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高科技研究交给学校，是很不幸的？这位民族芯片实干家太敢说了

“把高科技产业研究交给大学、科学院去做，是很不幸的，我们走了很多弯路。”

看到这句话，很多人可能会怒斥：这么气焰“嚣张”的话谁说的？这不是无视大学教授们的苦心研究么？

先别着急反驳，看看这句话是谁说的。说这句话的人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也是长江存储董事长的陈南翔，是中国民族芯片地地道道的实干家！

前段时间，在一段澎湃中国对陈南翔的视频中，陈南翔对民族芯片产业的发展诉说着自己的难言之隐。

陈南翔指出，中国追求的是芯片产业的发展，但过去这一任务主要由大学、研究机构和科学院承担，他们更倾向于学术性的研究。但这和当前中国产业应用的现实困难不相符。

首先，我们必须要肯定陈董事长的实话实说。

实话不容易说，难能可贵。尤其在一个特殊时期，能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更是难上加难。如果把陈董事长所说的学术管理行政化的问题，只看作是体制内的一种弊端，我想很少有人会和陈董事长一样，敢光明正大地说出来。

因为这种问题，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所有想认真做实事的人心上，能发泄出来，而不是憋在心里，陈董事长好样的，长江存储也不愧是打破外资内存垄断的民族品牌。

其次，关于陈董事长对高校，尤其是对高校“学而不落地”的评价，就客观而言，也是符合现在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因为即便是针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理工类高校，老师们实际上的考核任务主要是发论文，而非在市场中竞争。

发的论文多，就能保住饭碗，就能获得升迁，但内容是否实用，是否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检验，没有人关心。这就是陈董事长所说的“学术管理行政化”。

由于国内高等教育的特点，自985、211、双一流，一路走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特殊现象。大把的钱都砸在了买设备，搞评分，写ppt，编教科书，引进外国名师上，而真正和产业发展联系密切的理工科院校，除了中科院和“国防七子”等顶级工科院校，其他能让产业界看到成效的，寥寥无几。

那么，高校和企业应该如何更好地融合呢？

国外有2套典型的方法，第一套是硅谷的斯坦福模式。

斯坦福是一所非常实用的高校，它致力于让学生在校园内，就感受到真实的市场环境。因此，斯坦福的很多专业，比如计算机、材料科学、电子工程等，都不是像其他国内名校一样，让学生埋头苦读理论，而是带着学生去企业实践。

第二套是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最初是由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劳伦斯和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共同创建，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在取得一定成果后，由官方接管，向外输出技术。

上面美国的两个案例可以看出，要么是学生去参加企业实践，或者知行合一的认知；要么是教授学者取得成果，再校企联合。

但老师没有落地的成果，却使劲逼着企业强买强卖的，确实不多见。

如果国内的企业合作，主要是行政摊牌，只是订立各种学术性的合作意向书，而不是从成果到产业化，那如此一谈一签，和空谈就没什么两样了。

所以回头看，即便像长江存储董事长陈南翔这样的业内大佬，也有如此不吐不快，可见国内所谓的“校企合作”，有多效率低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