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彭德怀主持全军大授衔，为何屡遭非议？历史该怎样定论他？

1951年，身在朝鲜前线的彭德怀夜不能寐，他给毛主席发去一封电报，内容是：

目前形势，急需补充军衔制度。

的确，彭德怀自从到朝鲜战场，眼前的诸多现实都让他深切感受到了因为人员散乱无章而带来的不便。

他的内心对“军衔制”一直顾虑重重，且又十分矛盾。

彭德怀

事实上，彭德怀对“军衔制”的确有不同看法，将士们有了军衔，便意味着身份出现差别。

而我军革命队伍一直倡导的是官兵平等。

并且伴随军衔制而来的，是等级制度的不断增加，军队上下级脱离原本平等的政治关系。

如此，势必会对战士们的思想意识产生影响。

但彭德怀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领导人之一，他十分明白军衔制是当时国防建设的根本起点，也是军队正规化、多兵种联合作战、迎合现代军事的需要。

这一点，他在朝鲜战场上深有体会。

当时，由于缺乏军衔制，给多兵团实际作战指挥带来很大不便。

因此，即便彭德怀自己对军衔制并不认可，但几番深思熟虑后，还是决定向毛主席进行申请，并且提出：

“如果评定军衔有困难的话，可以先采取过渡办法”。

意思就是，先在军队内部评定级别。

于是，1952年我军干部评级工作全面展开，干部的等级制度被初步建立。

1955年全军大授衔

随后，评级工作刚刚结束，彭德怀就在中南海的中央军委会议上提出“三大制度”。

即征兵、薪金和军衔。

之后，毛主席更是将评定军衔的所有重任全部交给了彭德怀，可以说，彭德怀当时对“军衔制”完全是势在必行的态度。

然而，世间一切，凡涉及到人的事，无有不复杂的。

更何况这是关乎数以万计的官兵们，日后待遇、前途、乃至历史评价的大事，其中复杂、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摆在彭德怀等干部人员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山头”。

这个山头其实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的俗称，革命山头是在历史因素下产生的，比如说抗日时八路军三个师和新四军以及解放战争时的五大野战军等。

有时为了一名干部的评衔，大家要反复讨论、多次调查，才能达到统一认识。

特别是在有争议的上将人员方面，虽然资历和功绩起到主要作用，但平衡也是相当重要的考量因素。

作为拟定名单负责人的彭德怀，更是承受不小压力，亦倾注了很多心血。

1955年大授衔

初步拟定好名单后，彭德怀带着名单和方案，亲自去拜访了各个元帅老总们。

他与老总们反复磋商每个高级将领的军衔，大体上都能获取一致意见。

而对于那些存在争议的候选人，彭德怀则开诚布公与老总们进行详谈，充分听取对方意见的同时，也转答出大局的重要性，务必做到仔细研究后再定案。

然而，尽管如此，1955年的评衔工作还是存在一些非议。

由于定衔工作是1952年开展的，而大授衔则是1955年才举办的，在这中间的3年时间里，很多干部的职务升了，但军衔却没长。

再加上大体方针是借鉴苏联军衔制度，所以在首次评衔时，很多人都有意压低了一两级。

比如说彭德怀的亲侄子彭启超，他幼年丧父，长在彭德怀身边，二人虽为叔侄，感情却胜似父子。

当时，与彭启超同资历同职务的人都在拟上尉名单中，而彭启超却被彭德怀亲自要求下降一级军衔，只授予中尉军衔。

为此，彭启超觉得非常委屈。

但彭德怀却对他说：

“许多革命同志都没有机会见到新中国，能存活已属万幸，不应该为一时名利所蒙蔽，全军大授衔，我只有从自家人下手，才能服众。”

1955年大授衔

的确，彭德怀此举，除了他本人高风亮节外，还有很重要的原因是，授衔拟定名单一出，虽然大多数干部都能有正确的认识，可仍然有部分干部还是生出了别样的思想和情绪。

他们认为自己的军衔评定低了，面子上过不去，于是，摆战功的、比资格的、提要求而未被满足的，甚至连跑到老总们面前哭鼻子的都有。

而这些也应正了彭德怀最初关于军衔制的担忧。

或许此时他的心里也略有些复杂，不过，当毛主席等党中央领导人主动放弃军衔的消息传出后，全军上下都受到了特别大的思想教育，军中那些“想不通”和“委屈”的声音也都渐渐消散了。

除此之外，彭德怀主持全军授衔工作时，还遇到过一项难题，那就是人员问题。

当时，我军是没有实行义务兵制的，因此，也没有正规的编制和定员名额。

所以，复杂的人员结构，是务必要在正式授衔前进行调整的，尤其是在对军队女干部的处理上。

对此，苏联顾问表示：

不建议妇女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下的工作者应该与男子一样，能随时奉命调动。

那时候，全军共有女兵11万人，且副排长以上的女干部就足有4万多人。

如果按照苏联顾问的建议，只有11%左右的女性干部可以参与授衔，其余所有人全部都要进行转业、复员或调整岗位。

1955年大授衔

于是，彭德怀宣布了一项规定。

凡是符合转业、复员等条件的妇女工作人员，必须在限定期限内处理完毕，否则就依据情况停发薪金。

许多女干部看到这近乎严苛的规定后，不禁泪洒当场。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意见很大，以至于在数十年后仍然表示难以释怀。

那时候，贺龙的女儿贺捷还是后勤部的一名女兵，依据女兵一律不得参与授衔的规定，为大局着想，她才到军营没几天，就被迫流着泪脱下了身上的军服，到成都工农速成班学习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长的李贞，原是准军级，她原本也在人员调整名单内。

可或许是因为她实在功勋卓著，18岁就投身革命，一路从红军游击队走来，历经抗战、解放和朝鲜战争三个最为艰难的时期，逐步在军队中担任了要职。

李贞功勋卓越且资历深厚，对军队也有很深感情，于是，她便给军委写信，提出想要继续留在军队工作。

彭德怀收到信后十分重视，他特意拿着李贞的信在军委例会上说：

"像李贞这样的女同志，即便有10个，也可以继续留下来。"

随后，总政治部结合李贞的具体情况，将其放在了少将军衔名单上。

李贞少将

终于，历经几个月缜密细致的工作，在彭德怀的主持下，授予军职以上干部的军衔名单全部经中央军委审查批准。

至1955年国庆节前，大评衔的工作基本顺利完成。

然而，我军首次军衔制，也只满打满算坚持了不到10年。

而关于1965年军衔的取消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早在1958年的军委会议上，不少将领认为军衔制不符合我军实际。

再加上本身这个制度，就是中苏交好时期的产物，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军衔制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也有人认为，取消军衔制是因为其本身就不完善。

比如说，因为首次经验不足，再加上政治背景影响，军官的实际军衔偏低。

但军衔又属于国际性军事制度，是各国军人彼此判断身份的标杆，设置上还是需要大体接近的。

因此，当国与国之间的军人亮明身份进行交涉的时候，以及在礼遇规格的问题上，我国军官实际军衔低的情况就会比较被动。

其次，彭德怀曾经在军委大会上说过，军衔是规定军官生活待遇的基础。

简单来说，军队里的职务是履行职责，根据工作内容不同，可上可下，可高可低，但军衔是根据年功逐步积累的，不犯错误就不会被降低，可终身享受。

但1955年授衔过后，由于多种原因，军官的薪金还是主要以职务来发放，军衔并没有发挥出原本的作用。

更何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便离开了国防部部长职位，不少别有用心之人也开始对他主持的授衔产生异样看法。

为此，彭德怀为大局着想，便将自己的元帅服上交了。

后来，彭德怀搬到吴家花园居住，他见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军服上没有军衔的标志后，摇摇头，低声轻叹：“不好”。

毛主席与彭德怀

纵然最开始的时候，彭德怀对军衔制忧心忡忡矛盾不已。。

但当他意识到“军衔制”的必要性时，仍是毅然决然全力投入到了授衔的工作当中，这便是身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前瞻性和果断性。

值得一提的是，纵然1955年的授衔只存在了不到10年，但它仍为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并且，新军衔制中，“55军衔“作为个人荣誉，至今有效，这便是其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