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望角”第20本新书！叙利亚为何成为破碎之地？

“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我瞥见幽深的黎明，我看到古老的昨天，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我感到宇宙正在流动，在你的眼睛和我之间。”

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歌，将人们带入一个“文明的万花筒”、一个多元文化碰撞的十字路口、一个仍处于战乱之中的古国——叙利亚。

叙利亚，这是一片拥有着灿烂文明的土地。

大家或许会想起2019年在深圳南山博物馆展出的上百件叙利亚古代文物，在展览结束后这批叙利亚文物并没有回家，为避免被战乱损坏，文物至今仍保留在中国，已在四川、山西、宁夏等多地巡展。

今年5月，“文明的眼睛——百件文物说叙利亚万年历史”展览在江苏南京城墙博物馆开幕，展示100件（套）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阿勒颇博物馆等8家博物馆的精品文物。

图源 南京城墙博物馆

为什么叙利亚会将文物托付给中国？

为什么现在的叙利亚会如此动荡？

这个在战争和革命中催生的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叙利亚位于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横跨东西方文明的交界线，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几千年来，叙利亚先后成为亚述、埃及、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等周边强权相互竞逐和交流的舞台，无数的军人、教士、商人、游牧者、冒险家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战争与和平的史诗。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造就了叙利亚破碎而脆弱的社会底色。

19世纪，随着奥斯曼帝国的逐渐衰弱，叙利亚再次受到了帝国和地方权力交叉的冲击。无论是地方精英的统治，还是来自埃及的干涉，都轮番打破了这里原本就十分脆弱的权力平衡。一战后，一个独立的、立宪的阿拉伯叙利亚王国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中崛起。

然而欧洲列强的介入，使得独立和宪政的梦想最终破灭。伴随着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这片本就是被拼凑起来的土地，最终在二战后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实体，实现了从叙利亚地区到叙利亚国家的转变。

独立后的叙利亚仍频繁发生暴力冲突，因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认同。社会、地理、政治和民族的分歧，最终导致军人掌握了政治话语权。

迈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这个国家再次产生裂痕，暴力与冲突成为叙利亚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法兰西公学院马修·雷伊教授力作《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终于出版，这是一本国内少有的聚焦于近现代叙利亚国家建构的作品。作者将目光聚焦于叙利亚在1780—2013年之间的历史，探究了造成她破碎而脆弱现状的历史根源。

摘自《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

文 | [法]马修·雷伊

图 | 源自网络

1956年似乎预示着立法机构的内部成就，对阿拉伯事务分析人士来说，这也预示着阿拉伯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在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战争展示了该国是如何在支持非殖民化斗争的情况下避免国际冲突的。

自1953年以来，叙利亚与以色列的边界地区再没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然而，这三重政治动因的结合却引发了一场新的重大危机。对马奇上校暗杀者的审判导致人们谴责和批判政客，参与意识形态斗争被定为犯罪。

万隆会议后翌日，在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运达后，1956年10月，库瓦特利总统前往苏联，叙利亚政府随后还派遣了一个议会代表团前往苏联。再加上叙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在叙利亚议会中获得席位，有人开始担心叙利亚会倒向共产主义阵营。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英国协商，准备采取秘密行动来“纠正”叙利亚的这一外交走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与在贝鲁特（希沙克里倒台后逃往黎巴嫩）的阿迪布·希沙克里以及叙利亚社会民族党的支持者们取得联系，计划在叙利亚发动政变。

政变计划于10月25—30日这一周进行……自1956年夏天起，“阿拉伯之声”（La Voixdes Arabes）广播的声音开始响彻叙利亚的街头，7月26日，在一阵欢呼声中，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al-Nasser）突然宣布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苏伊士运河危机开始了。

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叙利亚以一种近乎“精神分裂”的方式经历了这场危机。聚集在咖啡馆和抗议活动中的人群赞扬埃及国家元首的壮举，认为这是对西方大国的真正挑战。阿拉伯各国政府对埃及的这一行动大加赞赏，但仅在外交上表示支持，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和纳赛尔一样，阿拉伯各国政府都相信，此次危机会通过和平方式得到解决。

10月底，阿克拉姆·胡拉尼率领的叙利亚议会代表团前往开罗，表示叙利亚将同埃及团结一致。舒克里·库瓦特利总统首次正式访问苏联。叙利亚的报刊媒体对过去一周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基本上保持缄默。然而，到了1956年10月29日，所有事态都开始急剧变化。早上，贝鲁特的阴谋者们打开秘密电台，开始为发动政变做最后的准备工作。就在此时，以色列刚刚开始了入侵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这使得贝鲁特的阴谋者们停止了所有的行动，因为他们害怕被指控同以色列勾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国和英国向埃及与以色列发出了停止军事冲突的最后通牒。接着，两国向塞得港（Port-Saïd）空投了部队。

英法联军袭击塞得港的消息，使只满足于发表支持声明的叙利亚政府目瞪口呆。与政府相反，街头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阿勒颇的抗议群众扬言要烧毁法国领事馆。叙利亚与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就此破裂。第二天，叙利亚议会主席胡拉尼告知埃及，他准备向埃及派遣军队以表支持，胡拉尼致力于为战争做出贡献。但是，纳赛尔巧妙地谢绝了这个提议。莫斯科方面，苏联就此事件发表了极其严厉的声明。马林科夫（Malenkov）甚至威胁要使用核武器。

英国在运河区一直保持有驻军，1956年才全部撤离

叙利亚共和国总统高度赞扬了苏联这个新伙伴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决心。苏伊士运河危机发生的第四天，叙利亚第二局局长阿卜杜勒·哈米德·萨拉杰（‘Abdal-HamîdSarrâj）策划了一场针对伊拉克输油管道的袭击。这使得欧洲国家失去了他们的第二大石油供应源。最后，在华盛顿，美国政府采用了口头威胁、提高对英镑汇率的金融攻势，以及石油禁运措施来强迫英法联军停火。11月6日，法国和英国做出了让步，宣布停火。几周后，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军。

苏伊士运河危机带来的冲击是相当大的。纳赛尔带领埃及打败了那些进步主义党派口中的“帝国主义敌人”，他的个人名望也随之水涨船高。12月初，萨拉杰揭露了在贝鲁特策划的政变阴谋。很快，伊拉克的哈希姆家族同阴谋分子的勾结和部分议会议员对政变的支持也被揭露。参与谋划政变的议员逃往土耳其，其他人则被逮捕。1957年1月初，约100名密谋政变者被推上法庭接受审判。根据《艾亚姆报》（Al-Ayyâm）和《阿里弗·巴报》（AlifBâ’）的头条新闻报道，超过10人被判处死刑，这一判决震惊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与此同时，1月2日，苏伊士运河危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任何受到安全威胁的国家如果向美国求助，美国都将随时准备向其提供帮助和支持。此时，叙利亚的国家立法机构任期即将结束。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动荡的国内外背景下，人们对新一轮的议会选举既担忧又期待。地方选举可以对当前形势进行测试，进而重新部署地方各势力，并凸显国内政治力量的重组情况。

1955年艾哈迈德·尤尼斯（Ahmad Yunis）和哈希姆·阿塔西的儿子阿德南·阿塔西在霍姆斯的政治冲突，就向我们展示了叙利亚的进步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政治分界线是如何形成的。1957年大马士革的议会选举预示着几个月前就已存在的国家问题。虽然旧城和新的市中心的墙壁上仍保留着1954年的海报，但两位相互竞争的政治对手已宣布了他们各自派别的候选人：1955年4月被暗杀的阿德南·马尔基（‘Adnânal-Malqî）的兄弟里亚德·马尔基和穆兄会的代表马鲁夫·西拜（Ma‘rûfSiba'î）。

其中，前者吸引了叙利亚进步青年们的选票，而后者则代表了大马士革资产阶级的利益。巴布图玛（Bab Touma）和卡塞（Qassa）的基督教区以支持穆兄会的代表而闻名，因为在基督徒看来，穆兄会是唯一真正可以保护他们财产和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一方。最后，马尔基成功当选。

在其他地方，原定于议会选举前举行的市政选举被推迟了。因为复兴党的议员担心，共产党和哈立德·阿兹姆的支持者将通过市政选举而崛起。哈立德·阿兹姆本人曾前往苏联，他对这个在几十年内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红色亿万富翁”国家大加称颂，他还准备与苏联展开合作，签订贸易协定，以改善叙利亚的总体状况。此外，共产党在军方及总参谋长阿菲夫·比兹里（‘AfîfBirzî）周围也有不少支持者。由此，叙利亚的政治分歧在政界、军方和情报机构（第二情报局）内部都出现了。在这种背景下，1957年夏末，“叙利亚危机”爆发了。

3名美国领事馆工作人员被指控在阿勒颇从事间谍活动，这本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但叙利亚政府要求美国召回其驻叙外交人员。美国正好以此为借口，试图改变叙利亚政府的左倾走向。美国总统特使于1957年9月初在巴格达条约组织会议期间会见其地区内的政治伙伴。曾听取并参与颠覆叙利亚政府计划的伊拉克领导人听到美方的这一提议后，表示拒绝。他们明确表示拒绝以色列的介入。美国人同样把改变叙利亚的政治计划告知了以色列，要求以色列保持中立。最后，只有同叙利亚关系紧张的南部邻国土耳其接受了美国的这一提议。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计划，主要是通过在叙利亚国内策动骚乱，让国内的亲美派掌权，向美国寻求支援。然而，土耳其边境的军队调动和美国的表态却产生了与美方预期相反的效果。叙利亚人反而被这种外部威胁动员起来，成立了民兵部队。新成立的民兵部队对叙利亚复兴党和共产党都非常忠诚，这意味着叙利亚的立场将变得更加强硬。苏联很快就确定了对此事件的立场：土耳其对叙利亚的任何入侵行动都将导致苏联加入战争。10月，赫鲁晓夫的特使要求叙利亚的邻国停止一切颠覆叙利亚现政府的活动。10月17日，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在与美国政府讨论后，提出埃及将支持叙利亚政府，从而恢复叙利亚国内的政治平衡，援助叙利亚的埃及军队也在叙利亚拉塔基亚港登陆。

1957年夏天，这场“疯狂的”地区危机结束了，但它暴露了叙利亚国家制度中存在的脆弱性，尤其是叙利亚国内政治力量极端的两极分化现象。在叙利亚军官团体中，有一群与复兴党思想接近、高度泛阿拉伯主义和中立的人，他们担心叙利亚共产党和阿兹姆的盟友，即总参谋长比兹里领导的派系会阴谋夺取国家权力。

于是，他们前往开罗，要求立即与埃及结盟，并再次提出1956年2月曾在议会中提出过的计划。这标志着军方和叙利亚政客在埃及首都来回奔走的开始。对此，纳赛尔犹豫了。因为他担心埃叙两国实现联合是否真的切实可行，他不仅对叙利亚军队（至少是军官阶层）的政治化倾向心怀忧虑，更担忧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可能引起的各种反应。为此，他针对埃叙联合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废除并解散叙利亚的一切政党，开罗将成为联合国家的首都，新的联合国家将颁布和实施一部新宪法。在大马士革举行了关键性的深夜会议后，叙利亚政府成员表示将遵循军方的指示。

12月初，安瓦尔·萨达特（An-ouaral-Sadate）来到叙利亚议会并发表讲话。1958年1月，建立联合国家的计划经全民公投获得批准。2月2日，叙利亚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République Arabe Unie）的北部省份。曾在1946年为最后一名法国士兵的离开而欢呼的叙利亚总统库瓦特利，签署了埃叙双方《联合条约》。

《叙利亚：权力交汇下的破碎之地》

作者[法]马修·雷伊

译者李建勇

出版日期 20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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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马修·雷伊

（Matthieu Rey）

法兰西公学院副教授，法国东方研究所当代研究中心主任，重点研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治制度。他亲眼目睹了叙利亚危机的发展，并在许多出版物中进行了分析，还发表过演讲并发表了关于中东选举、发展政策、冷战的文章。

李建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骨干教师，从事国际中文教育及国际中文教师师资培训工作，先后任教于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匈牙利三国大学中文系及孔子学院。掌握英语、法语、印尼语三门外语，主要关注世界史、法国史及法语区国家历史领域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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