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昆仑 | 范祖禹《唐鉴》在中朝之流传与影响

注：原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35—45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范祖禹《唐鉴》

在中朝之流传与影响

袁昆仑

摘 要：《唐鉴》是北宋范祖禹编纂的以唐之史事为北宋皇帝提供鉴戒的史著。受党争影响，《唐鉴》在北宋被列为禁书，未能发挥鉴戒作用。南宋至清，《唐鉴》曾用于经筵，并受到儒士称颂。《唐鉴》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朝鲜王朝君臣的重视，被用于经筵。尤其英祖时期，君臣在经筵中研讨《唐鉴》，以唐之君臣和史事互相勉戒，由此进一步讨论朝鲜王朝的现实问题。《唐鉴》在朝鲜儒士中也有一定影响，他们仿《唐鉴》编纂史书、刊印《唐鉴》，并借《唐鉴》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唐鉴》在中朝之流传和影响，是中朝史学交流和不同政治文化状况的反映。

关键词：唐鉴；经筵；朝鲜王朝；中朝史学交流

《唐鉴》，北宋范祖禹撰，以编年形式记载唐朝“上起高祖，下终昭、宣”近三百年的历史，“凡三百六篇，十二卷”，成书之后，影响颇大。随着中朝之间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唐鉴》传入朝鲜半岛，受到朝鲜君臣推崇，并成为肃宗和英祖时期经筵研读的重要教材，对英祖朝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学界对《唐鉴》的研究，多关注其编纂特点、思想特色等，但对其在朝鲜王朝流传与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目前也未见韩国学界对《唐鉴》的专门研究。故笔者试就其在中朝之流传与影响略作探讨，以求方家指正。

一、《唐鉴》编纂及其在中国之流传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宋仁宗嘉祐年间进士，“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不事进取”。他分职唐史，将搜集和整理的资料做成长编，供司马光采择，在此过程中，与司马光关于修唐史的观念产生冲突，包括评判标准、编年系事书法等，加之北宋中期统治危机引发的唐史研究热潮等原因，他遂在唐史长编基础上，以自己的历史观为指导，撰成《唐鉴》十二卷，以期对宋朝统治者有所鉴戒。《唐鉴》以编年形式，记载“上起高祖，下终昭、宣”近三百年的唐朝历史，所载史料较少，共331条。其间，他以“臣祖禹曰”的形式评论史事，共294条。他几乎对每条史事都有评论，以求给皇帝提供为政参考，因此，《唐鉴》可称为“一部鉴体式的历史评论著作”。

《唐鉴》编纂完成后，宋神宗因西夏战事失败等原因，备受打击，病情恶化，不久去世，因此，范祖禹没有将书进呈神宗。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二月，范祖禹作《唐鉴·序》，他指出，“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最终致亡，唐初“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君明臣忠”而致兴，此后，“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终致“宇内圯裂，尺地不保”，因此，“今所宜监莫近于唐”，以此表明其作书之义。他很快又作了一篇《进〈唐鉴〉表》，欲将书献于哲宗，因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听政，他遂将书进呈高太后，并在《进〈唐鉴〉表》中指出，“观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来。唐于本朝，如夏之于商，商之于周也。治乱兴废，皆起细微，言之于已然，不若防之于未然；虑之于未有，不若视之于既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以看出，范祖禹编纂《唐鉴》，是希望以唐之史事鉴于宋，这是他以史为鉴和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反映。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唐鉴》

作为一部为统治者提供治乱兴衰鉴戒的史书，《唐鉴》的编纂目的是寻求永世保民之道，以维护宋朝统治。因此，《唐鉴》进呈后，很快被刊刻。但受党争影响，范祖禹被贬官，《唐鉴》“由于党争遭到毁禁，成为朝廷明令禁止的禁书”。南宋时期，《唐鉴》先受到宋高宗关注，高宗曾与讲官言：“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读《唐鉴》知范祖禹有台谏手段。”至孝宗淳熙四年（1177），《唐鉴》受到太子赵惇的关注，史称：“是夏，东宫官请：‘皇太子近因读范祖禹《唐鉴》，见其学问醇正，议论精确，欲遇讲日添读此书。’从之。”理宗时，《唐鉴》多次用于经筵，刘克庄《后村集》当中收录多首进读《唐鉴》之诗作，景定三年（1262）六月，《唐鉴》进读结束，理宗“赐宴秘书省，讲读官各进秩”。明代神宗时期，《唐鉴》也曾被用于经筵。清代，《唐鉴》虽不见于经筵，但受其启发，嘉庆帝曾指令内阁编纂《明鉴》。他在敕谕中称：“朕敕几余暇，批阅往籍，见宋范祖禹所著《唐鉴》一书，胪叙一代事迹，考镜得失，其议论颇有裨于治道”，“我朝绍膺大统，道揆治法，远述百王。至有明三百年，时代相承，其一朝政治，亦鉴观得失之林也”，遂令“仿《唐鉴》体例”，编纂《明鉴》，并令“编纂诸臣，轮流撰拟，进程后经朕裁定，勒为成书，刊刻颁行，用昭法戒”。《明鉴》刊刻完成后，道光帝指令“备陈设本四十部，赏本一百二十部，板片留存运库，以广流传”。可以看出，《唐鉴》在南宋至清的政治中具有一定影响。

与此同时，《唐鉴》也受到士人称颂，史称“《唐鉴》深明唐三百年治乱，学者尊之”，范祖禹因此被称为“唐鉴公”。二程非常重视此书，《二程外书》中多处论及《唐鉴》，程颐曾“使人抄范纯夫《唐鉴》”，认为该书“足以垂世”。宋哲宗元祐（1086—1094）年间，有客见程颐“几案间无他书，惟印行《唐鉴》一部”，认为“三代以后无此议论”，苏辙也称“老来不欲泛观书，近日且看《唐鉴》”。宋人蔡绦（生卒年不详）《铁围山丛谈》记载，“范内翰祖禹，作《唐鉴》，名重天下”，幼子范温于政和初游大相国寺时，“诸贵珰盖不辨有祖禹，独知有《唐鉴》而已”，因此，“见温辄指目，方自相谓曰：‘此《唐鉴》儿也’”，足见《唐鉴》在当时之影响。

南宋时期，《唐鉴》受到更多士人关注。如陈渊（1067—1145）在与友人信中称，“儿时已知诵先给事所著《唐鉴》，后既冠，稍通文义，朝夕玩味，常恨不见其人”。陈傅良（1137—1203）则称：“余记为儿时，从乡先生学。同学数十儿，儿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鉴》一本。是时，三书所在未锓板，往往多手钞诵也。”南宋佞臣孙觌（1081—1169），善于见风使舵，阿谀奉承，但也非常重视《唐鉴》的鉴戒作用，他在《讲筵乞读范祖禹〈唐鉴〉札子》中称，“臣窃见故翰林学士范祖禹撰《唐鉴》一书，专论唐三百年君子小人善恶之辨，唐之所以兴以君子，其所以废以小人”，且该书“元勋盛德，乱臣贼子，忠邪贤佞，如指东西，如分黑白，开卷了然”，希望经筵中请“左右之臣，进读《唐鉴》一二篇，不出岁年，可见唐室废兴之由”，“必能补圣政之万一”。他还作《读〈唐鉴〉》一篇，指出：“公惓惓忧国爱君之忠，以为天下治乱之机，只在君子小人用舍之际，故表而出之，以为后王之鉴。后有侍讲帷之臣，欲孶孳纳诲者，莫若陈此书，日诵数百言，无婴鳞犯雷霆之怒，而有陈善闭邪之实矣。”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非常重视《唐鉴》，他在书信中称因看范祖禹《论语说》和《唐鉴》，“得究观范太史之学”，虽不知范氏“胸中如何”，但其“议论乃尔”，且“每读至会心处，未尝不废卷而叹”，其所著《资治通鉴纲目》中的唐代史论，多以范祖禹所论为准，由黎靖德整理而成的《朱子语类》中，也有不少关于《唐鉴》的议论，足见朱熹对范祖禹《唐鉴》的关注和认可。

随着《唐鉴》影响日甚，吕祖谦（1137—1181）遂作《唐鉴音注》。吕祖谦字伯恭，因郡望为东莱郡，世称“东莱先生”，与张轼、朱熹交好，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史称其学“以关、洛为宗，而旁稽载籍，不见涯涘”，朱熹曾赞其“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他著述颇丰，《唐鉴音注》是其众多成果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对于注解原因，吕祖谦没有留下太多文字记录，但其非常重视《唐鉴》，在与友人的书信中，自认自己所作《东莱左氏博议》乃是“少年场屋所作，往往浅狭偏暗”，而学者“所当朝夕从事者，程氏《易传》、范氏《唐鉴》与夫谢氏《论语》、胡氏《春秋》之类”，足见他对《唐鉴》的重视。在音注过程中，吕祖谦将原每卷拆为二卷，成二十四卷，刊刻后成为流行的版本。

明清两代，《唐鉴》被多次刊印。明弘治年间，徐纮“手校是编”后，示于同科吕镗，吕镗任武进县令期间，因此书“近世无闻”，遂令人重新校勘后刊印，该版本也传到朝鲜王朝。清同治年间，胡凤丹将其重刻，并作《重刻唐鉴音注序》一篇，认为古人为史作注者不少，如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为《史记》作注、颜师古为《汉书》作注等，但“求其简要不烦，洞达治体，则惟吕成公所著范学士《唐鉴音注》，尤万世君人者之金镜焉”。可见，从宋至清，《唐鉴》在儒林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明弘治十年（1497）吕镗刻本《重刊唐鉴序》

二、朝鲜王朝经筵对《唐鉴》之讨论

《唐鉴》编纂完成后，很快传入高丽王朝，据《高丽史》记载，仁宗十三年（1135）八月，“壬子，御天成殿，召两府大臣及侍从官侍坐，命翰林学士郑沆读《唐鉴》”。此时距《唐鉴》成书约50年，高丽王朝已将其用于经筵。之后，《唐鉴》不见于高丽王朝史籍的记载。

朝鲜王朝建立后，《唐鉴》逐渐受到重视。朝鲜太祖四年（1395），郑道传、郑总等撰成《高丽史》，“自太祖至恭让君三十七卷以进”，李成桂在给郑总的教书中称：“议论无愧于《唐鉴》”，“虽华不繁，虽质不俚，可谓有良史之才”。据此推测，李成桂可能看过《唐鉴》。世宗李祹（1418—1450）曾命集贤殿副提学申樯、奉常判事成概、集贤殿应教俞尚智和郑麟趾等，“写范祖禹《唐鉴》”，推断此事可能与经筵讨论以唐为鉴有关。文宗时期（1450—1452），司宪府和集贤殿儒臣曾以范祖禹《唐鉴》中史论劝谏。成宗（1469—1495）曾令诸道观察使将《唐鉴》《陆贾新语》《楚汉春秋》《唐臣奏议》等册“广求道内民间，上送”。依此来看，《唐鉴》在朝鲜王朝初期流传不广。因此，中宗六年（1511）遂命刊印《唐鉴》，并赐大臣。次年，弘文馆正字李清因尽除本馆书写官之事持《唐鉴》入启。按惯例，“凡入启事，必先告色承旨”，李清此举显然与制度相违，其持《唐鉴》直启可表明此书在儒臣心中之地位。至宣祖时期（1567—1608），弘文馆以经筵事上奏，认为此书“三代以下，无此议论”，且“卷编简便”，请求进讲，但其后未见经筵记录。

宣祖二十五年（1592），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很快占领王京汉城，大肆烧杀抢掠，朝鲜王朝“历代宝玩及文武楼、弘文馆所藏书籍、春秋馆各朝《实录》、他库所藏前朝史草、《承政院日记》，皆烧尽无遗”，官方所藏《唐鉴》可能也于此时被毁，因此，光海君至孝宗时期（1608—1659）的官方记载中，未见有《唐鉴》的记录。显宗时（1659—1674）经筵进讲《资治通鉴》至《隋炀帝纪》，他曾询问范祖禹《唐鉴》中对相关史事的论断，并令弘文馆查找该书。之后，侍读官李敏叙称“搜之本馆，只有五卷”，询问是否“入纳”，显宗令“依为之”。以此来看，官方所藏已非全本。随着政局稳定及清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唐鉴》可能于清初再次传入朝鲜半岛。肃宗二十八年（1702），检讨官李坦认为，“《唐鉴》是史类，而议论甚好”，且《唐鉴》只有四卷，宜先讲，获肃宗同意。肃宗三十四年（1708）二月，《唐鉴》开始用于经筵，现存肃宗朝《承政院日记》中有三次进讲记录，分别是二月初四（卷首至卷三）、二月初五（卷四至卷六）和二月二十六日（卷十至卷十二）。另据弘文馆编《列圣朝继讲册子次第》记载，“《唐鉴》，戊子（1708）二月初四始讲，同月三十日毕讲”。检阅《承政院日记》发现，二月七日、二十七日至三十日均有“召对为之”的记载。据此推测，肃宗时期经筵所用《唐鉴》应是全本，共进讲八次，每次三卷。

景宗去世后，英祖以王世弟身份即位，他重视史书的鉴戒作用，《唐鉴》因此被用于经筵。英祖七年（1731）六月五日，修撰尹东衡就召对继讲册子询问，英祖令以《唐鉴》或《历代君鉴》请经筵厅与领议政商议。次日，弘文馆陈奏商议结果，认为以《唐鉴》进讲为宜，英祖令依议施行。因弘文馆所藏《唐鉴》仅七件，且纸品不好，全部用于经筵后，“或有儒臣入侍之时，则无可持入之件，只此七件，实为不足”，此时芸阁正在刊印《景宗实录》，英祖遂“分付岭营，限五六件急速印出”。

英祖御真

英祖八年（1732）一月初，《唐鉴》用于经筵。兹将进讲时间、卷次和入侍之臣列表如下：

表1 英祖时期《唐鉴》进讲时间、卷次和入侍之臣表

可以看出，此次共进讲九次。英祖君臣认为《唐鉴》“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乱”，可鉴戒之处较多，因此讨论得非常具体。笔者将其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唐君臣、史事为鉴。初次进讲时，侍讲官李宗城首先陈达文义，他认为：

范祖禹《唐鉴》，朱子亦亟称之矣！其曰“鉴”者，乃以书为鉴之意也。以书为鉴，则往事之善者以为劝，恶者以为戒，其为鉴大矣！以鉴为鉴，媸不能使之妍，黑不能使之白，而以书为鉴，则乱可使为治，恶可使为善，唐宗之以魏徵为人鉴，书所谓无于水鉴者，同此义也。臣亦愿殿下，特于“鉴”字上留念焉。

朝鲜王朝以朱子学立国，李宗城先陈达朱熹对《唐鉴》的称赞，意在说明此书之重要，并认为“以书为鉴”，“其为鉴大矣”，且“乱可使为治，恶可使为善”，目的也是希望英祖能够真正以《唐鉴》为鉴，因此，他请英祖“特于‘鉴’字上留念焉”。英祖对李宗城所陈深表认同，在询问相关史事后，认为《唐鉴》“论治乱之迹，颇为详悉，与《圣学辑要》，其为用心则一也”。《圣学辑要》是朝鲜王朝儒学大师李珥为国王教育而作的一部书籍，“作为圣学和君王学的教科书，是朝鲜性理学的完结本”，在英祖时期，对国王的政治思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力。英祖称《唐鉴》与《圣学辑要》“其为用心则一也”，足见对《唐鉴》相当重视。此后，君臣继续讨论。贞观十二年（638）九月，唐太宗问侍臣创业守成孰难，房玄龄、魏徵分别以创业难和守成难对之。唐太宗认为“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徵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而“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因此，“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英祖君臣称“太宗所谓‘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此言尤是矣’，凡创业则自为富贵，富贵则骄奢易生，骄奢则自致祸乱，此等处正宜鉴戒矣”，并认为“人君若常思其祖宗艰大之业，则虽欲骄逸，而其心似不得生矣”。英祖君臣在经筵中也评价唐代君臣，如认为唐大纲不正始于太宗创业之初“以宫人私侍高祖，实为闺门不正之根本”，在反隋过程中又与突厥约和，“如此等事，皆不正也”，又认为唐太宗虽是英雄之主，但好大矜功，此“宜历代帝王之鉴戒也”。唐文宗面对宦官专权，“无所作为，甘心受制，目见祖宗社稷日就危亡，而但求醉掩泣而已，世岂有如许懦弱人乎！”总之，英祖君臣讨论《唐鉴》的重要目的是以唐为鉴。

第二，通过进讲《唐鉴》，君臣交相勉戒。进讲至卷末，英祖称：

唐之贞观之治，予实有愧于心。然太宗明睿有余而专尚诈力，质实处不足，故其后世乱臣，直为篡夺而无所忌矣！我朝亦务质实，而欲矫胜国之弊，颇为文胜。今之时象，亦文胜而然也……党习杀伐之余，士气摧沮，而不沮于时象，沮于做事……此皆文胜之过也。

英祖意欲使自己治下的朝鲜王朝如贞观之治一样，为后人称颂，但他认为当时的朝鲜与贞观之治相差甚远，因此，提及贞观之治，常有自愧之心。他虽然称颂贞观之治，却认为唐代闺门不正，唐太宗“明睿有余而专尚诈力，质实处不足”，导致“后世乱臣，直为篡夺而无所忌矣”。朝鲜王朝虽“务质实，而欲矫胜国之弊”，却发展成“文胜”的局面，终致党争严重，朝臣互相攻讦，“此皆文胜之过也”。李宗城认同英祖之说，且称“臣以死罪而窃以为，圣上亦颇文胜也”。对李宗城之言，英祖回应道：

儒臣为我言病处，予亦有慨然于儒臣者，当为言之矣。儒臣，素忠厚，而父子皆谨慎，故凡于言议之际，虽无所欺蔽，而犹不如赵显命之劲节，郑锡三之无隐，此予所以慨然也。如朴文秀知无不言，言或不中，而其性禀本然，故人多不悦，而予则有取焉……郑锡三，予每于中夜思之，时或心以为锡三若在，必不如是矣！朴文秀非学问之人，而性禀甚好，若辅以学问则必胜于赵显命矣。诸臣之言之者，欲使予明目达聪，而儒臣反以紸黈充耳为言，此似偏矣。

面对李宗城的直陈，英祖认为李宗城“素忠厚，而父子皆谨慎，故凡于言议之际，虽无所欺蔽”，但不如“赵显命之劲节，郑锡三之无隐”和“朴文秀知无不言”。赵显命（1690—1752），字幼晦，他居家清俭，不治垣屋，疏奏剀直，言人所难言，秉铨六年，以公正著称。郑锡三（1690—1729）为人率直，常于君臣之间直言不讳。朴文秀（1691—1756）对国事尽心靡懈，屡掌兵权，得士卒欢心。英祖将李宗城与此三人相比，意指李宗城之缺点。二人讲毕，参赞官金潍称，“因文生义，上下交相勉戒之言，诚好矣”，并认为根治弊病之道“只在于殿下一心”，“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使举国之人，咸知圣上有大振作之意”，则“朝象之泮涣，国势之陵夷，必将丕变于神化之不暇”，英祖称“勉戒好矣”。如果儒臣劝诫国王是义务和责任，那么国王勉诫儒臣则是树立和伸张王权的重要方式，因此，英祖经筵进讲《唐鉴》，君臣交相勉诫是阐明君臣之道的重要方式。

第三，讨论朝鲜王朝问题。讲至卷三唐太宗即位初“尝与群臣语及教化”条，此条主要论太宗不用封德彝主张，而听从魏徵之言，偃武修文，很快迎来四夷自服的安定局面，太宗与群臣议论中称“朕能任公，公能称朕所任，则其功岂犹在朕乎”，以此表彰魏徵。范祖禹史论称“太宗可谓能审取舍矣”，魏徵“仁义之言，欲顺天下之理而治之”，“太宗从魏徵而不从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义之效，如此其速也”，因此，“治道在仁主所力行耳，孰不可为太宗乎？”英祖拈出此条说道：“观此则范祖禹所谓四年行政，身致太平者，非虚语也。予则临御八年，太平无论，少康难见，都城咫尺之地，有盗而莫之禁，平日每以太宗为笑，千载之下，人必笑予矣！”英祖借《唐鉴》反思自己治下的朝鲜王朝，实则另有所指，希望朝臣能如魏徵一样辅佐他，英祖此举立刻得到经筵官的回应。参赞官赵命臣首先陈奏梁夏吉之事。英祖七年，朝鲜王朝遭遇严重饥荒，出现都城虽有救济之令，但因粮食短缺，“已有成命，而尚不举行”的情况，朝鲜八道情况更为糟糕。当时全罗道幼学梁夏吉捐出近千石谷物，以为补赈之资，救济全境之民。所谓幼学，是朝鲜王朝对未获得生员或进士资格的儒生的统称，一般不能做官或授予官职。梁夏吉则因捐资有功，获得授予官职的机会，英祖此前已令铨曹从速调用，但仍未施行。赵命臣认为若无举拟之事，“此或因铨曹之遗忘，而终至于因循不论，则朝家之令，何以征信于民”，希望英祖“申饬铨曹，从速调用”。英祖称：“所达尽好，另饬铨曹，可也。”此后，梁夏吉历任南部参奉、平市奉事等职。赵命臣又陈奏仁川府使赵载博不赴任之事，赵载博以恩荫于英祖三年（1727）被起用，历任副司勇、禁府都事等职，均在京城，七年六月，被任命为仁川府使，此后，他以病为由未赴任。赵命臣陈奏完此事，英祖称，“事体所在，不当如是矣”，遂令明日“催促还任”。次日昼讲，英祖认为，“近来守令之厌避图递，实为痼弊”，仁川府使赵载博“特教催促之下，称有身病，尚不下去，事之可骇，莫此为甚”，遂令拿办。最后，李宗城劝诫英祖不应过多赐臣子御札，导致人争传玩和中宫有模仿御帖的现象，英祖对李宗城所陈进行表彰，并称“曾见东平尉《闻见说话》，略书仁庙朝事，而其中有仁庙书字甚少，人之所得者，不过数字而已之语，予见此，不觉悚然矣”，因此，李宗城所言“予当留念”。君臣借进讲《唐鉴》之机，讨论的问题非常广泛，包括用人、赋役和英祖缺点等，因此，英祖君臣进讲《唐鉴》是“以史为鉴”的重要表现，这是史书发挥政治效用的重要方式。

《唐鉴》初次进讲至英祖八年二月十九日结束，之后进讲其他书籍时，英祖也会令读《唐鉴》。如英祖二十三年（1747）八月讲至《资治通鉴》唐德宗贞元十年，英祖遂令持《唐鉴》入侍。英祖晚年，又出现令“在直儒臣，持《唐鉴》入侍”的情况，共22次，与初次进讲相比，晚年以“进读”为主，讨论较少，且间隔时间较长。至英祖四十九年（1773）十二月，令“儒臣持前《汉书》前卷、《后汉书》末卷及《唐鉴》末卷，亦为入侍”。后，未再见相关记录。在这二十余次的进读中，尤以英祖三十七年（1761）最多，计10次，为何如此？英祖在一次病愈后的自陈，或能解释，他称：

暮年三讲三对，一则追慕，一则为宗国自强，而今番差愈，实是料表。因此事莫能遂志，已自愧恧，而近又心切悚然者，何则？卧召儒臣，命读《唐鉴》，贞观之治，汉唐初一，而晚犹有魏徵之勉戒，玄、宪、宣三代初政，其虽可观，或判若二政，或有不克终者，心常自戒。其惟衰年，觉此之后，不觉耿耿，其为悚然者，不能效三代之治，将同归于唐之三宗矣。若此非徒自欺乎？心许民国，他日将何颜拜陟降？

可以看出，英祖晚年频行经筵，“一则追慕，一则为宗国自强”。追慕一词在英祖时期的《承政院日记》中出现最多，有多重涵义，包括追慕三代之治、明朝恩德、圣哲先贤、祖宗治国美政等，最终目的是实现朝鲜王朝中兴。但党争导致王权孱弱、政局不稳是实现中兴的巨大障碍。因此，他在位期间推行“荡平策”，朝鲜王朝迎来政局相对稳定、社会安定繁荣的局面。但英祖亦常感“自恧”，认为与古之盛世相差甚远，因此，他希望后继者能继续推行他的政策。可是他一直被继位问题所困扰，在此情况下，遂以世子李愃代理听政的方式，表明自己无意王位，并试图借世子之力为他辩护，推行他的政策。而世子代政期间，不仅党争渐起，质疑他继位之事的事件又再次出现，世子也未能妥善处置。面对如此情况，很可能出现他担心的“玄、宪、宣三代初政，其虽可观，或判若二政，或有不克终”的局面，若如此，“他日将何颜拜陟降？”他称“事莫能遂志，已自愧恧”，晚年心切悚然，即源于此。因此，英祖晚年令读《唐鉴》，目的在于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英祖《御制读〈唐鉴〉宜鉴戒》

英祖三十八年（1762），“壬午祸变”发生，世子被囚禁致死。此后，《唐鉴》开始用于王世孙教育，英祖曾询问王世孙一日进讲《唐鉴》几章。英祖四十七年（1771）三月，他作《御制读〈唐鉴〉宜鉴戒》一篇，训诫王世孙，认为《唐鉴》如真德秀《大学衍义》，乃是“范祖禹一篇精神可见处”，令王世孙召对此书，希望他“知予心”，“尔须读此，若范氏在前，亦若与范氏讲讨。非徒予心之欣喜，几千载下，呜呼！范氏必来谢于予梦，于今勉尔，予心怆然！冲子心亦若何，宜勉宜勉，亦体亦体”，鼓励王世孙多读此书，并以此书所载唐事为鉴。但正祖认为，“其书议论正大，义理明白，但疏欠为病”，因此，《唐鉴》未被用于经筵。纯祖时期（1800—1834），《唐鉴》虽用于经筵，但因势道政治兴起等原因，进讲次数及讨论的深度和广度均无法与英祖时期相比。此后，《唐鉴》不见于经筵。

三、朝鲜王朝儒林对《唐鉴》之认识

《唐鉴》在朝鲜王朝也受到部分儒士推崇。时任文衡的崔锡鼎（1646—1715）在挽林泳（1649—1696）诗中盛赞他“盛年文采冠鸿逵，莲烛荣光满玉墀”，“横经奥义推《唐鉴》，讲学长笺自武夷”。林泳，字沧溪，少有志于学，“早登第，被暗昧之谤，不仕，遂研究经传，早夜不懈，甚有名誉”，后选入玉堂，以善讲说著称，但他“遽婴毒疾，甚至目昏而不能视，神丧而不能言，又不能写出一句文字，兀然作儱同迷罔之人”，年四十八去世，世共惜之，史称他 “学问淹博，文辞典赡，为同进名流翘楚”。从崔锡鼎挽诗可见林泳对《唐鉴》的称颂。赵显命（1690—1752）与友人书信中定《劝学节目》，欲“使府州郡县，举而行之”，其法是“以经术为本，而辅之以史学；以讲明义理为主，而参之以课习时文。要使简而不烦，平而易行，毋泥于古昔，而务合于时措”，“毋论居斋儒生，各面学徒，所读册子，一以经书及儒贤义理文字为主”，包括《四书》《三经》《小学》等，“而欲学外家书等书者，亦勿禁”，包括《通鉴纲目》《左传》《唐鉴》。《通鉴纲目》和《左传》被朝鲜王朝推崇备至，赵显命将《唐鉴》与之并列，足见对《唐鉴》的重视。要而言之，《唐鉴》在朝鲜儒士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受《唐鉴》影响，编纂史书，包括李耔《史评》、宋徵殷《历代史论》。李耔（1480—1533），字次野，号溪翁，朝鲜燕山君六年（1501）进士，因燕山君暴政，他随父至星州。中宗反正后，任弘文馆副提学、承政院承旨等职。中宗十四年（1519），勋旧派和士林派矛盾激化，发生己卯士祸，李耔因属士林派，被削夺官职。他闲暇之余曾“仿范太史《唐鉴》著《史评》”，此书“则先生既费平生精力，其于国家之治乱，人物之臧否，必有所昭晰而辨说之者，可以为后世之龟鉴矣”。可惜其书已佚。此后，宋徵殷（1652—1720）因“纪史之家，率皆摭事实炫词采。其于臧否是非，无明辨而核论，间有史断而多捭阖诡异之论，义理权衡，无或仿佛于圣经者矣” ，受范祖禹《唐鉴》、胡寅《读史管见》影响，采“自太古以下，至于宋元，提掇历代君臣辑录、诸儒论说”而成《历代史论》四十一卷，于唐部分，大量采录《唐鉴》之论。

第二，刊印《唐鉴》。生活于中宗至宣祖时期的李桢（1512—1571），“自少好道学，晚而尤笃，师友李滉，羽翼经术，居官以兴学右文为己任”。“中朝性理之书，或有未尽刊行于吾东者，亦与退溪往复订定，相与跋之”，如《延平答问》《朱子诗集》《范太史唐鉴》等，“必入梓于所历州府，虽在散地，若见性理书可羽翼经传，而无板本者，亦力劝傍邑守宰，必使刊行而后已”。他任庆州府尹期间曾刊印《唐鉴》等书，并请李滉写跋，李滉以“《唐鉴》跋，滉何敢作耶”为由，请李桢“更求时贤善手”写之。韩国现存有李桢校《东莱先生音注唐鉴》5册20卷，应是当时刊印。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藏李桢校木活字本（1791年）《东莱先生音注唐鉴》卷一

第三，通过读《唐鉴》而阐发议论。在这方面，李瀷（1681—1763）可为代表。其所著《星湖僿说》“经史门”下有《唐鉴议论》一篇。兹摘录如下：

范淳夫作《唐鉴》，伊川谓“三代以后无此议论”，盖专用伊川意而以得人为重。世教衰而私意横流，智力售而贤德窜伏，天下不复治矣！今人不但不能行，见亦不到此，如朝臣经筵劝讲，若上书论得失，又若儒生陈说对策，莫不津津说得贤辅佐，其心何尝一毫在此，正如鬼念大悲咒相似，虚飘飘地沙魇过世，故古人讥之，谓问则不会，做文字则不错，所谓不错亦不过猎撺前言，都无实得，其实得之言见之自别，如《唐鉴》是也……孔子言：“卫灵之无道，犹以用人”。当其才断之，谓不亡，当春秋之际，卫最多贤，柳庄、蘧瑗、史鰌、公叔发之徒济济咸造，读《干旄》之诗，知延聘之礼若是其挚矣；读《北门》之章，又知倚任之重若是其专矣。列国何尝有是，以六毕四一虎噬鲸斗之际，而卫独延至于二世之时，得人之效明矣！

李瀷，字子新，号星湖，属于南人党，受其父党争失败的影响，无缘仕途，潜心向学，成为朝鲜王朝后期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自称《星湖僿说》是读书闲暇之余戏笔和悠闲之作。可以看出，李瀷认为《唐鉴》之论意在“以得人为重”，并以“卫独延至于二世之时”为例，说明得人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如今之世不仅不能任用贤明，亦不解《唐鉴》之深意，因此，“世教衰而私意横流，智力售而贤德窜伏，天下不复治矣”，朝臣经筵劝讲、上书论得失，儒生陈说对策等，虽“莫不津津”，也仅是“猎撺前言”，“都无实得”，实得之言尽在《唐鉴》之中。因此，《唐鉴议论》乃是李瀷借《唐鉴》之言，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的见解之作。

综上，范祖禹因与司马光关于唐代诸多史事的论断不同等原因，将唐史编年删减而成《唐鉴》，并进呈皇帝，期以唐之史事鉴之于宋。但直至北宋灭亡，《唐鉴》并未受到皇帝重视。南宋至清，《唐鉴》虽用于经筵，但其与政治的互动，即皇帝如何以唐为鉴，并未留下太多记录。士人虽称颂《唐鉴》，却与范祖禹纂书目的不甚相合。与《唐鉴》在中国古代的命运不同，朝鲜王朝比较重视该书的政治效用，尤其在肃宗和英祖时期，《唐鉴》被用于经筵。英祖君臣不仅以唐代君臣和史事为鉴、君臣交相勉戒，还以此讨论朝鲜王朝的现实问题，这是英祖君臣以《唐鉴》为“鉴”的重要表现，而儒士对《唐鉴》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是中朝不同政治和文化状况的反映。

《唐鉴》编纂完成后，因党争被列为禁书，在此情况下，自然不被皇帝和经筵官重视。南宋至清，《唐鉴》虽偶用于经筵，但经筵仍以《四书》《五经》为主，且日益形式化，成为皇帝主导下维护皇权的重要工具。《唐鉴》意在告诫皇帝以唐为鉴，具有一定的说教意味，很难被君主接受，自然不会被君臣认真研读。而儒士称颂《唐鉴》，意在通过阅读《唐鉴》理解唐代治乱之源。朝鲜王朝时代，经筵在朝鲜王朝发展成君臣互动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经筵中，国王既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也是圣王之道的学习者，经筵官则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圣学的讲授者，国王和经筵官兼具双重身份。且受多重因素影响，经筵成为王权伸张和经筵官传达及实现圣王之治的重要方式，并发展成“经筵政治”。因此，朝鲜王朝经筵不仅包括君臣讲论经史书籍，也包括君臣陈奏问题和反思为君、为政之道等，并以此指导政治实践。英祖时期是朝鲜王朝经筵的繁荣时代，《唐鉴》因“深明唐三百年之治乱”，对英祖君臣学习圣王之道和维护王权大有裨益，因而受到重视。同时，朝鲜王朝以朱子学立国，刊刻、士子研习均以儒学经典和朱子著作为主，《唐鉴》受到的关注自然较少。

作者简介

袁昆仑，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中韩文化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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