第一所国人自办的“洋学堂”，蔡元培担任学堂首任校长，胡适、竺可桢、袁牧之等人都曾在学堂中学习，对近代中国科学文化产生关键影响。1903年，叶澄衷又创办“叶氏义塾”，后演变为中兴学校、中兴学堂、中兴小学。

办学只是其中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在宁波，乐善好施之风蔚然延续至21世纪。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11年，宁波市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款物累计超过30亿元。

当“致良知”是所有阶层的共同目标，利他主义便成为了一种共识。宁波商帮长久绵延、勇立潮头的命门正在于此。当宁波商业文明开花结果，落叶归根，新的萌芽旋即在这片土壤中酝酿，迎来下一个良性循环。

“自尊无畏”

20世纪80年代，中英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当中，一批宁波籍商人成为民间大使，奔走在促成谈判的一线。当中一位是“世界船王”包玉刚。

民国时期，包玉刚在上海从事银行业。1949年初，包玉刚赴港从事外贸，几年后从出租旧货船开始了海上航运事业。航运业是冒险者的行业，但是包玉刚独辟蹊径，通过采取长租的方式，稳打稳扎地实现盈利。到20世纪80年代，其所拥有轮船的吨位和数量已居世界航运业之首。

此时，历史的草蛇灰线露出了水面：包玉刚曾在叶澄衷兴办的中兴学校学习。他还有另一位中兴学校校友：“影视大王”邵逸夫。后者与兄长创立的邵氏兄弟公司，不仅带来了香港现代影视业的辉煌，造就香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业务更远及东南亚、日本、韩国、印度等地。

两人传承了叶澄衷办学的精神：1984年包玉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逸夫楼”在全国各地更是数不胜数。

重视教育的传统，与以心学为代表的开放精神结合，使宁波本地在近现代成为“院士之乡”。至2023年，宁波籍院士增至122位，数量为全国第一。

从商业的富强，到民主法治的健全，宁波商帮的“致良知”始终紧扣着社会命运。在大义面前，一向低调的宁波商人还展现出了血性。

1797年，旅沪宁波商人在上海建立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在1874年和1898年，四明公所两次因反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抵抗法国巡捕或领事而发生血案。到抗日战争时期，四明公所依然承担着重要的救济角色。据1937年11月6日《申报》记载,甬商近80天的时间里，救护难民数十万，仅遣送甬籍难民就达16万人。

除了同乡会以外，宁波籍个体为社会与民族做出的努力更是数不胜数。

以桕墅方氏的方液仙、方椒伯为例，他们在商业上颇为成功：前者是当时中国的“化工大王”，后者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董事、大有余榨油厂董事等。

与此同时，两人也以爱国著称。前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宣扬国货救国；后者先后主持抗日救国大会和发起反对上海总商会“中日双方直接交涉归还青岛”主张的联合会。

方氏二人或许未有扬声诵读过祠堂中的那副楹联，但字里行间的大义已经流淌在家族的血脉之中。几百年前，王阳明阐述商人亦可为“圣人之学”：克私去弊，保持纯正的动机与品行，不被“营利之心”蒙蔽。

从宁波，到上海，再到香港，宁波商帮“排除生死”的爱国、爱民实践，一次次验证着章太炎当年的定论：“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

近代史中，宁波商帮茁壮自心学，果熟于实业，落红护花于教育，创业、办学、救济、赈灾、推动民主建制等一系列行为，如同一个个齿轮，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巨轮，“良知”让宁波商帮成为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16年，孙中山在宁波发表演说时感慨道：“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商帮依然被寄予厚望：“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此时，“致良知”为目标的“异业同道”，逐渐显现出与新教伦理下的资本主义之不同：利他主义使得宁波经济有着强大的经济韧性。心学激情下的宁波实业，迎来新世纪的第三次跨越。

“利他则久”

进入21世纪，全球进入了和平年代，人类的主要目标从求生转变为求新、求富、求强。在技术革命面前，宁波的人文旗帜拂去硝烟，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供南方周末

在总体经济的辉煌之下，宁波的行业发展特点“似曾相识”。

截至2024年3月，全国累计1557家入选“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中，有104家企业来自宁波。宁波以全国千分之一的土地面积，培育出全国6.7%的单项冠军。

琳琅满目的宁波“冠军榜”，仿佛重现了两百年前宁波商帮在上海滩的繁荣景象。不同的是，上海滩的宁波“第一”，只体现在时间领先、规模大。而如今从民营经济中孕育的“单项冠军”，不仅专注于阳明所言的“精一之功”，更在自己的赛道中领跑行业。

以诚信度过危机的贝发集团，便是其中之一。自三十年前创业起，贝发一直专注于文具产业。“做一个出位的东西不是良知，做出正确、合适的选择才是良知。”

集团创始人邱智铭表示，“企业都有自己的经营边界，要知道什么不能做。很多人都膨胀了，好像无所不能，但一个人学一个时代的事，做一个时代的事，已经是1%的事情。”

据邱智铭介绍，为攻克笔头技术，贝发集团的研发团队曾经花了数百万炼了几炉材料，一炉烧制完成，拉型，失败，总结，改进配方，再炼，再做样品，再失败。如此往复，反复打磨，直至基本接近国外材料性能。

来自海洋的灵活、包容，让宁波商人在稳打稳扎的基础上，依然能够快速适应行业变化。

2023年10月，宁波提出要着力培育九大未来产业赛道新优势。其中，在未来智能领域，一家名叫“普瑞均胜”的企业引人注目。

据Choice数据显示，在121家A股宁波上市公司中，其母公司均胜电子是2023年总营收前三中的唯一一家制造业公司。

作为宁波企业，均胜电子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同样可观。《东南商报》报道称，根据《美国汽车新闻》发布的2023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均胜电子位列全球第40名。其中汽车安全业务全球市占率多年位居全球第二。

而与之形成互文的另一组数据是，在110家已公布相关数据的A股宁波上司公司中，均胜电子的企业研发人员数量、研发支出占营收比例，均为榜单第一。据《东南商报》统计，均胜电子近5年累计研发投入达170亿元。

除了自身重视研发水平带来内生增长，宁波人的金融敏锐度也让均胜电子通过外延并购。创办于2004年的均胜电子，先后收购多家外资“隐形冠军”，其中包括1919年成立的德国老牌汽车电子生产商——德国普瑞公司。这场并购，为均胜电子带来了普瑞的98项项目专利，技术实力快速赶上全球进度，也为普瑞带去了庞大的中国市场。

2024年5月，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在分析新质生产力时谈及，新质生产力的经济动能来自于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与金融服务。

他指出，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众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宁波无疑有明显优势。在郑永年看来，拥有基础科研资源的香港是宁波企业合作投资的首选地。

实际上，自上世纪宁波商帮在香港扎根后，其和香港的缘分已经延续到第三代。香港侨商联合会会长徐旭昶是其中之一。

1995年，徐旭昶在内地大学毕业后移居香港，与多年在港打拼的父母团聚，开始了自己的商海征途。

在徐旭昶看来，在第三代宁波商人身上，阳明心学仍然“余音绕梁”：“致良知”督促人们诚信经营，“知行合一”催使人们注重实效，“心即理”则时刻提醒人们在商业活动中严格遵守契约和法制。

在心学的主旋律之上，每一代宁波商人都注入了对时代趋势的触觉。

“第一代宁波商帮依靠勤奋和节俭起家，第二代宁波商帮勤俭之余，更注重商业智慧和市场洞察力，善于把握市场趋势，运用资本和人才推动企业发展。而到了我们这一代，则更注重国际化视野和跨界合作，注重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徐旭昶认为。

在香港开枝散叶的宁波商人，不停反哺内地。

公开信息显示，在2023年甬港经济合作论坛上，宁波与香港两地签约了24个合作项目，项目涵盖了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总投资额达56.7亿美元。此外，徐旭昶与香港侨商联合会会长团成员联合在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布局学校、医院、酒店、海外仓和工业产业园等，积极响应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建设重要战略举措，为内地企业出海打好基础和平台。

在技术和投资的硬条件之上，宁波的人文正在催发着企业组织和人才变革，成为愈发关键的创新源泉和韧性支撑。

几年前，宁波企业方太一位新入职员工，来到公司的车间之后发现了一个细节：员工没有进出车间的盘查和限制，仓库也没有360度、24小时全监控。仓库岂不是早被搬空了？方太的接待人员却答复他：我们的仓库从来没有丢失过任何东西。

这样的结论令人难以置信。现代科学管理建立于欧美的“经济人”假设，这一概念在被亚当·斯密提出时，将人视为本性懒惰、所有行为皆为私利。泰勒则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强调企业对工人的管理乃至控制。

而方太的“空城计”，有着相反的假设：用文化的力量化育人心，靠大家自觉。“从他律到自律，乃至最后到无律的状态，需要导人向善的理念之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习惯。”方太企业文化部部长赵士诚解释。

另一家宁波企业佳音科技则以阳明文化等为纲，创新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致力于打造去中心化的事业部管理模式。在项目培育过程中，有事业追求的年轻人将逐步被选拔为公司合伙人。合伙人享有一定比例的薪酬激励。在信息系统中，合伙人能够直观、透明地了解到自己所负责事业部的经营数据。同时，公司把用人权、采购权、物流权完全下放给合伙人，以提高决策效率、响应速度。

一般来说，放权意味着失控，但佳音不存在这个问题。经过7年的探索，佳音科技已经逐步成立了18个事业部，近几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今年产值有望突破10个亿。

以上种种迹象或许说明，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的伏笔再次显现：同样是解放工商业的思想革命，新教伦理和心学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后，导向了愈发不同的商业文明。

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发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对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进行了批判。新兴资产阶级虽然摆脱教会统治，但并非完全叛离宗教信仰。其所提出的世俗生活合法性，是在个人直接面对上帝的情况下，将获利当作上帝的“蒙恩”，谋利活动成为一种“尽天职”，同时保持节俭。

而心学的目标又是什么？

儒学学说离不开“内圣外王”两个面向：向内修身养性，向外德君行道。很长一段时间中，儒学的论证重点多是“外王”，而阳明心学充分吸取《孟子》等经典的观点，在明清时期提高了“内圣”的重要性。从商，最终是为了“内圣”：不论环境如何，人都可以在职业实践中彰显良知。

目的不同，也就导致了路径不同。丹尼尔·贝尔指出，新教伦理为宗教动力而培植经济，但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性必然冲击宗教动力，精神动力的来源便只剩下“扩张财富”。

而心学对工商业的重视，本质上是基于共同的道德目标，多容纳了一种实践方法：从商。因此，实践方法如何变迁，都不过是“殊途同归”。

在近代，以践行良知、社会幸福为终极目标的心学，已经屡次展示了其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而在今天宁波的产业发展中，这种影响力不仅未有消亡，反而为宁波本地乃至中国企业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以方太为例，企业创始人茅忠群自2008年开始，逐步在方太集团中导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形成了“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的方太文化管理模式。“中学明道”作为灵魂，“西学优术”则是将西方管理学中实用的工具、理念结合到实践当中。阳明心学便是当中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2019年，方太获得了首届德鲁克中国管理奖、第十二届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

创新依托于人，人是创造的根本，而人行动于组织之中。唯有组织创新了，生产力才能解放。从“四民异业而同道”，到“致良知”“知行合一”，阳明心学等浙东哲学强调了人的主体性，是一种极致的“人学”。当尊重、信任、鼓励人的主体性，成为管理中的一个基本前提而非特例，中国式组织创新走向成熟。

在跨世纪的宁波通商史中，王阳明的思想通过贸易启发了日韩乃至更远处的企业家。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是当中之一，他提出“自利则生,利他则久”，其内核无疑与宁波商帮师出同门。发挥人的主体性，本质上依然需要利他之心，不把他人当成“他者”、互相倾轧，而是寻求爱人、共赢之“道”。

以利他主义为前提的内生创新、外营生态模式，让宁波企业历经数百年后，依然稳定地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而“致良知”的精神目标，让经济价值真正化为社会财富，润物无声地推动着各地的现代化建设。

在宁波当地，“共同富裕”正在成为越来越近的现实。统计数据显示，宁波2023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为1.66。这是这一数据连续第19年呈缩小态势，宁波同时也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

郑永年表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根本，宁波要讲好共享与发展的共同富裕故事，向世界发出宁波声音、提供中国方案。

几百年前，章太炎称阳明心学“庶于中国前途有益”，所言非虚。王阳明在曲折的一生中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三不朽”的传奇。或许这也可以概括宁波商帮自明清崛起后，一直在中国商界勇立潮头的原因：以良知为方，为企业创精益，为行业传薪火，为社会造福祉。（完）（原标题：激情与理性：阳明心学与宁波商帮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