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状告大公司的法学生

王洁莹曾在朋友圈分享过一段文字，讲述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参与起诉迪士尼，“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规则不合理，哪怕制定规则的主体是迪士尼。”她说，“我们往往会习惯于我们的生活，惯性地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却缺少了对规则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的反思。”

文丨新京报记者 汪畅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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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里，被告们西装革履，拎着公文包陆续落座。邓雅然则一脸稚嫩，她穿着T恤，背着双肩包，刚从北京匆匆赶到上海。作为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邓雅然平时的课业并不算轻松，为了来上海，她不得不和辅导员请假。

去年夏天，邓雅然诉星巴克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起因是邓雅然的同学发现，买了星巴克预付卡，却不能直接清零账户里的余额，除非继续充值。邓雅然在网上查资料时发现，很多消费者跟她们有同样的困扰，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邓雅然和同学将这家公司告上法庭，她们的诉求与赔偿无关，“只是觉得不合理”，她们想要推动星巴克预付卡消费模式变化。

近年来，高校学生诉大公司的案件频频登上热搜。上海迪士尼无法自带食物案、快递私自代签案、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一次性筷子强制收费案、会员无法跳广告案……1000多名在校大学生自发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站上法庭当起了原告。有人成功推动了大公司的改变，也有人未能立案成功。

在这些递交给法院的起诉书背后，是一项发起于2012年，面向法学生的比赛——“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在这里，法学生们沿着课堂，往前又走了一步。

“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在这里，法学生们沿着课堂，往前又走了一步。受访者供图

“进入社会闯一闯”

2019年，邓雅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大三学生，就读国际政治专业。一次刷手机时，她看到了学校法学院的微信推送的“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因上海迪士尼禁止旅客自带饮食，华东政法大学的一名法学生将其告上法庭，案件最终以迪士尼公司改善条款收尾。

“原来在校大学生，也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公平。”邓雅然内心非常震撼，彼时已经对法学产生兴趣的她，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考上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之后，邓雅然决定和同学组队参加“小城杯”。她们翻阅了过往参赛的项目，发现普遍性、公益性是比赛看重的内容。

此时，恰好一位团队成员在消费时遇到了“问题”——她是星巴克“铁粉”，在家乡广东使用星巴克App购买星巴克预付卡“星礼卡”时，剩下19元，却找不到退款渠道。她想先充值再用掉余额，然而到了充值界面，却发现充值金额必须是100的倍数。

在这样的设定下，卡内始终存有余额。向客服咨询退卡，对方表示，星巴克将收取余额2%的手续费，最低收取20元。

这名同学还去线下店铺询问，发现有的店铺可以在消费付款时叠加这一支付方式，从而清零，有的店铺则不行，而总公司对此并无规定。通过线上客服的告知，队员们发现这一线上充值规定在星巴克App的星礼卡章程上，但该章程阅读入口较为隐蔽。

“这合理吗？”四名成员开始在北京等地进行试验，想要确认是否有线上清零卡内余额的渠道。她们走访了三家星巴克门店，分别在学校附近、购物中心内部、办公楼楼下。邓雅然说，这样的选择，是想确保各个门店不会因为使用场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

在和星巴克交涉的过程中，邓雅然等人首先做了取证，交谈时需要录音留存，但她们跟每位店员交涉时，都对店员的画像做了保护，“这是大公司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一个毫无决策力的店员。”

而线上的取证，她们像正常客户一样去询问“星礼卡”使用有关事项，“我们没有披露是为了取证，如果披露的话，客服应该也不太可能配合我们。”

作为法学生，她们知道证据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固定证据”。邓雅然和同学向学院老师请教，才得知，曾经课堂上讲述的“固定线上证据”，真正处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自己录制视频或截图取证，存在一定风险，法院不一定认可，证据真实性受到质疑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固定证据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公证和使用第三方存证平台，这样能加强证据的真实性，她们选择了后者。

最终，她们调查发现“星礼卡”无法退取余额这一情况不止出现在广东，而是全国多地都有。而且通过网络检索，她们发现大量星礼卡消费者针对类似问题进行了投诉，但最终都因高昂的诉讼或仲裁成本而止步。

四名同学决定借着参赛的契机，向星巴克提起诉讼。最初她们考虑到在北京上学，试图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但因为管辖问题被驳回了。书本里的一两句话，在她们的奔波中得以验证。

2023年6月19日，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邓雅然坦言，如果不是参与比赛，她和同学们并不会去做这样一件事。而现在既然有机会，她们决定进入社会闯一闯，去探索权利的边界。

“我是原告”

得知学生们两地奔波，指导律师帮她们向法院申请线上开庭。但考虑到案件的公益价值，法官还是希望原被告双方线下见面，互相交换证据。

团队为了节省开支，每次都由邓雅然独自前往上海。而剩下三名成员则在幕后帮助她搜集各种资料来佐证观点。她们的诉求是，“星巴克履行合理提示义务，对星礼卡章程中争议解决条款加粗加黑；取消退卡需收取手续费的条款；允许消费者按照所需，自行设定充值金额。”

就像职场剧里的情节一样，代表星巴克方出场的有公司高管、高级法务，还有外包的律师团队，所有人都西装革履，邓雅然背着双肩包站在他们旁边，显得格格不入。

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在法官的协调下调解了两次。所有人都知道邓雅然的学生身份，但没有人轻视。“我们的顺利，其实和星巴克方的积极态度有关系。”邓雅然说，调解过程中，星巴克方的高管们态度很好，说希望了解消费者视角下的消费规则，并表示将整改。

第一次调解后，邓雅然回到北京，和同学们商量着如果星巴克有了整改，可以接受和解并撤诉。那一年的7月15日，星巴克公司更新了星礼卡章程，根据她们的建议，对争议解决条款加粗加黑，并将星礼卡章程与平台须知一同附在购买同意事项内。

同年11月6日，邓雅然和同学们还发现，星巴克预付卡充值时的金额可以自定义了，并且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同时退卡规则中也删除了退卡手续费最低20元的条款，退卡手续费从原来的卡内余额的2%减少至1.5%。

最终在去年决赛之前，双方达成了和解，队员们选择了撤诉。这个案件在当年的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是否进入庭审，并不是比赛最看重的部分，关键是真的引发了改变。”“小城杯”比赛由吴辰发起，他是小城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他说，很多案件在调解阶段就顺利解决了问题，这些隐藏在大众生活中的不公平，成功得到了改善。

第九届“小城杯”比赛领奖现场，邓雅然和同学组队诉星巴克的案子最终获得二等奖。受访者供图

“培养有同理心的法律人”

2008年，吴辰创办小城律师事务所。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法学生们的不足，刚毕业的他们来到律所，连写一份文书、起草一份合同，都磕磕绊绊，难以直接上手工作，“到了2012年，我们恰好碰到了人才青黄不接的阶段。”

模拟法庭、辩论赛，是校园里最常见的法学生活动，他们以课堂理论体系为主，始终在模拟一种思辨现场，“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一点到学校教育中去发现实践型、复合型的人才，符合我们法律实务规律的人才。”吴辰说。

“是不是有可能让青年法学生在法律人格塑造阶段，就能明白责任意味着什么？”他希望能有一个活动去激发法学生们的同理心，让一定程度上更有维权能力的法学生拿起法律武器去争取权利。

就此，“小城杯”比赛应运而生，一个让学生们去发现身边容易被忽视的不平等，从而捍卫自己和公众权利的法学实践开始诞生。为了鼓励学生们的积极性，“小城杯”设立了奖金，通过海选、初赛、决赛，鼓励学生有意识地关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的小事。评委来自司法局的领导、律协的律师、高校法学院的教授等。

2012年的第一届比赛，吴辰在华东政法大学借了一间教室，黑板上写几个大字，比赛就开始了。参与的学生很少，学校老师们找了几个人，零零散散凑了六支队伍，在学校民法专业老师的专门指导下进行了比赛。“拉人拼凑的游击队伍一样。”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党总支书记寿新宝回忆，他也是比赛最初的发起人之一。那一年，只有一个立案成功的团队。

吴辰说，最初几年，有的法官会觉得学生们是在闹着玩儿。“面对新事物，法院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这在他看来可以理解，基层法官的考核和结案率挂钩，期限内不结案就会影响考核，小案子能少收就少收。

2015年，人民法院改革案件受理制度，“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之后成功立案的学生明显多了。

很多在校法学生走进了法院，成为了原告。一群小小的“蚂蚁”，试图撼动国企、上市公司等“大象”。因丰巢未经同意收取快递柜逾期保管费1元，上海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将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有学生因购买视频会员后，仍然无法跳过广告，而起诉爱奇艺；也有学生下载一篇7元的文献，却发现至少要充值50元，起诉知网……

“这一类案子起诉标的金额不大，就几块钱或几十块钱，主要是要求对方改善原来的不合理状态。”吴辰认为，“小城杯”最大的意义是，“我要为人们鼓而呼，理直气壮地坐在原告席上，用我所学的法律知识去争取权利。”

第九届“小城杯”比赛时，王洁莹被邀请前往开幕式致辞。受访者供图

带着法学精神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真正将比赛推至出圈的，是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王洁莹等人诉迪士尼案。

2019年1月，王洁莹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组成团队，报名参加了“小城杯”诉讼大赛。恰好一名身边的同学刚去过迪士尼乐园，提到安检时被工作人员翻包并禁止携带食物入园，她们决定以此参赛。

随后，王洁莹独自前往迪士尼乐园进行体验，果然在安检时，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她在现场拨打了市民热线和消费者投诉热线，但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之后，她们将迪士尼诉至法院。

只有真正走上了诉讼，才知道成为专业律师的不易。“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指导律师袁丽说，团队最初提交的立案材料写得有点问题，在网上立案平台提交材料时，未被受理。袁丽建议她们去现场，因为现场可以沟通，也可以手动更改诉状。而后，团队又专程赶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窗口，递上纸质材料，依然没有被当场受理。

当天，法院的一位庭长跟她们交流，指出案由既有侵权范畴，又有违约范畴，不太合适。“他当时问我们是不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作业。”王洁莹说，也有工作人员怀疑这样的立案是浪费司法资源，询问她们的意图是否只是为了比赛，而不是案件，但立案庭人员仍然给出足够的耐心与她们沟通，整个过程三个多小时。

那天下着大雨，她们需要补充材料重新提交，但法院周围没有一家打印店，大家只好分头行动，两个人在法院等着，两个人去找打印店。最终在临近下班时，工作人员收下了所有材料，告知等候后续的短信通知，并没有明确回复是否同意立案。

而此次诉讼中迪士尼方的律师和法务均是专业前辈。王洁莹记得，被告方律师在证据清单里提供了一张照片，正是她本人参加比赛的情景，而她本人还被红笔圈了出来，在王洁莹看来，被告方是想表示她作为原告方的目的是为了参赛，他们不一定理解学生们的行为和目的。

回想起这些细节，王洁莹觉得有些无奈，“但也说明了对方律师的认真。”但她们的指导律师袁丽认为，这些都是在法律实践中常见的事情，也是学生们走进法庭应该面对的事情，“你将来当律师办案子，需要知己知彼，也可能会进行背景调查，寻找每一个可能突破的点。”

作为指导律师，袁丽从来不帮办代办，她通常会在看过案件材料后，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指导。在王洁莹等人准备诉讼的过程中，袁丽就建议她们去现场立案，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能在法院当场讨论并解决，“这类案件法院收得不多，金额又小，可能会考虑资源有效利用的问题，如果因此立案受阻，就要及时沟通解决。”

在开庭之前，袁丽提醒她们关注庭审流程，并从庭审时的实质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她告诉团队成员，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除了准备好相关材料，还得从反方角度思考，现有的这些观点和证据会怎样被攻破，怎样做好防守。

尽管困难重重，这些学生在诉讼时仍带着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袁丽说，迪士尼团队的学生们在操作案件的过程中，并不想伤害这家外资企业，因为上海市能将其引进，一定也花了很多心思，她们希望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友好的营商环境，“案件结束就是结束了，也谈不上以高姿态再去怎么评判对方。”

2019年9月12日，迪士尼方对入园规则进行了修改：除少数特殊食品仍禁止携带外，游客可携带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王洁莹和同学们选择接受这一调整，至此，该案经上海浦东法院主持调解结案，被告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补偿原告人民币50元，作为当时被禁止入园食物的赔偿。他们表示不用找零，但王洁莹和同学们坚持用手机退回3.7元，她们最初想要的就并非金钱赔偿。

此时比赛早已结束，但这一案件还是获得当年“小城杯”比赛的一等奖，王洁莹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啄木鸟奖”。

今年7月，杨昊斌和同学组队参加“小城杯”比赛，并成功进入决赛。受访者供图

“理想的法律教育”

“为众人拾薪”，上海政法学院的大四学生杨昊斌也看到了“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他希望能像王洁莹等人一样，去发现社会中一些不足以花大力气推动的小问题，然后用自己的法学知识改变现状。

杨昊斌关注的是微信提现收取手续费的问题。他和队友们初步检索了各家银行的转账手续费，发现费率远远低于微信所收取的提现费。而腾讯的客服机器人对这个问题回应称，收取提现费是为了弥补银行交易的成本。“这笔钱究竟用在哪里？”杨昊斌和队友们将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目前案件正处于诉前调解阶段，杨昊斌并不知道结果究竟会怎样，他想，财付通是腾讯集团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腾讯作为那么大的企业，收取手续费的时间也已经有了8年，而开始收取手续费的那一年，也已经有湖南的一位律师状告过这一事情，但是败诉了。杨昊斌想看看，针对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争议，假如法院判了败诉，会是什么样的论述理由。

比赛不在于输赢，吴辰认为，理想的法律教育首先要掌握普遍的法律规律，然后用生动而非灌输的方式，让法学生们理解自己未来从事法律工作的使命，最后是开眼看世界。

“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上海政法大学的硕士生刘文成关注的是电信套餐的捆绑销售问题，尽管他未能进入今年的决赛。但他认为，让更多人关注到事情本身不一定合理，才是更重要的事。

早在他本科入学时，就发现每个寝室都需要办宽带，而在上海电信的旗下，校园业务是一个单独的模块，这也意味着校园内不能享受各区的电信服务和套餐，而是只能办理上海校园电信的单独业务。目前的大学生大多都有自己的手机卡和号码，因而对于电信的校园业务需求最大的自然也是宽带。

电信给宽带的定价是200元，但是宽带服务并不能单独销售，而是要先办理390元的校园套餐才能进一步办理宽带，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需要办理一个意义并不大的前置套餐。

刘文成提交了材料，起诉电信公司，但因毕业事情众多，最终案件也撤诉了。他将与电信办宽带一事的比赛经历写在了微信公众号上，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寻找契机再度维权，他说，“总有人能看到吧！”他也将直接转交目前已有的所有材料和证据。

多次在比赛中担任指导律师的袁丽认为，与法学生们在校期间爱参加的辩论赛、模拟法庭不同，在这项比赛过程中，学生们要真正走入社会中去实践，这正是意义所在。她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对生活中的每项不合理进行起诉，但需要形成一种与法律有关的直觉，去判断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学生们在这项比赛中，正是把这种直觉变成诉讼的实践，最后通过结果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华东政法大学的本科生肖宁曾经是参赛选手，在2015年的“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中，她坐在了原告席。她曾向媒体坦言，自己开庭发言时手都在颤抖。早就烂熟于心的稿子，最终在现场一字字念完。当时，她甚至担心自己将来的执业情况。

但问出问题时肖宁却毫不犹豫，“钱的流向是哪里？为什么收钱没有明显提醒？是否受政府监管？”当时，华东政法大学的几名本科生就上海市场牌照拍卖收取100元手续费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向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6年6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依法驳回肖宁的全部诉讼请求。但那一年的9月7日，上海国拍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下调上海拍牌手续费。

如今的王洁莹也已经大学毕业4年了，通过法考之后，她如愿成为了一名律师。随着“迪士尼案”的走红，她的社交平台也火了。总有粉丝前来咨询，问的大多都是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他们将王洁莹视作榜样，询问是否有维权的可能性，又该怎样去维权。

王洁莹曾在朋友圈分享过一段文字，讲述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参与起诉迪士尼，“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规则不合理，哪怕制定规则的主体是迪士尼。”她说，“我们往往会习惯于我们的生活，惯性地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却缺少了对规则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的反思。”

（邓雅然、刘文成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