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良：从活泼开朗到患躁郁症，她一辈子都在学习如何做蒋家媳妇

都知道蒋经国娶了一个俄罗斯太太，名“方良”，与她的原名“芬娜”谐音。芬娜和蒋经国是在1933年苏联思维德洛夫斯克的“乌拉尔马许重型机械厂”认识的。

当时的芬娜还是17岁的花季少女，父母双亡，有一个姐姐相依为命。姐姐嫁人后，她就只身到机械厂工作养活自己。

如果她当初没有选择这里，她的命运就不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她很可能和自己的姐姐一样，找一个当地的普通人，结婚生子，一辈子都不会离开这寒冷的西伯利亚。

芬娜长得高挑美丽，是公认的“厂花”。据说她是在一个加班的夜晚赶回宿舍的路上，被大汉拦住欲非礼，然后被蒋经国“英雄救美”的。

但这一说法没听当事人提起过，不知是不是谣传，总之两人很快确立了关系。

蒋经国在苏联的日子很辛苦，他在回忆录《我在苏联的日子》中写道：

“我在苏联度过了十二年，经历了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当年我们经历的痛苦并非梦境，而是最残酷、最惨痛的现实”。

所以那时候芬娜的出现就像一道光，照亮了蒋经国的至暗时刻。

蒋经国在回忆录中简短地提到芬娜和自己：

“我在乌拉重型机器厂那几年里面，芬娜是我惟一的朋友，她是个孤女。一九三三年我认识她时，她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工厂内，她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我每逢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及加以援手。”

芬娜是一个热情活泼的女孩，喜欢唱歌、跳舞、游泳、打球。

在BTV卫视推出的纪录片《档案》中，节目组采访了芬娜昔日在苏联的好友玛莎，她对芬娜的描述是

“长着一双像是东方人的眼睛” “很开朗，总是仰着头走路” “在工厂中有很多追求者”

就是这么一个阳光少女，在嫁入蒋家，尤其是随夫回国以后，变得越来越沉默。后来更是很少公开露面，深居简出，被外界称为蒋家最神秘的“第一夫人”。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要从她回国后的日子说起——首先面临的，是公公的冷落。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记载，他起初是反对儿子娶一个洋人儿媳妇的，但他又怕公开反对会给儿子带来生命危险，因此就干脆不管了，随他。

1937年4月初，蒋经国带着芬娜和1岁的长子孝文回国，27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丰镐房大宅接见了蒋经国夫妇。

芬娜已按未曾谋面的公公要求，换上了中式旗袍。她挽着丈夫的手，别扭地走到公公面前。蒋经国跪下给蒋介石叩头，而芬娜则傻站在一旁。

蒋介石的脸色很难看，哪有媳妇见公公不叩头的？后来还是经过蒋经国的劝说，紧张的气氛才缓和下来。

紧接着，蒋经国又带芬娜去拜见自己的生母毛福梅。不同于“后妈”宋美龄的疏离感，毛福梅显得亲切多了，她非常满意儿媳妇，还告诉别人，芬娜是她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按照当地的习俗，蒋经国夫妇又在毛福梅的主持下，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中式婚礼。

他们穿着中式礼服，依次举行了献茶、拜堂等仪式，还让新娘献上“围巾布褴”。蒋家大厨还炒了“谷花胖”，浓烟熏得新娘闭目难忍，亲友则在旁拍手大笑……就这么闹腾了五六天才消停。

从那以后，芬娜就改名为“方良”了，取“方正贤良”之意。资料中有说是蒋介石改的，也有说是毛福梅改的，还有说是蒋经国改的。不知哪个说法可取。

总之，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又改了中国名后，蒋方良好像被换了人生。

各种繁复的礼节就不说了，饮食和气候她也很不习惯。她想念故乡常年的寒冷，想念黑面包和奶酪。但她仍然在努力学习着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媳妇，准确地说，应该是蒋家媳妇。

她穿起了旗袍，拿起了筷子，并学习讲中国话。为此，毛福梅还特意聘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教儿媳普通话和溪口话。

这一切困难对蒋方良来说都不算什么，因为她爱丈夫。

1939年，是蒋经国开展鸿鹄之志的一年。他到江西担任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蒋方良也随丈夫一起赴赣，任保育院院长。

当时在赣州工作的女干部，也是经常同蒋方良接近的。其中包括一名叫章亚若的年轻女人，她是蒋经国的秘书，受蒋经国之托，教蒋方良中文。

章亚若多才多艺，还会唱京戏，蒋方良要她教自己唱。

她万万想不到，这个女人和丈夫之间有问题。等她有点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如胶似漆了。但她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外国女人，能怎样呢？只能选择隐忍。

有一次，她随蒋经国到重庆，经过衡阳的时候，去探望了一位苏联女友。两人在异乡重逢很是激动，于是女友邀请方良在衡阳住几天。蒋经国和司机就住在招待所等待。

次日清晨，蒋对司机说

：“我到桂林有事，后天回来，不要告诉夫人，这两千块钱，你送去给夫人使用。”

待蒋走后，司机就到蒋方良处，把钱给了她。

“专员到哪里去了？”

蒋方良问。

“专员没告诉我。”

蒋方良听了很纳闷，于是严厉地问：

“他到哪里去了？你也帮着瞒我？”

司机见夫人发火了，只有说：

“他到桂林去了。”

“到桂林做什么？”

“他没有讲。”

蒋方良越想越可疑，于是带了随从，让司机送她到火车站，她要亲自去桂林找丈夫。

她到了桂林后，人生地不熟，一筹莫展，于是就打电话给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李济深急忙帮着到处找，然而未果。

待她心灰意冷地回到衡阳时，发现蒋经国正站在月台上，笑嘻嘻地等着接她呢。他去桂林干什么了？只有他自己知道。

还有一件事，是在国民党励志社工作过的李中奇回忆的，1940年夏，重庆专派御用摄影师到蒋经国家为他拍全家福。

摄影师说，蒋方良和孩子们都很高兴，换上了服装，但蒋经国却态度冷漠，还拒绝拍照。为此，夫妻发生了争吵。

李中奇认为，那是因为蒋经国不想让自己的外国妻子和混血儿女广为人知。这又是为什么呢？

1942年，章亚若在桂林产下了一对双胞胎，即孝严、孝慈兄弟。当年8月，章暴病而亡，后来普遍认为是蒋介石派特务将其毒死的。

蒋经国那阵子痛不欲生，经常戴着墨镜掩饰红肿的双眼，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蒋方良知道章亚若暴亡的消息，但她一直不知道章有一对双胞胎儿子，直到蒋经国去世后，章孝严对外公布了自己的身世，蒋方良才听说。

这对她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因此章孝严之后要认祖归宗，蒋方良似乎并不赞成。

随着蒋经国事业的上升，围绕在他身边的莺莺燕燕越来越多。

美国学者陶涵在《蒋经国传》中写了这么一段：

“根据长久追随他的部属的说法，经国把工作、家庭生活和社交生活分开来。他深爱家人，有时候也与子女玩，但是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若干貌美、聪明的女性受到他的吸引而与他亲近，已婚、单身的都有。”

面对这些，蒋方良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自己找事情做，来填补寂寞与孤独。

她喜欢打麻将，蒋经国说，不希望有人说他的夫人“也打麻将”，于是她放弃了这一爱好；她喜欢打球，喜欢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快感，但蒋经国也因此指责过她，她又放弃了……

她只有学习起了绘画，让自己变得很“优雅”，符合蒋家媳妇的标准。日益变窄的交友圈和受限的活动空间，让原本活泼的芬娜，变成了沉默的蒋方良。

再加上丈夫在外面的每一件风流韵事，都在她的伤口上撒一把盐，她又不能“一哭二闹三上吊”，只能忍着，在家带孩子，等丈夫回来的时候，悉心料理他的生活，做好贤妻良母。

时间久了，蒋方良病了，而且是精神上的疾病。她压抑得太久了！

那段时间，她经常在屋内楼上楼下地来回走动，到处翻箱倒柜，东西洒落一地。更严重的时候，她甚至脱光了衣服，全身赤裸，口中念念有词，烦躁地满屋子到处跑，总管阿宝姐见状急得满屋子追蒋方良，为她披上衣服，遮盖裸体……

蒋方良的行为引起了蒋经国的重视，他急忙请荣总医院精神科的大夫到寓所为蒋方良看诊，经诊断，她是患了躁郁症。后来医生开了药让蒋方良按时服用，她的病才得到有效控制，没有往更坏处发展。

看看蒋方良，远离故乡，摒弃一切爱好和习惯，压抑着自己爱玩爱动的天性，甚至在丈夫出轨时只能选择做“哑巴”，她努力相夫教子，做一名合格的蒋家媳妇，完全是“奉献型”人格。

蒋介石对她很满意，给她送来亲笔题的“贤良慈孝”四个字，蒋经国也对她为家庭的奉献而感动，但是这些算什么？

符合了所有人的希望，唯独辜负了自己。

随着“蒋经国时代”的到来，蒋经国更加地繁忙，而蒋方良也因自己的身份而多了很多顾虑，她几乎不出门，也很少与外人来往。

就算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希望她帮着吹吹“枕边风”，她也委婉拒绝，表示自己不管先生的事。几十年来，蒋方良从来没给蒋经国惹过一件是非，她变得更加沉默，被台湾媒体称为“最没有声音的第一夫人”。

1988年，蒋经国病逝。蒋方良痛不欲生，望着从冰柜拉出来的丈夫遗体，她细细地抚摸着，仿佛他只是睡着了一般。这种深情让旁人看了皆不忍。

她不愿意去任何地方，只要静静地守在她和丈夫共同生活过的房子里，不时到丈夫的房间，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小儿子蒋孝勇要接她去美国，她也表示不习惯，要留在台北，留在丈夫的家中。

所谓旁观者清，我们看看他人对蒋方良的评价。

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宋时选说：

“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著名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于蒋经国逝世后，在台湾《中国时报》以致蒋方良公开信的方式评价她：

“你是一个来自远方的人，虽然贵为蒋家媳妇，又做了第一夫人，但我相信你是有情感，有血有肉的人，50多年来为了爱，为了追求你的丈夫，你离开了你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那种勇气，那种毅力，那种牺牲似乎很少有人提到。……如今我见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寂寞……”

陈香梅

1994年9月18日，蒋方良由儿媳蒋方智怡陪同，去拜见刚从美国回台的婆婆宋美龄，看着一如既往谨小慎微的方良，宋美龄忍不住感叹：

“我历来主张女人要强，可你老是像从前那样唯唯诺诺，经国已经不在了，你为什么老是那样束缚和封闭自己呢？”

当时的蒋方良，已经接连失去了长子孝文和次子孝武，而两年后她又失去了仅剩的三子孝勇。唯一的女儿孝章也远嫁他国。2000年，服侍她五十余年的管家阿保姐也回大陆定居了。

只剩年逾八十的蒋方良一人枯坐轮椅上，终日痴望着丈夫和4个孩子的照片，好在孙女蒋友梅还偶尔回来陪陪她。

她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死了以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这就是那个原本活泼开朗，走路总是仰着头的少女芬娜，为了爱，为了家庭，慢慢变成沉默的蒋方良的故事。令人唏嘘，引人感叹，很多人为她感到不值，但同时又佩服她那种隐忍与淡然。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嫁入蒋家造就了蒋方良，还是蒋方良早就潜伏在芬娜的人格深处了？这将永远是个谜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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