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中）

作者：潘龙

1938年4月上旬，特委和三军总部由观水行抵牟平马石店（现属乳山县），此时林一山伤好后刚回到部队，他联合曹漫之召开胶东特委会议，提出改组胶东特委。会议推举曹漫之代理特委书记兼“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吕其恩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委员有林一山、宋澄、柳运光、张修己、李紫辉等人。同时，会议决定：林一山任“三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吕其恩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宋澄任“三军”政治委员。

吕其恩回忆道：“林一山伤好后，回到部队，就和曹漫之结合起来搞宗派，提出改组胶东特委，曹漫之为胶东特委书记，林一山为三军总指挥，我担任组织部长。”

至于林一山为什么在未经上级批准，和曹漫之联合起来提出改组，林一山在《忆余.胶东和辽南》中这样解释：“我和理琪同志并肩战斗了两个月,他就在1938年2月的雷神庙战役中牺牲了。……理琪同志的过早牺牲，在群众中引起的震动。也由于我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并且在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中成绩显著，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我又是省委原来确定的特委领导成员，这才能够顺利接替理琪的领导职务……如果在军事上完全外行，仅仅靠省委任命的资格，虽然大家也会接受你的领导，但是能否顺利接替工作、能否稳定局面就很难说了。”林一山“我懂得一些军事知识,并且在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中成绩显著”这种说法只是自己一家之言，天福山起义及威海起义的筹备工作完全是在吕其恩、理琪领导下进行的，林一山只是参入者之一，说他“成绩显著”有些言过其实。

林一山在回忆中说: 理琪牺牲后,胶东根据地的领导工作于是又由我负责。根据其他当事人回忆，林一山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正如他在《胶东抗战第一枪——雷神庙战斗纪实》中所说的：“由于我麻痹大意，一只胳膊被敌人打了一枪。接着，我觉得全身松软，背靠着墙，歪坐到地上，昏迷过去了。我有时昏迷，有时醒来……。突围中，我觉得被打断的右手妨碍前进，心想；既然打断，干脆扯掉算了。我扯了几下，怎么也扯不掉。后来才知道，右手腕只打断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自己是不可能扯断的。”雷神庙战斗结束后，“ 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时，担架队员都分散隐蔽。飞机掠过后，再继续赶路。就这样，一直把伤员抬到我的家。”既然负伤得这么严重，又是用担架抬着脱离险境的，林一山就根本不可能马上归队接替理琪的领导职务担任三军总指挥。事实是：1938年2月13日理琪牺牲后，副职的吕其恩担任胶东特委书记、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指挥，林一山在家里养伤。一个半月后，林一山伤好回到部队，和曹漫之联合起来推举自己担任第三军总指挥，曹漫之代理特委书记。

时任“三军” 政治部干事刘汉在《参军第一年》文中回忆：“林一山和宋澄都住在林村养伤，‘三军’军政委员会由吕志恒代理主席。曹漫之也是领导人之一，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我当时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和我一起工作的还有许唯……林一山约于3月～4月间回到部队，又由他代理军政委员会主席。”

马石店改组后，1938年4月10日，吕其恩、邢明（胶东三军军法处长），再次来到掖县三支队。在听取郑耀南等的汇报后，吕其恩对三支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提议将三支队党委改为特别支部，仍由张加洛任书记，特支委仍领导掖县县委。从此，三支队和掖县党正式纳入胶东特委的领导。

在《张家洛文稿》里，张家洛回忆：“四月初，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来到液三支队。吕志恒三十岁上下，穿着黑马裤，像是学生打扮。他推着一辆脚踏车，在支队部外面碰到了我和老郑，他一边走一边讲：‘你们的警戒太松了，从朱桥随随便便就进来了，没有人查问。可是，一进城又被你们扣了。’老郑闻听后，开玩笑地说：‘他们不认识你，为什么不扣你？’为避免赵森堂的注意，我们就在晚上开会。到会的只有王仁斋、老郑和我。吕志恒谈了谈三军在东面发动的情况，他说：‘特委、三军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准备向西移动，现在东边的顽军、杂牌很多。’老郑说：‘三军能西来，我们党的抗日力量就大了。’吕志恒说：‘是啊，你们部队搞得不小，人多、枪多、钱多，你们要好好管理这个部队，你们缺人，我们可以给你们派一些来。’他谈到了我们和国民党合作的问题。我们说：‘现在矛盾还不明显，但内部存在着危机，看样子还在发展，现在是怎样避免扩大矛盾，争取他们坚决抗日，不闹是非。’他说：‘很对，问题是要壮大我们的力量，从各方面去影响他们，不使他们往坏的方向走，对他们的行动也要注意观察，不能麻痹大意。’他的这些指示，我们都完全同意。那时，部队已发展到将近四千人枪，确实要加强领导，对三支队党的领导，吕志恒的意见要改组一下，将党委改为特别支部，领导支队和掖县党的工作，指定仍由我任特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三支队党的领导形式就这样确定下来。”

张加洛在《掖县三支队创立发展简史》文也回忆：“吕志恒同志再来三支队，召开党的会议。吕志恒同志代表特委指示三支队党委改称特别支队，由张加洛、郑耀南、王仁斋、李佐长、李勋臣、郝香斋等人组成，以张加洛为书记，并指示三支队党领导掖县县委工作。因八支队到昌邑，三军即以吕志恒同志为代表，三支队以张加洛为代表，西去欢迎，并于沙河会议上，共同决定为扩大抗日防区，八支队进驻黄县（当时黄县在王景宋手里）。八支队来胶东后与三支队关系极为密切。八支队东上，虽然放弃了寿光、潍县，但对当时胶东发动抗战（八支队打下黄县，收缴龙口海关枪支）镇压顽杂（如击败刘万令部袭击及成立胶东抗日联军，协助三支队击败张逆金铭等），扩大八路军影响以及帮助巩固三军三支队开辟蓬黄掖抗日阵地，均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加洛在另一篇文章里也回忆：“我们对特委一直很尊重。吕志恒到三支队来，他讲了几个问题。他们把支队党委改成特支委，废除薪饷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则问题，一一作了指示，如统一战线，跟赵森堂的合作等问题，我们都照办了。其次我们派了一个东上参观团，团长叫曲维善，是二大队政委，由他带队跟吕志恒一起到三军参观学习。再是我跟吕志恒提出来要一批干部，有十五个人。到政治部来的时候，我接待的，每人给了五块钱，作为零花，很快就派他们下到大队，做政委或指导员。

再就是与特委的关系。‘七·四’事件以前，我们跟特委来往并不多。除吕志恒外，其他的特委负责人一个也没来。从这以后，特委有什么文件，我们也接到了。这些文件大部分是党的建设问题。当初吕志恒来时，告诉我们，地方的县委还归你们支队党委领导。当时他也顾不上了，因为胶东的党没有完全恢复。”

刘同均、田荣在《吕其恩在胶东》一文中写道：“4月，吕其恩遵照特委的指示，随俞可范同志到掖县，听取了支队的汇报，并作了明确指示：（一)巩固纯洁部队；（二）加强党的领导；（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克服军阀主义倾向；（五）废除薪饷制。他还提议将三支队党委改为特支。三支队遂组成18人参观团到‘三军’总部参观。这些意见和活动对于三支队的建设和加强兄弟部队的团结起了重要作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和胶东抗日游击三支队并肩战斗在蓬、黄、掖一带，创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胶东解放区的坚实基础。”

吕其恩这次来到掖县还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简称七、八支队）东上。

张家洛回忆：“吕、俞二同志在三支队住了几天。他们来这以前就知道在昌潍一带发动的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简称七、八支队）最近就要东上，他来三支队，同时也是为了西去迎接七、八支队东上的。在我们三支队发动前后，寿光、潍县一带，在中共鲁东工委领导下，由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等同志也发动了部队。他们的番号是‘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潍县的是七支队，寿光的是八支队）。因他们处于胶济线上，一上来就干得很猛，常常打埋伏截击敌人的汽车或部队，搞掉了不少鬼子和汉奸。他们一开始就是从战斗中打出来的，加上有韩明柱这个老红军（他曾在红四方面军任过团政委）的指挥，七、八支队战斗力提高得很快。他们给敌伪威胁很大，但敌人给他们的压力也不小，那个地区也有张景月等杂牌顽军，经常搞摩擦。他们处于连续战斗的状态中，部队很疲劳，物资供给也有困难，就决定东上休整补充。他们挺进到昌邑，在瓦城和鬼子打了一仗后，就在新河住下来。三支队派我和徐志皓（交际处长）为代表，随同吕志恒到新河去欢迎七、八支队。”

4月上旬，鲁东七、八支队进驻掖县沙河镇。不久，吕其恩召集鲁东七、八支队，以及掖县三支队和蓬莱二路齐集掖县沙河镇开会。会议决定：七、八支队进驻黄县，由三大队协助整编王景宋的部队；胶东特委率三军一、二大队进驻黄县。

八路军鲁东游击第八支队

鲁东七、八支队两支队伍由于成立时间短，战士大部分来自农村，文化水平及战斗素质低,军纪涣散，武器装备差，再加上潍北地方反动势力强大，这两支部队战斗生存都很困难。七、八支队东进掖县就是为了整训和武装配备。当时七、八支队约1700人，为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掖县的三支队赠送了2000套军服和5000元军饷。通过整训，解决了地方派系思想，整合了领导班子和机构编制，配备了军事技术干部，为全体战士统一配备了军服，更换了武器，请正规部队军事干部进行了严格的军事技术训练，并让他们参加战斗，进行了实战锻炼，部队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高。

张家洛回忆：“几天以后，七、八支队由新河开到掖县沙河镇。他们东上的具体方针还没有完全定下来，行动到什么地方，任务怎样？吕志恒代表胶东特委、三军，我代表三支队又跑到沙河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同他们一起研究。在沙河一个小学的教室里，七、八支队召开了军政会议。张文通政委是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主持会议。他发声低沉地说：‘我们东上主要是休整，整理部队，补充供给，扩大武装，但要找一个防区，看移住到什么地方为合适？’有些同志发言主张，东上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政治影响，加快部队的发展。言下之意，不一定再回昌潍了。有些同志不愿意再往东开，说：‘东边没鬼子，去干什么？要休整补充，就在掖昌边境不好吗？’有的同志还说：‘不需要休整了，赶快找个富庶的地方，解决问题就拉回去。’意见莫衷一是。但大部是主张继续东上，找一个安定的地方停下来，好好整顿一下部队。吕志恒从分析胶东形势说起：‘七、八支队东上对胶东扩大抗日力量，扩大防区有作用。三军一、三路正向西移动，现在快进入栖霞、蓬莱了。三支队在掖县。东西方还没有联系起来，黄县还在王景宋手里，南边的栖霞、招远、莱阳都在国民党杂牌手里，你们东上，可以进驻招远、黄县，这样胶东党的武装力量就联系在一起了。’马保三问：‘蓬莱情况怎么样？’吕志恒说：‘蓬莱有两千多人枪，是三军二路，主要是周拥鹤的力量，他们还不太稳固。’马保三又问：‘黄县的王景宋呢？’吕志恒说：‘黄县王景宋有二三百人枪，蜷缩在城里，我们三军二路六七十人枪驻在西关，两下各不相让，据地分居。现正跟他搞统战呢！’马保三说：‘我们是否第一步先进驻黄县，把黄县拿下来，这样既扩大了抗日防区，又能使三军、三支队东西联系起来了。’按理，胶东党应该趁七、八支队东上之际，迅速打开局面，横插到栖霞、莱阳及掖县、平度腹地，在那里开辟抗日根据地，然后向四面伸展，开展山地游击战争。但在当时还不可能作出那样的决定，这是后话。七、八支队开始东上了。当七、八支队的部队经过掖县时，三支队驻城的机关和部队穿着草绿色的军装，拿着钢枪、砍刀等，在城西关公路两旁列队欢迎。”

1938年4月底，吕其恩率领中共胶东特委、第三军总部到达黄县境内，先驻东南山区石良一带，后移驻文基姜家。早在3月的一天，第二支队就派仲曦东将黄县伪县长王景宋假抗日真面貌向吕其恩汇报过。果不其然，在吕其恩率部进城时，王景宋以“县城小不能容纳很多部队”为借口，企图阻止部队进城。第二支队根据吕其恩“和国民党合作可以，但武装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里”的指示精神，积极配合第七、八支队迫使王景宋部队缴械，顺利地整编了王景宋部队，第二支队恢复了原第三大队番号，并立即发展武装，三大队发展到300多人。

胶东特委及第三军总部到黄县后，吕其恩率领干部战士深入到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不久，特委驻地及周围各村，纷纷建立起群众组织。为了推动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开展，在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黄县人民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会）。在黄县民动会领导下，相继成立了黄县职工抗日救国会、黄县农民抗日救国会、黄县各界青年救国会、黄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抗日群众组织。职工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对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动员会员参加自卫团，改善工人生活，提高工人待遇，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农民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乡、村农救会，加强自卫团，提高农民参政意识，开展锄奸瓦敌，搞好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青年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乡、村青年组织和儿童团，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组织青年站岗放哨，同日伪汉奸进行武装斗争。妇女抗日救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乡、村妇女组织，发动妇女动员丈夫、儿子参军参战，发动妇女开展抗日捐献运动，做好拥军优属、慰问部队工作。在这些群众组织带动下，黄县城乡抗日救亡运动全面地开展起来。

随后，驻在莱阳的第三军第九大队150余人，奉命北上黄县与第三军总部会合，与黄县起义武装第三大队胜利会师。其间，共产党员崔书景奉命联系吴志修、韩玉秀、刘荣（侯殿波）等率先在栖霞县南横沟村南庙组织了一支1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在由莱阳去黄县会师的“第三军第九大队”过境时，崔书景的队伍遂编为该大队的第二中队。

5月上旬，特委及三军总指挥部率部分主力到达黄县，随后将黄县的三军第三大队和莱阳县的三军第九大队以及陆续到达黄县的其他小股部队合编为三军第四路，李希孔任指挥， 陈迈千任政委，宋竹庭任参谋长。至此，第三军总部所辖部队共编为4路，3500余人。

5月15日至17日，黄县城乡各界代表50余人，在菜园泊举行会议，成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选举袁义亭、牟纪常、王维仲、陈文其、吕颂华、吕佛航、赵笃臣7人为行政委员，选举王维仲为主席，设立行政、教育、司法、民运、财政5个部。各部设正、副部长各一人。不久，全县10个区公所相继建立。黄县县区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共产党已完成实施对这一地区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