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为本！从中西医结合的方向谈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路向

文︱关品方

1913年，汪大夑曾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当时的大环境是崇尚西方文化，怀疑中华文化。到1919年“五四运动”，更有全盘西化、否定旧学、废除汉字、打倒孔家店的极端思维，现在回顾起来十分可笑，但当年钱玄同、胡适之等学者提出这些建议时认为理所当然，从历史角度看，可以理解。

经过百年来的科学实践，正确的思维应该是中西结合，择优舍劣，互动共融，文明互鉴，取长补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本国的文明遗产既不能自轻自贱，对西方的体制文明也不能盲目崇拜。更高层次的认知，应该是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通过实践验证，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和制度，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

例如医学方面，中西医药治疗方法相结合，为了让人民健康长寿，减低社会医疗负担。正确的出路是重视整体养生，药食同源，注意日常综合调理，治未病于亚健康状态，固本培元，身心健康；但同时充分运用西医在医疗器材，药物药品、检测方法与及外科手术的先进医疗板块，及于生物科技、干细胞注射、基因治疗、标靶药开发，以及通过大数据的处理推动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不断向前，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5年12月成立中国中医研究院。69年来正是沿着上述中西医结合的正确方向，一直迂回发展到今天。大陆现时的各级医院基本上中西医兼顾，中西药并用，确保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已走在相当成熟的轨道上。

同理，中国在经济学方面一样要采取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总结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在这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中国经济学。在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方面，社会科学界的主流仍然是西方的一套。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的一套以积极的态度和批判的思维从底层逻辑进行客观探讨的努力还相当滞后。

英语世界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战后以来西方已经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新凯恩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结构主义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等扩展版本，可惜百变不离其宗，基本定义仍然停留在对金融资本主义和精英资产阶级的理想世界普遍化假设的基础上，定义其为“实证正面经济学”（empirical positive economics），认为这一套经济学理论不存在任何价值偏好、没有什么观念取向。其实刚刚180度相反。西方这一套正是维护金融资本主义和精英资产阶级，为其正当化辩解，把它说成是“历史的终结”。这种绝对化的共识，曾几何时，极端体现在所谓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轨的“休克疗法”，置之死地而后生。1991—92年苏联解体，正是由于这个错误的理论被错误地引用的后果。

回想当年，全苏联集团各国的经济学界都毫无保留地强调西方经济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主张的转轨政策和改革措施，完全忽略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特殊性，无视民族特性、国情差异和动能惯性，忘记两种不同制度的本质截然对立，贸然颠覆性改革，导致苏联经济瞬间解体，分崩离析。

笔者认为，现时西方经济学走入死胡同，已开到荼蘼；近年来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性思维可言。长期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得奖人研究的问题大都是细枝末节，或用数学方程式标奇立异，或以行为经济学剑走偏锋。这方面需要另文详细介绍分析解释。

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学，就是要把西方经济学过时的部分重新整理，甚至颠倒过来，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经验，尤其是过去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和经济学在社会科学特殊性的一面并列比对；要立足世界范围的大环境，研究中国怎样在现实中吸收、改造和建构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关键是所有制混同，以人民为本，共同富裕，限制金融资本无序扩张，强调实体经济，重视公平分配，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规划、计划和创新科技对规模经济和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最后，笔者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参考先秦时代九流十家有关经济政策的论述，洋为中用之余还要古为今用，重塑中国的范式，对比当前的变革，从头开始、重新探索。关键是要坚决拒绝西方经济学已呈现出背离现实、垄断课室的局面。若不及时改弦易辙，或会泥足深陷，那就为时已晚。以上观点如何商榷？期望经济学教授和实业专家们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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