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 鸡蛋与篮子：刘鸿生的“托拉斯之梦”

被誉为民国“火柴大王”的刘鸿生，其实他不仅仅生产火柴，而是投资多面手。在1920年火柴厂开办时，刘鸿生已有创办水泥公司的计划。之后，刘鸿生又相继创办章华毛纺织厂、华丰搪瓷厂、华东煤矿、中华码头等名重一时的企业。据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刘鸿生创办或入股的企业达到60多家，横跨火柴、水泥、毛纺、煤矿、码头堆栈、搪瓷、交通、银行等20多个行业。在其实业经营的鼎盛时期，刘鸿生所属企业的总资产近2000万元，是仅次于荣氏家族的最富有的资本家。

在上海滩实业界，刘鸿生一向以“气魄雄伟，手腕灵活”而著称。和荣氏家族主要投资于面粉、纺织行业不同的是，刘鸿生的投资非常分散，其全部理想“就是希望把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据其下属方祖荫回忆：“（刘鸿生）很会调理调度他的资金周转。……据我们了解，他是这样操作的，一个钱要当两个钱用。他办一个厂，把这个厂抵押掉，筹到了钱，再办第二个厂；第二个厂再到银行去抵押再搞第三个厂。”其子刘念智也认为，其父办实业“已经成为他的一个癖好”，“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

然而，企业办得太多，资金上往往捉襟见肘，有断裂之虞。1927年，金融界风传刘氏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钱庄想要提前收款，其账房秘书袁子嶷建议：“谣言虽然无谓之至，但责人总不如守己。如果专营开滦煤、南北栈、火柴厂几种事业，不出三年，不但可以还清钱庄的借款，银行的押款至少也可还出半数。押款多，比较危险。这样一来，岂不风险小、心力宽，利益也更丰厚？”对此，刘鸿生不以为然，他的理念是：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一个企业组织亏损了，其余的还可以赚到大量利润。总起来看，在收支差额上还会表现出一种盈余的情况。”

或许是受当时“托拉斯主义”影响，刘鸿生也一心想把自己麾下所有企业打造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业王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刘鸿生就创设“刘鸿记账房”并在亲友和职员中吸收存款，以统一资金管理并为下属企业筹集流动资金。然而，“刘鸿记账房”更像是服务于刘氏家族及其企业的财务公司，和真正意义上的银行还有很大差距。尤其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刘氏企业集团的投资总额已超过500万元，各大企业资金严重不足而不得不到行庄押款。如此一来，不仅高额的利息支出挤占了应得的利润，各企业之间的资金调拨和风险隔离也存在严重问题。为此，刘鸿生决心开办一家服务于自己企业集团的银行。

刘鸿生曾说：“吃银行饭的人最势利。当你需要款子的时候，总是推说银根紧，不大愿意借给你，即使借给你了，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而且届期催还的很紧。”其次子刘念义也回忆说：“为了集中调度资金，便于各企业间相互调剂，就决定自己开设一个银行。我父亲认为，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作支柱，也就会陷于停闭。”

刘鸿生创办中国企业银行有三个目的：一为实现集团各企业间的资金调拨和集中管理；二为降低融资成本；三为吸收社会储蓄满足集团企业资金需求，以免仰人鼻息，防止资金上受牵制。1931年11月12日，由刘鸿生任董事长、其弟刘吉生及马竹亭任常务董事、范季美任总经理的中国企业银行正式开业，工商界名流五百余人出席了庆典。

在筹建中国企业银行的同时，刘鸿生于1930年出资86万两白银在上海四川中路33号建造了一栋取名为“企业大楼”的8层高楼。其中，第一层专门留给中国企业银行营业办公，二、三层是开滦售品处和刘鸿生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公司，五楼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楼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记账房及刘氏其他中小企业，七楼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和医务室等，八楼是刘鸿生的公馆。至此，刘鸿生的“实业王国”算是初具雏形了。

由于旗下企业众多，刘鸿生曾拟订过一个“集中管理”的计划方案，那就是：除生产任务由各生产单位独自负责完成外，其他各项如行政管理、人事调配、资金调拨、材料采购、产品推销及仓储运输、保险等业务全部集中到总部，统一计划、指挥与调度。以此而论，刘鸿生是颇有现代大企业管理意识的。

当然，企业越办越多、摊子越铺越大也未必是好事。毕竟，追求的利润越高，所带来的风险也越大。1934年，刘鸿生企业集团的账房负债高达563万余元，资金面十分危急。对此，刘鸿生还颇有自信地认为：“还没有被拖入到绝对不可挽救的地步……保证我家应付严重危机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筐子里，那就是说，所有我的资产都是分开投资的……”

当时的情况是，刘氏集团欠浙江兴业银行的借款和透支款已达到240万元、中国企业银行的借款115万元、邮政储金汇业局信用借款66万元，仅这几笔就超过400万元。虽然刘氏集团账面上的投资和财产有900万元，但其企业只有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还在赢利，其他企业几乎都转不动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刘鸿生一度舍不得自己所办实业而不愿离开上海，直到日方逼迫他出任伪上海市商会会长，这才趁夜逃出上海孤岛，前往香港。之后，刘氏家族的在沪产业被日伪全部没收，损失高达上千万元。尽管如此，回到大后方的刘鸿生仍凭借之前积累的资金与人脉重新打开局面，等到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时，刘鸿生所办企业的资产仍十分庞大。

刘鸿生曾说：“我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办企业和教育子女。”他的13个子女全部被送到国外并学习不同专业，以便回国后管理不同的企业。就这点而言，似乎也是“不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体现。实行公私合营的当年，刘鸿生因病去世。去世前，他告诫后人：“定息可以分取，但不要多取。每人至多拿几万元，拿多了对你们没有好处。其余的全部捐献给国家，这也是我最后的嘱咐。”（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