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二品的总兵，面对正二品的巡抚中丞，为何只能下跪请安？

一、总兵衰微之由来

看似光辉的正二品总兵衔，其实已是一段光芒渐熄的曲折历程。要追溯清代总兵的权力地位，不得不从明朝说起。

那时的总兵，可谓是赫赫有名的武官。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进犯，在北方设立了辽东、蓟州、大同、甘肃等数个重镇，鼎力扼守边疆。而率领重镇军队的总兵官员，则是镇守一方的武职巨头。仅辽东一镇兵力就达10余万，可见总兵指挥权之大。明中期，为应对日益猖獗的北方骑马民族，出现了三边、蓟辽等总督职衔，将多个总兵统一指挥。

到了清初，武官体系重新梳理，从一品提督、正二品总兵、从二品副将、正三品参将......各职级位次清晰。但隶属于省级提督手下的总兵们，已渐渐褪去昔日边疆镇守大将的身份，转为省内几个州县的武职。全国83名总兵，大都操纵不足6万之众。

更为致命的是，清代规定总兵必须完全服从文职大员巡抚的节制，方能指挥兵马。这一做法无疑切断了总兵们对全省军队的实际控制权，也彻底扫荡他们在明代遗留的强硬气焰。

一时之间，尊荣的总兵军职竟沦落为文官附庸，仅作一方藩司长吏的调遣对象。这对一干昔日能指挥十余万铁骑出征的骁勇武将而言，无疑是痛彻心扉的屈辱。

二、文武阶级矛盾加剧

清代官员固有的门阀意识，加之朝野上下根深蒂固的文人雄才观，造就了武职官员长期受到歧视和压制的局面。

文人学者自谪仁人君子的名头，将武职视为粗鄙无知的暴力象征。他们认为，纵使兵戎有功，但终究是平民草芥，无资格与精神文明为伍。这一思想在门阀世家中尤为普及，他们借助世袭的功名传家，将重要衙门权力垄断于一身，排斥武夫入仕。

武职出身者大多草莽平民，起家艰难，仕途更是阻滞重重。即便官拜显爵，也难以在文人圈中立足，被视为暂时的过客。不少武将曾抱怨，明明与文官同品同阶，但朝野上下对待的态度却判若云泥。

这一矛盾在康熙、雍正两朝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康熙年间，御史张溥斥责武职官员曾任武斗。雍正帝则将孔有德贬为布政使，坚决否决其任命为知府。这都凸显了两代皇帝对文武差序的明确立场。

即便在军务指挥方面，武职也常常受到文官的打压和羞辱。清初的大将周起龙，曾三次遭到从二品驻防大将的臭骂；到了雍正年间，总兵刘亮龙被布政使侮辱，称＂你平白无故进京，朝廷何曾命你？＂

如此等等，武人在清朝贵为显阶，实为底层，其地位之低微，遭受的委屈可见一斑。这一长期积累下的矛盾，终将在后来的历史转捩点上酿成爆发。

三、巡抚中丞权力之源

要解开总兵屈居人下的谜团，不得不追溯巡抚中丞在清代官场的特殊地位。

作为一省文武百官的总督，巡抚掌握着军政人事的最高权力。凭借部堂中丞的头衔，他们可左右人员的升迁生杀。在军务执行上，总兵们不得不完全服从巡抚的节制，否则便会遭到革职问罪的命运。

历史上，不少总兵由于公然违抗巡抚的命令而备受其害。嘉庆年间，河南总兵程澍拒绝听命于巡抚李佩芬，结果被撤职查办，削去所有军职。道光年间，江西总兵萧景隆罢黜有期，原因竟是不肯就范于巡抚田文馥的军令。

更为可怕的是，巡抚手中还把持着＂王命旗牌＂这一沉重法宝。凭此信物出巡视省，所到之处，文武百官皆须毕恭毕敬，一丝马虎便会被视为大不敬罪。若逢武职违背调遣，巡抚可直接使用＂王命旗牌＂将之逮捕，权力之大可见一斑。

既然巡抚如此权重，手下总兵们自然也就卑躬屈膝了。历史记载中，诸如＂总兵面见巡抚下跪请安＂、＂总兵在巡抚面前绝无座席＂之类的情景屡见不鲜。

更有甚者，明末大将袁崇焕尽管位列正二品，但在四川巡抚傅恒面前仍旧需屈身下拜。由此可见，无论军功赫赫，武官面对文职长官时仍是寸步难移。

四、清代文武矛盾新高峰

进入清中叶以后，文武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爆发出一系列令人瞠目的冲突事件。

顺治年间，两广总督曾国荣与两广巡抚裨海英之间便已矛盾重重。两人在军务调动和钱粮开支等问题上频频发生争执，曾国荣更曾公然驳斥裨海英的命令。一度两阵营对垒，双方官员也分成两派互相攻讦，场面一度十分剑拔弩张。

到了乾隆末年，钦差臧锡珍在陕西巡抚陈宝绶手下更是受尽屈辱。陈宝绶公开羞辱臧锡珍，＂扫地出门＂的说法由此而来。据称当时臧锡珍一行数百人被陈宝绶的亲兵拦路驱赶，前前后后走了十余里被赶出城门，场面极为难堪。

文武矛盾最为激烈的一次大概要属道光年间广东巡抚彭玉麟与提督王钦彝之间的对峙。当时英军入侵广东，彭玉麟不听劝阻，独自带领三千文官兵力出城抗敌，结果被英军重创。之后王钦彝认为应该撤退，但彭玉麟执意坚持，不仅拒绝撤退，还当众斥责王钦彝＂你不过是个武夫，打游击有什么了不起！＂如此严词责骂，足见文武对立已到了白热化程度。

更有甚者，湖南提督谭文昭曾被巡抚干脆下狱，监禁两个多月。江西总兵张元凯也曾被巡抚贺世泰打入大牢达六个月之久。

这些事件充分反映了清中叶以后，朝野文武矛盾的急剧加深。武职地位的低微，加之文官长期的打压歧视，造就了诸多激烈对抗的冲突；反过来，这些矛盾事件又进一步加剧了文武阶级的对立和仇视。一个恶性循环如此展开，直至晚清新政改革时代终于迎来转机。

五、文武之争何时了

纵观清代文武矛盾的演变轨迹，直到晚清时期，这一积重难返的僵局才渐有转圜的迹象。

嘉道咸丰之世，西方列强的枪炮扑面而来，清帝国日渐腐朽的旧制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洋务运动的兴起给予了武职官员以新的生机。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扩军练师、购置洋枪的过程中，初步扭转了文官独大的局面。

但这一进程远远不够彻底。及至光绪年间维新变法之风渐起，国家开始有意识地整顿文武体系。光绪三十年（1904年），内阁大臣程度等人发起了著名的＂并闾＂运动，全面推行文武官员同衔同阶，朝野终获并轨。新法确定，从一品至九品各级官员，文武受同等待遇，既无高低之分，也无先后之序。由此，武职官员的尊严与地位历经数百年的污蔑与摧残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

但这毕竟只是纸面规定，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重重障碍。直到清室将覆，军阀割据局面出现，武人掌控了事实上的全国统治权，文武阶级尘嚣才算是完全终止。

1911年，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次年1月，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宣告清帝国的彻底瓦解。新政权上台后，第一件大事便是将旧时文官体系完全铲除，全力扶植新式军阀。这一做法无疑是延续了晚清新政的基调，也标志着历经数百年的文武矛盾终于彻底解决。

从此，武职开始在国家的新旧体制中占据主导地位，曾经的＂武夫＂亦不复存在。但源远流长的文官权势亦使文风不能竭，中华文化根基未蚀。如何在新时代达成文武平衡，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