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城市,它既传统,又现代。当你走在苏州园林的曲桥时,自己也莫名地有了几分“江南才子”的感觉。
苏州发布了一个“十条措施”,名为“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提出的举措都是向自己开刀,比如高铁沿线公务出行,原则不安排公务用车和租车保障,当然,一定是高铁沿线,不能让办公事业精英为了省钱,腿着去办公务。又如,公务接待要安排在大食堂,原则上提供职工餐菜品。
其实,这已经“十条措施”也谈不上过紧日子,应该说从是从奢华做一个华丽转身,待遇已经很好了,要知道中国还有九亿月收入在2000无下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是”主人“,其生活状态又如何?
但还是要为之点赞。
记得去年东北某县也有一个降低体制成本的动作,看了不由地心生几分羡慕嫉妒恨,也是对公务出行的约束,一人一餐的费用不能超过一百元。
这是限制?
不限制那不得把财政吃空了。张维为说了,中国农民工的盒饭要比美国中产阶级吃的高级多了;公务员是不是也可以吃盒饭?
当然,美国也不是张教授说的情况,记得一次在一家十美元的自助餐店,背后一位黑人专捡海鲜,堆在他的面前的食物足足有80公分高;与中国的盒饭没有可比性。农民工的盒饭农民工也不爱吃,哪里分得出什么高级与低级?比较好的选择还是自己起灶,味道不论,肉是不能少的。
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各大城市都在玩什么城市印象,无人机表演,随便举办个什么国际会议都是以大气为自豪;不管怎么说,现在终于作够了,开始有了自我约束。永远要记住,中国还有九亿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财政收入的每分线都是分分皆辛苦,不要把公仆与主人的身体颠倒了。
苏州措施中,还规定了新增租房、常住宾馆、车辆更新、资产利用、修旧利废、会议室共享、一些场所对外开放,就差组织公务员去赚钱了。此类开源节流的动作,各省也都有表现。
所有这一切都值得赞美,毕竟仆人管理主人已经管上了隐,现地开始考虑管理自己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感动“主人”。
为什么?
因为财政的收入与开支,都是“主人”们一点也不清楚,也不可控的,比如,车辆不到8年不能换,谁规定的,不到20年不可以吗?不能把钱省下来提高医疗免费吗?
所以,核心问题不在几年换车,而在于是不是应该接受群众监督?
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性,现在有一个新的定位,2018年是一个新标志。我们期待新纪元新改革,关键是改革的方向。
这就要分析一下2018年的前后有什么不同?
应该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对私人资本“规范有序”的治理,第二件事也与一之相关,是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升级到了以人民为中心。后者的提出比较晚,但无疑是“规范有序”的核心价值取向,否则,“规范有序”就会缺少一个目标性的支持;它等于诠释了“规范有序”有序不是要干掉民营,民营是自己人,用北大国发院姚洋的表述,“规范有序”是对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纠错。
既然后二十年的有“错误”,那就要说清楚后二十年有什么错?
这个问题姚洋没有展开,如果沿着政策的思路,那应该是私有经济发展的太快,而且出现了“无序扩张”的倾向,但是,2018年已经有了充分的治理,恒大是直接断贷,各地方城市无条件收回土地,仅武汉一地就收回了11个地块;教培一纸文件,新东方有序退出,结束了在教培领域中的无序扩张;联想又有所不同,毕竟还是中科院控股,产品也是政府全力采购;最富于戏剧性的应该是杰克马,在上海滩上放言: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结果是蚂蚁金服被改变了,杰克马逐步买下了外资的股权,把支付宝干净地交给了国家,自已也放弃了实际控股人的地位;是不是可以说,政策已经完成了对后二十年的纠错?
在我看来,还是一团乱麻,不思量,理还乱。
错与对,都离不开历史与现实的评价,从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看,四十年有得有失,得在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保持着两位数,正因为有了个经济奇迹般的高增长,我们才有资格去预测经济总量超美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去预测在2049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现在的50%的水平;然而,经济的下行压力恰好不是在发生在四十年,是在其后,以年均0.33%的速度递增式下降。为此,政策采取了投资及扩大财政赤字的中国式凯恩斯主义,以强化行政调控的方式,阻止经济的下行趋势。
这个选择在2022年疫情的冲击下,终于走到了边际。再继续下去,负债率快速叠加,会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患;所以,2023年后再次调整,定位于从2023-2035年,中国经济将以扩大内需为主。
那么,核心问题也就在这个内需了。
中国经济当下的主要矛盾,很清楚,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这枚铜币的另一面,就是一直争论中的产能过剩;现在不提产能过剩了,内需不足还是一样要谈,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不足,不是我想吃红烧肉的有什么需求不足,而是我买红烧肉时口袋里的钞票所支持的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矛盾?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外贸的冲击,中国改革打开国门的姿态,让我们成为WTO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制造也因此飞了起来,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没有这种开放的姿态,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故事,也不会有民营如此强劲的表现。一切都是从温州的小小的打火机,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开始的,为中国赚取外汇的并不是补贴制下的国企,而是千千万万个不起眼的民企,这就是规则的力量,民企不存在非市场化行为,是中国通往全球化的真正的桥梁。
贸易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已经成为外向型经济,中国制造包括电动汽车,主要是为全球提供服务,但是,2018年又是一个标志年,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外贸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加征中国产品关税的备忘录,中国直接示强,外贸在这样的背景下,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这匹马失速了,直接引发了中国的产能过剩。
其次是两极分化的形成,相信绝大多数人会归结为改革开放,让那些私人资本先富了起来,并没有实行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说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有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应该就是两极分化了。
但这很可能是一个误判。
有一个简单的论证,北欧市场范围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为0.5%,中国为0.47,但是,北欧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占比高达80%以上,而中国只有53%,一些学者还认为远没有这么高;北欧社会保障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平均水平为30%,是中国的10倍,中国只有3%左右。北欧通过主导社会大分配的财政,平抑了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降到了0.3, 这就说明市场范围的两极分化对需求不足的影响并不是核心问题,两极分化也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是三个维度,是财政,企业,员工三方分蛋糕的关系。
决定分配平衡的是财政,不是资本。
2023年全国民企总利润只有23000亿.坐收利息的银行超过了企业,为24000亿,将总利润分摊到5200万家企业,平均每家月入仅4000左右,太可悲了;这么低的利润,又如何支持有效需求?这种中国特有的矛盾,用口号解释不了。
事实是中国是高税制国家。
美国的基尼系数略高于中国,为0.49左右,但美国经济完全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消费能力只有美国3亿人市场的70%左右,我们还能说需求不足是民企造成的吗?民企的利润已经紧贴边际,再来个对税收合成降维打击,怕是需求不但不会提高,只会大踏步地降低;因为财政对居民收入的贡献远远不达两会的目标,现在是各地方财政自己都不够花,没有力量去为企业纾困,更不可能按美国疫情期间同等的量级发钞。
需求不足的根本,是内在矛盾决定的。
既然企业交的税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那么,主导社会大分配的财政,能不能做到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这才是中国经济需求不足的焦点。
在企业退潮的大背景下,在外贸受阻的外部背景下,问道于财政是唯一的生路。如果财政能达到北欧的社会保障水平,将高税率下的收入用之民,同样实现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消费还需要刺激吗。
财政如何能实现两会制订的目标,将财政收入的70%以上用于民生?这也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去搞什么行政性涨价,水、电、煤、气、高铁,量级有限,解不了宏观之困;民企查税有法可依,倒查也不是问题,但也就是一只瘦骆驼,同样解决不了问题。问题还是会转向财政,而财政的根本问题是行政管理支出占比过高。
这样,问题也就清楚了,中国既然以2018年为标志年,要开启新纪元,那么,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方向,全民共享的新分配观,就从精兵简政开始吧。
要为苏州的十条措施点赞,对自己开刀,可不容易,虽然所有措施都还不醒目,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中国经济的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决定中国分配的也不是资本,是主导社会大分配的财政,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请问道财政。
楼市最大的危险不是爆雷,是二手房无法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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