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勇士代表了中华民族正气，决不做亡国贱奴

很多人没想到，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竟是为了与敌人做生死搏斗。

他们也没想到，十停当中，只有三停最终能回到父母妻儿的身边。其他人则永远留在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再也没有回到生我养我的南洋。

更没想到的是，在“回国”支援抗战的这些人当中，有些根本不是中国人，而是马来人、印度人。他们甘冒战死风险，千里迢迢去到中国，是为谁而战？又是为何而战？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一起穿越回1937年。

二三十万民工修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后不久，日本开始封锁中国沿海各省，英美等国和海外华侨再也无法向中国供应军需和战略物资。中国只好在西南大后方开辟从往返云南和缅甸的运输线，即为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的建造动用了二三十万民工，大部分是居住在附近的少数民族，几乎完全依靠人力和最原始的工具如铲、锄头等来完成这伟大的工程。据估计，约有二三千名路工在筑路过程中死于意外，或为山崩所埋，筑桥时不幸掉河丧生，或为疾病而亡。

1939年，当中国急需大量司机和修理技工之际，，来到滇缅公路支援抗战，为抗日救亡事业作出极其重大贡献和牺牲。

首批回国服务的机工来自新加坡和马来亚的峇株巴辖两地，共计80名，队长为厦门籍贯的白清泉。抗战之后，他回到新加坡，后来成立了大华酱油这个品牌,也在新加坡厦门公会担任多年的要职。

郁达夫说：“这些勇士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决不做亡国贱奴的民气。”

许多机工虽是华侨，但在南洋土生土长，这是他们第一次到中国。抵达昆明之后，军训是机工全面投入抗战救亡工作的第一步。训练课程包括军事常识、政治常识、驾驶与修车技术及步兵操练等。对过惯自由舒适生活的机工，军令如山，讲究纪律的军训生活是一种考验与磨练。

南侨机工受军训完毕后投入服务，由缅甸把军火，如火药、子弹、枪炮、配件、汽油及医药等，运到昆明、贵州、重庆、广西等西南大后方。

随时可能连车带人滚到山下

据幸存的机工回忆，卡车整天在荒山奔跑，越过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又是一道山，层峦叠峰，好像永远走不完似的。如果精神差一点，眼睛看不准，随时便有连车带人滚到山下与河中的可能，而这些山之高、河之深，用机工的形容词，是“初一跌下去，十五未到底”。

卡车常常是数百辆一起出发，像一群灰色的甲虫，在高山里悄悄地爬着。机工在缅甸和云南的一些地方有宿舍，有些是用竹子搭盖的，有些是庙宇改造的。但是，机工们通常不睡在宿舍里，而睡在车厢里。这是因为如果所载的军火没有卸，他们夜里必须照顾军火。如果军火已卸，他们也得防备零件被偷。

上山要一天半

下山也要一天半

由昆明到腊戌来回，需要两星期时间，若由贵州经贵阳到重庆，来回一趟需时一个月左右。滇缅公路多高山，上山一天半，下山也要一天半。在滇缅公路上开卡车，技术要好才行。

据机工回忆，“技术熟练的才能当一等驾驶兵，技术差一点的，就列入二等或三等驾驶兵。华侨机工差不多都是一等驾驶兵。而‘辣椒兵’（华侨称呼外省人的外号）却几乎全是二三等驾驶兵！”

机工的驾驶技术虽然好，但“滇缅公路之险峭，众皆知悉，那弯弯曲曲的道路，若有差错，就会连人带车跌到那深邃莫测之山谷里，就是连最后临死的挣扎也来不及了而粉身碎骨了。”

机工回忆当年初次在滇缅公路开车时写道：“路势险恶异常，黄泥小径的旁边，一望尽是无底的深渊。在刚坐上那辆三吨半重的大货车，手握住方向盘的时候，实在有些提心吊胆。因为怕翻车，所以车途中需要互助，故七部车分为一班，三班为一队。顺着山势，我们一行人，把车驾得如一条长蛇般的便出发了。”

日军战机低飞扫射

老机工白清泉回忆起当年那段在滇缅公路出生入死的运输生活时，激动地说：“三年六个月，我们没有在宿舍睡过，除非生病了，住医院才有床。每人都带行李在车上睡。“

他说，当时，每天出发时都带炊事兵，到了站点就在路边烧饭。车上带干粮、菜、油、肉。到每一站，不够再补充。有时运军火由缅甸到昆明、贵州、重庆、广西、西南大后方，每天行动按军事管理，组织非常严密。收货、车据，如少一箱子弹要受军事处罚，非常严格。”

他说：“有时在高山抛锚，吃干粮，在山边找木材，拨点汽油，烧水解渴。有时过三天五天都不一定。如果遇到高山泥崩，两边都不能通车，抛锚二三天是常事。有时日机突袭，低飞扫射，机工马上把车停下来，人靠山边躲起来，用泥土把反射的车灯和玻璃加以涂擦，再用树叶掩盖车身。这些都要有军事常识。”

白清泉所描述的遭日机轰炸和机关枪扫射以及在山路车子抛锚、露宿荒野都是每个机工都有的经验，也成为机工的共同记忆。

准备做”山大王“

云南雨季常造成山崩，车坏桥断，使得交通中断，机工不得不露宿荒野，机工戏称为做“山大王”。

一名由新加坡回去的少年机工陈恩仁也有做过13 天山大王的经历，令他毕生难忘。当时他是驻遮放的第13 大队的一个班长。

他回忆说：“那一次，一百多辆车从遮放出发，走到离芒市一二十里的地方，忽然发觉前方的桥断了，我们的车停下来，大家都很着急，进不得，退也不能。路太小无法转弯。我们希望交通部赶快派人来修，可是那时是雨季，桥一时无法修好。我们知道绝望了，准备做山大王。”

他说：“我们没有带米、带盐，只好向老百姓买点饭。一百多人在荒山要找饭吃真不容易。我们要跑几十里路才能找到一顿饭吃。因为车上有军火，不得有半点差错，所以一百多人要分几次出去觅食。因为种种困难，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雨下个不停，白天愁坐在车头，夜里也睡在车头里。

陈恩仁说：“当我们听到桥修好了，我们像脱了笼的鸟，像得到大赦的囚犯。我们的机工同志几乎半数以上都做过山大王。成群的还不算苦，一个人才要命。要看车，又要找食，冷冷清清在山里住他三天五天，你道那滋味是怎样的？”

马来人和印度人

回国服务的机工中也有印度人和马来人。其中一个名叫”班邑“的印度人，甚至取了华人名字“王亚龙”。其实，王亚龙是他最要好的朋友的名字。为了到中国当机工，班邑便借用了”王亚龙“这个名字。

王亚龙是十一大队的分队长，可见颇受器重。他胡子刮得光光的，会说闽南话、广东话和华语。他名片中间写“王亚龙”，下面是“印度班邑”。

王亚龙在队里很能获得上下层的好评。据机工李顺安回忆，王亚龙肯干、苦干，有一次，路坍下来，大家都懒洋洋不大理会，独有他拼命掘土锄路，“是中国人最好的友人”。

南侨机工里也有马来人，名叫马加森，他对当时在云南的国军长官的傲慢态度极表不满。

马加森虽是司机，更像是武士。机工李顺安回忆，当时下关站的徐站长常遣派马加森捉那些前来车站偷东西的人，他十分勇敢而且动作迅速。

在那个年代，会开车的人不多，会修车的更少，他们本来在南洋领着比普通人优渥的薪水，但毅然回国服务于抗战事业，领的津贴只有原本薪水的三分之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华侨回祖国支援抗战，理所当然，但是，为何印度班邑、马加森也冒着生命危险前去中国支援抗战？

他们的祖国在哪里？他们为谁而战？

欢迎出席7月27日下午的讲座，我们一同来探讨。

ABC丨编辑

KS丨编审

免责声明：

1.凡本公众号注明文章类型为“原创”的所有作品，版权属于看南洋和新加坡眼所有。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转载使用时必须注明：“文章来源：新加坡眼”。

2.凡本公众号注明文章类型为“转载”、“编译”的所有作品，均转载或编译自其他媒体，目的在于传递更多有价值资讯，并不代表本公众号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精选视频

新加坡眼旗下视频号你关注了吗？

点击下面视频，查看更丰富的内容！

直播等你来看，点击下方预约起来！

上新加坡眼官网搜索更多关于新加坡的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